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電報引發的擔憂
2024-09-26 04:43:18
作者： 楊帆
劉原深被捕入獄，令戴笠深感意外。他原以為這個工作踏實、任勞任怨的年輕人，已經坐在中央軍校的課堂上了，沒料到陳恭澍一意孤行，白白毀了一個正直青年的大好前程，甚至性命，實在可惜！
對陳恭澍的目無組織隨心所欲、不達個人目的決不罷休的行為，戴笠早有領教。這些暫且不計，戴笠更擔心的是危機時刻陳恭澍如何應對。當年在石友三案中，一個小小的雜糧店管事招來同為兄弟單位的軍警，便把他嚇得倉皇出逃，一逃就是千里之外；如今上海形勢複雜，日本人顯然比兄弟單位的軍警更可怕，萬一哪天陳恭澍招架不住，會不會走王天木的投敵之路？
就在這個時候，戴笠收到陳恭澍的電報，竟然要求要到滬西、南市幾個賭場，用威脅勒索手段弄一大筆錢，作為滬一區的補充經費。
滬西一帶屬於公共租界越界築路部分，目前是汪偽的勢力範圍，「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就設在滬西地段的極司菲爾路，同時亦有日本武裝憲兵（屬日本滬西憲兵隊）駐守。當地居民把那裡稱作「歹土」，唯恐避之不及，陳恭澍卻要去那裡實施搶劫，這不僅讓戴笠大跌眼鏡，更引發了戴笠對陳恭澍的兩點懷疑：其一，陳恭澍靠不住；其二，滬一區經費去向有問題。
那麼，滬一區巨大的經費開支去了哪裡？
陳恭澍嗜賭好嫖，戴笠早有耳聞。在各種制度包括財務制度並不健全的情況下，外勤單位一把手用錢，確實無人可以控制。如同戴笠用錢，包括他自己所住公館，全部都是公費開支，無所謂個人的還是公家的。
就這種並不健全的財務制度，陳恭澍也是極力反對的。當然，他反對的並不多，只有一點，那就是花錢記帳，且保留憑證。他對記帳深惡痛絕，說起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振振有詞：
「有金錢出入，總得記一筆帳，這正是對特務工作本質上要求嚴格保密的一大諷刺。我們為了此一問題，曾傷透了腦筋，甚至發生過爭執，可是又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最令人擔心的就在這裡，萬一有一天會計部門出了事，那才是不堪設想呢。」
實際上，陳恭澍要的是，錢到滬一區，他想怎麼花就怎麼花，不記帳，所以他多次抱怨軍統的財會制度太死板：
「在敵後工作，記帳實在是一個大忌。為了這個問題曾反覆研商多時，但是會計作業是獨立的，而且強調任何開支必須憑原始單據才能向上報銷。儘管不斷在改善名稱、數字等的登錄技巧上下功夫，可是依然抹不掉那些啟人疑竇、欲蓋彌彰的記號。」
啟人疑竇、欲蓋彌彰的記號是什麼呢？軍統外勤單位均使用化名，且往往一人多個化名，並時常更換化名，即使有單據落入敵手，也很難知道上面簽署的名字是誰。一般經費支出亦看不出破綻，重要行動用款，又怎會在支出單據上細說該項行動？
陳恭澍想抹掉什麼呢？
很有可能就是他公款私用造成的巨大虧空。如果沒有猜錯的話，這個虧空應該不是一個小數目。儘管只是猜測，戴笠還是毫不猶豫地下令有關人員對滬一區進行秘密查帳。
隨後，戴笠手諭王紹謙，三日內赴上海工作，動身前到曾家岩公館聽候召見，面示此行任務。
王紹謙是王蒲臣的堂侄，江山城關人，生於1911年，1937年6月考入軍統南京譯電訓練班，曾任局本部譯電員，也曾在武漢法租界巴黎街八號任戴笠的私人秘書，負責譯電兼收發戴笠的私人信件。
戴笠布置監視汪精衛及刺汪時，王紹謙在香港參加了當時的通訊工作。也就在這個時候，戴笠的結髮妻子毛秀叢患病在上海住院，王紹謙被派回上海，擔任上海區譯電工作，同時照顧毛秀叢。
1940年年底，軍統南京區區長錢新民在上海被「七十六號」逮捕，而王紹謙與他常有聯繫。出於安全考慮，戴笠將王紹謙從上海撤回，先在外事訓練班第二期學習，畢業後擔任戴笠的隨從秘書，住在楊家山戴公館。
戴笠在重慶先後有三個公館，即曾家岩公館、楊家山公館和後來的神仙洞公館。
1940年，因重慶頻繁遭到日機轟炸，軍統局本部所在地羅家灣目標太大，遂在重慶郊外約20里的繅絲廠建立「鄉下辦事處」，將「甲室」和編制科以及各處室的文件檔案全部轉移到辦事處。在1941年敵機轟炸最嚴重的一段時間，軍統局本部曾全部搬到這裡辦公，戴笠的住所就設在繅絲廠側面的楊家山上。
郊外的楊家山公館和城裡的曾家岩公館，是戴笠經常下榻、辦公的場所，所以在楊家山公館也配備了相應的辦事機構，王紹謙就是在這裡給戴笠當秘書的。
王紹謙接到戴笠手諭的當天，即1941年9月8日下午，又接到「10日上午登機飛港」的通知，9月9日下午，王紹謙攜帶行李來到曾家岩公館等候召見。
當晚戴笠喝了酒，回到公館就睡過去了，直到半夜醒來才將王紹謙叫到會客室。在簡單介紹一下陳恭澍那封電報後，戴笠說：
「我怕陳恭澍靠不住，你這次到上海必須注意他的情況，隨時來電向我報告。」
也就是說，王紹謙的第一項任務是監視陳恭澍。
「另一項工作，也是這次派你重去上海的主要任務，就是與原南京區副區長尚振聲秘密聯繫，傳遞情報。」
尚振聲是繼錢新民被捕後，在南京被捕的，不久前由李士群下令釋放並委任為偽第七旅副旅長。汪偽的陸軍第七旅是屬於李士群偽特工總部的部隊，尚振聲出任偽職後，便秘密尋求與軍統恢復關係，並派人到重慶局本部見戴笠，要求在上海指定專人和他保持經常聯繫。由於王紹謙對上海情況比較熟悉，撤出上海已半年多，危險已解除，所以戴笠決定派他返回上海。
「我已和尚派來的人約好，讓他通知尚振聲考慮你們二人見面的時間和地點。選定後，會有人送信到赫德路正明里，交給你姑母王蕉梅女士，通知約晤的時間、地點，你按時赴約即可。」
戴笠又特地叮囑說：
「你到上海後，首先挑選一位靈活可靠的交通員報局備案。為策安全，你和尚振聲見面僅此一次，以後由各自交通員居間聯絡。屆時帶交通員去見面，雙方約好接頭地點和接頭方式，以便日後互遞情報與指示。」
「好。平時做什麼工作？」
「別急，會有你的事做。你記住，以上的任務都是秘密任務。你到上海後去滬一區報到，接替人事助理秘書工作，原人事助書桂滌非俟辦好交接手續後赴港待命。此事已由局本部電令滬一區知照辦理。」
最後戴笠又叮囑王紹謙到香港後，向香港區支領600元港幣，用其中500元添置行裝，用另外100元選購一件禮品，代替戴笠本人帶給王蕉梅。王紹謙由港赴滬的船票，已由駐港總務郭斌購買。
當夜，王紹謙就留住在戴公館，第二天一早由戴笠的隨從副官賈金南送往沙坪壩機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