對李士群心存幻想

  1941年，由於日軍對重慶市區頻繁轟炸，軍統羅家灣局本部已無法正常辦公，當年5月，局本部暫時遷移到距市區20餘里的繅絲廠鄉下辦事處辦公，羅家灣只留下一個辦事處。

  大約在陳恭澍、齊慶斌等人被捕兩個月前，即8月31日，郊外局本部戴笠的辦公室里，由羅家灣辦事處處長李肖白帶來一位客人，這位客人就是余祥琴。

  余祥琴是安徽黟縣人，是原上海紗布交易所理事長聞蘭亭的繼子，此前以律師為業，在上海小有名氣。

  早在6月中旬劉原深被捕之前，戴笠便開始物色策反李士群的人選。不僅因為李士群「放過」了劉戈青，還在於此時他在汪偽內部的傾軋中處於被動地位。

  李士群擠走丁默邨，讓周佛海看到了他在偽特工總部的實力。汪偽政權成立後，原先追隨汪精衛的大小漢奸迅速分化為兩個陣營，一方是以汪精衛為首的廣東派，一方是以周佛海為首的非廣東派，而雙方內部又各有派系，可謂錯綜複雜。周佛海為了拉攏李士群為自己助威，特意將自己兼任的偽警政部部長一職讓給李士群。豈料李士群一上任就一腳踢開了周佛海，由擁周轉而擁護陳璧君，投靠了公館派（汪之廣東派中的嫡系），與周佛海分庭抗禮，連周推薦其親戚到警政部任職都硬頂了回去。周佛海畢竟是汪偽組織中響噹噹的實權派，論資格論身份地位，李士群都差了一大截，在兩人日益公開的對抗中，李士群毫無懸念地處於被動地位。

  對戴笠來說這正是機會，可趁此機會將李士群拉過來為我所用。

  儘管唐生明赴上海之前戴笠也曾向他交代這項任務，但唐生明原本與李士群素昧平生，取得信任並非一朝一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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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找到一個與李士群素有深交、對其能產生影響而又願意擔此重任的人談何容易！為此，戴笠委託居住香港的杜月笙代為查找。杜月笙找到的這個人就是余祥琴。

  其實余祥琴與李士群並無深交，但余祥琴有恩於李士群，這或許比熱絡的交往更有作用。1934年，李士群主辦的雜誌登載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為此日使館行文請工部局總巡捕房對李提起公訴，該案經余祥琴從中安排，並為李出庭辯護，使李士群獲宣告無罪。李士群對余祥琴感激不盡，拿出公款予以酬謝。余祥琴堅辭不受，並說李士群遭此訴訟是出於愛國熱忱，自己怎能接受酬謝。李士群深受感動，言他日定當圖報。

  1939年4月，李士群在組織偽特務機關「七十六號」之後，曾登門拜二訪余祥琴，一進門就說起他自1937年年底從南京撤退後的情況，說先是隨唐生智留守南京，結果狼狽撤退，又從武漢撤到香港，這才肩負重任回到上海。

  李士群所說的「重任」，就是指認賊作父組建偽特務機關。余祥琴雖是上海小有名氣的律師，但當時並不知李士群就是「七十六號」掌門人。

  李士群顯然不是來還「人情債」的，而是覺得余祥琴在上海做執業律師十年，各方面關係都很夠，對兩租界警務當局及社會各階層都很熟悉，尤以歷來承辦刑事案件頗負時譽。而當時日偽不能隨意在租界抓人，且常常在抓捕、引渡方面受到牽制，自然想請余祥琴為其助力。

  余祥琴則覺得時隔四五年，「已隔膜疏遠」，「不擬再與交往，故淡然置之」。余祥琴客氣地應付一下，並沒打算與此人繼續來往。卻不料山不轉水轉，沒過多久他竟然需要找李士群幫忙了！

  當年秋，交通部在滬留守人員陳福源及孔祥熙的留守人員余新福先後被滬西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所逮捕，後經黃金榮向余祥琴打聽誰與李士群熟稔，余祥琴這才知道李士群已成為「七十六號」的主持人。

  余祥琴平素以道義自任，有強烈的國家觀念，「八一三」淞滬會戰中曾擔任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總幹事，對搶救傷兵難民出力頗多。遇此事情，自是當仁不讓，立即登門往訪李士群。李士群倒也顧念舊情，不久便將陳、餘二人無條件釋放。

  於是，經杜月笙穿針引線，余祥琴由上海到了香港，又於8月30日秘密飛往重慶。其時敵機白晝空襲重慶市郊，每天須躲避警報十小時之久，直到31日傍晚，余祥琴才被李肖白送到郊外局本部。

