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後院失火，貽笑天下 反共之心不死

  1940年年初，位於棗子嵐埡的「漱廬」裝修完工，軍統局局本部終於有了一個相對集中的、自成一體的辦公場所。

  軍統局遷到重慶後，局本部內勤人員已達1000多人，因找不到較為集中的辦公場所，局本部各部門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直到一年多後，在原有辦公場所羅家灣二十九號周圍，買下羅家灣十九號及十九號至中二路占地約200畝的房屋及空地，加上與十九號相連的「漱廬」，才有了一個局本部工作人員集中辦公與食宿的場所，統稱「羅家灣大院」。

  「漱廬」其實是軍統局的招待所，是外勤高級特務回局本部請示匯報的住所，有一個側門直通局本部。院子大門的門楣上掛著一塊醒目的橫匾，上面用五彩玻璃鑲嵌著「漱廬」二字。院子裡有一幢中西合璧的三層小樓，按最初的設計，一樓有會客室和飯廳，二樓有戴笠的會客室，三樓有幾個局級幹部的辦公室與值班室，二三樓均設有客房。

  這座三層小樓的主要功能就是接待客人。軍統在重慶的辦公用房包括戴笠個人的公館，在裝修布置上都很簡單，唯這幢中西合璧的小樓，不僅環境幽雅，裝修布置在戰時的重慶也堪稱豪華與排場。一樓百十平方米的大廳里，雖然擺放著半舊的沙發，但在花草、字畫和精緻的木質扶梯的點綴下，倒也和諧雅致。二樓戴笠的小會客室里還擺上了古董架，更顯附庸風雅。

  樓前屋後也是庭院深深，蒔花植木嫣紅奼紫。

  戴笠向來要面子，年少青澀時代打腫臉充胖子的事不勝枚舉，如今統率著偌大一個軍統，又怎會不講究中國式排場？

  「漱廬」成了軍統對內對外的窗口，戴笠的重要客人都在這裡接待，包括食宿。戴笠本人並不常到這裡辦公和住宿。常住這裡的除了門房、廚子、勤務兵各一名，就是秘書一兩名。王蒲臣曾在這裡辦公、居住，並代表戴笠接見賓客與回渝的外勤人員。

  

  「漱廬」的另一大功能，就是在此舉行大型活動與集會。一樓約一百平方米的大廳為開展活動提供了場所，樓後面沿山坡向下，是一大片開闊的草坪，正是舉行大型集會的絕佳場地，被軍統稱為「羅家灣廣場」。

  1940年4月1日是軍統成立八周年紀念日，正在躊躇滿志的戴笠，決定在這裡舉辦軍統成立以來的第一個紀念大會。

  陽春三月，戴笠漫步在開闊的草坪上，走在旁邊的是「四一大會」指揮王兆槐和總務郭斌。兩人邊走邊向戴笠匯報搭建天棚遮蓋住整個廣場的設想。

  戴笠正聽得津津有味，毛人鳳拿著一封電報急匆匆趕來。

  毛人鳳這個代主任秘書，在局本部幹得有聲有色，既有代表戴笠處理一切公務的權力，而又拿捏得十分得當，從無僭越之嫌，在戴笠心中的分量也越來越重，逐漸成為軍統名副其實的「內當家」。

  從毛人鳳的神色看，是發生了事關重大的緊急情況。

  電報是軍統川康區區長張毅夫（又名張嚴佛）打來的。

  由於西安事變中，西北區徹底崩潰，戴笠於1937年年初派張毅夫到西安，重建川康區，坐鎮西北。張毅夫的公開身份，是軍委會西安行營辦公廳第四科科長。

  張毅夫在電報中稱，3月14日，成都發生饑民搶米事件，經查系中共領導的有計劃的「春荒暴動」。已當場逮捕左派報刊《時事新刊》記者、中共地下黨員朱亞凡，並已由成都行轅主任賀國光、川康綏靖主任鄧錫侯領銜通告，以「臨場指揮春荒暴動，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將朱亞凡判處死刑，就地正法。電報上，張毅夫還列出了多名中共黨員的名單，說他們是「春荒暴動」的幕後操縱者，請戴笠下令，將他們予以逮捕。

  戴笠核查這些人的姓名，發現他們都是上了軍統黑名單的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

  抗戰爆發以來，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蔣介石口頭上稱「聯共抗日」，實際上反共主張從未改變，只不過戰場形勢緊迫，一時無暇顧及。到1939年10月末，在廣州、武漢相繼失陷後，日軍由於戰線拉得太長，再無力大舉進攻，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蔣介石終於倒出手來，於1939年元月召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抗戰期間「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並設立「防共委員會」，特別強調，要以特務手段破壞共產黨在各地的秘密組織。

  但由於年初戴笠忙著布置河內刺汪，緊接著上海冒出個偽特工組織「七十六號」，上海區連遭重挫，攪得他焦頭爛額，對反共之事僅僅是做了一些布置，張毅夫的電報正好為他找到一個親自上陣的切入點。處理得好，可以為他從河內到上海的刺汪失敗扳回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