  由於事先已知余祥琴到來，所以不等介紹，戴笠就熱情地向余祥琴伸出手，連說：

  「余律師，久仰久仰，一路辛苦了！」

  寒暄之後，戴笠親自陪著余祥琴來到餐廳，由李肖白等人作陪，為余祥琴接風洗塵。席間推杯問盞，觥籌交錯，熱烈的氣氛讓余祥琴感到了戴笠對他的熱情和重視，也讓他見識了戴笠的海量。

  重要的是，喝過酒後照談工作，一談就談到了凌晨兩點。談上海的局勢，談租界的情況，談「七十六號」和李士群，談李士群沒有把劉戈青交給日本人，談遊說李士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當然，更忘不了談對方。

  談對方，不是恭維，卻要讓對方感到十分受用。其實凡是對工作有幫助的人，無論同窗、朋友或其他人引薦的陌生人，無論是將對方變為下屬，還是變為運用人員，或者在某件事上給予幫助，戴笠都會個個欣賞，對個個禮遇有加。不僅要調動對方對這個工作的熱情，使其信心滿滿，更要讓對方感覺到自己被重視，被賞識，然後高高興興地去出力、去賣命。

  這正是余祥琴當時的感受，所以他在《追擊》中不僅記述了戴笠對他的熱情、賞識與信任，也寫了他對戴笠極好的印象，對戴笠的形容也十分準確：

  「戴身材壯實、面色黝紅、眉毫粗濃、眼神奕奕、不怒而威、語言激昂、酒量宏豪，至氣憤不平處，輒作握拳切齒之狀。」

  如同當初動員唐生明去汪偽內部臥底，對余祥琴的工作布置也是先做足了「鋪墊」，然後話鋒一轉，開始布置任務——策反李士群。

  「您同李士群講，現在是他的一個機會，把汪逆精衛殺了，我們會集中力量響應他安全撤退；或者乘汪精衛到達蘇州李之勢力範圍內劫持汪逆來歸，我向委員長保證給他更好的地位；或者由他協助我們同志完成制裁汪逆的工作，我發給獎金300萬，參加行動諸同志再保送出國深造。」

  當時法幣13元合美金一元，300萬折合20多萬美金，可見數目之巨大。

  即便如此，戴笠的想法也未免異想天開。李士群既費盡心機投靠日本人，即使其靠山不是汪精衛，也絕無可能對汪實施刺殺；而李身兼警政部部長、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清鄉委員會駐蘇州辦事處處長等數個肥差，到處搜刮民脂民膏，連周佛海不久後為偽中儲行在蘇州地區推行偽中儲券，都被迫留下2000萬買路錢，而這筆錢幾乎全部進了李的個人腰包，300萬哪還有什麼吸引力？

  余祥琴也並不了解李士群目前的狀況，就這項任務接觸李士群之前，一切都不敢打保票，尤其刺汪，茲事體大，軍統調動各方面力量從河內一路追殺到上海、南京，都未能阻止他當上日本人的「兒皇帝」，李士群作為一個主動投敵的漢奸，肯擔當如此重大的任務嗎？

  當然，戴笠也強調，要把握勝利，收復失地，必先剷除偽組織。即使達不到刺汪目的，能將李士群拉過來，使偽組織為我所用，也將大大減輕渝方在上海的壓力，能很好地保護軍統在上海的潛伏人員的生命安全。

  雖說遊說李士群刺殺汪精衛余祥琴沒把握，但策反李士群他還是有信心的，尤其保全軍統上海潛伏人員的生命安全，這一點相信李士群能做到。余祥琴雖無特工經驗，可憑藉律師的口才和與李士群的特殊關係，相信達成這一任務並不困難。當場明確表示：

  「參加戴先生領導的工作，正是我為國家報效的機會。為求達成任務，不惜任何犧牲。」

  第二天又是從傍晚開始，談到凌晨兩點半，安排了余祥琴的化名、與戴笠本人的直接聯繫方式，並通知滬一區撥一部專用電台供余祥琴使用。至於與滬一區的聯繫，戴笠要求「以秘密方式與滬一區區書記吳維揚同志取得聯繫，對其他人一切保密」。

  吳維揚是齊慶斌的化名。當時滬一區尚在正常運轉之中，戴笠拋開區長陳恭澍要余祥琴單獨聯繫齊慶斌，可見對陳恭澍早有防範。

  余祥琴需要配備的裝備與經費，戴笠已通知杜月笙及香港區區長王新衡在港代為安排。

  9月2日中午，余祥琴飛往香港，9月11日由港乘輪返滬，9月15日抵達上海。

  王紹謙回上海是繼余祥琴之後，9月10日離渝飛港，9月18日從香港啟程返滬，比余祥琴剛剛晚了一周。

  接連派出兩人赴上海，一是監督陳恭澍，一是策反李士群，戴笠以為如此安排可避免陳恭澍重蹈王天木覆轍——一旦拉過李士群，陳恭澍也就沒有了被捕的可能。而陳恭澍主動投敵的可能自然很小。

  然而，戴笠大錯特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