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源源到河內

  雖然河內偵察工作無明顯進展，戴笠的「制裁」計劃仍按部就班地展開。在調兵遣將為陳恭澍配備各類助手的同時，也在籌劃向河內運送武器並開始啟動最初策劃的後備方案，為此費盡心機地挖掘到一個特殊人物——曹師昂。

  說他特殊，不僅因為他有留學法國的背景，更因為他有一位法國太太。

  曹師昂生於民國元年，時年27歲，湖南益陽人，畢業於法國軍事航空專門學校，曾任法國空軍第三十五大隊教官、法國格納東南航空委員會委員等職。並於1935年參加法國舉行的長途飛行比賽，獲得第五名。回國後曾任參謀本部第一處航空科長，抗戰後擔任法國志願空軍大隊聯絡官（或稱特派員），曾駕駛法國制地瓦蒂式驅逐機對日軍作戰。這個志願大隊，與美國陳納德將軍的十四航空隊屬於同一性質。

  曹師昂的太太是一位金髮碧眼的白種人，這位二十出頭的妙齡女郎，衣著樸素，舉止大方，既無西方人的傲慢，亦無年輕女孩的嬌氣與忸怩。她能說幾句簡單的中國話，勉強可以達意，複雜句子由曹師昂做翻譯。

  戴笠選中曹師昂夫婦協助河內工作組，正是看中了他的法國留學背景和娶了一位法國太太。

  由於安南是法國屬地，法國人為提防安南民眾的反抗，在安南境內禁止持有或使用武器，對武器查禁非常嚴格，尤其是出入境關卡及水路通衢要道，一旦發現，必予判以重刑，所以源源抵達河內的特工都沒有攜帶武器。

  戴笠交給曹師昂的第一項任務就是「送武器」。在為曹師昂夫婦舉行的餞行宴席上，戴笠將一個公事皮包交給曹師昂，那裡面裝有三支美國造左輪手槍和子彈，讓曹師昂帶到河內後將其中兩支手槍和一盒子彈交給陳恭澍，另一支手槍和部分子彈由曹師昂本人使用。

  儘管曹師昂夫婦具有法國背景，但攜帶這三支左輪手槍和子彈仍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因而戴笠叮囑再三：

  

  「一定要小心防範，不可出半點差池。」

  因為這不僅關係到對汪精衛的制裁，也關係到曹師昂夫婦的安全。曹師昂果然不負重託，將武器順利帶到了安南。

  曹師昂作為非軍統人員，也被戴笠編入河內工作組之列，以他的特殊背景與其夫人的法國人身份，為河內工作組提供幫助。也就是說，陳恭澍若有需要，曹師昂當全力幫忙。比如在偵察方面，曹太太若以法國記者身份進入汪宅採訪或許更方便。

  曹師昂夫婦肩負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戴笠策劃的後備方案——利用曹太太的特殊身份展開偵察，以備萬一陳恭澍行動失敗，由曹師昂採取補救措施。

  在臨行前的餞行宴席上，戴笠特地叮囑曹師昂：

  「到安南後先與方炳西同志取得聯絡，再由方同志代約河內工作組負責人陳恭澍和你見面，河內工作組的問題，你們可自行商量。如果你有意見，最好打電報，他們一定會轉給我。如有需要，也請你隨時提出。」

  然而，曹師昂的到來 令陳恭澍產生了一些不快，問題出在最初見面的環節。曹師昂作為非軍統人員，且另有任務在身，並沒有從心裡將陳恭澍看作上司，到河內便自行在外邊住下了，然後由方炳西通知陳恭澍來見，完全忽略了陳恭澍作為「組長」的身份。

  不知方炳西是否想到過不妥，當他告訴陳恭澍去見曹師昂時，陳恭澍拉著臉問：

  「是老闆派來的？」

  「是。」

  「有什麼為證？」

  陳恭澍這樣問讓方炳西很為難，戴笠派員到河內是會給方炳西發電報的，由方炳西接應並送到工作組駐地，以往陳恭澍也沒有查問過證據。方炳西只好說：

  「你們見了面，自然就會明白了。」

  這個回答讓陳恭澍心中更是不快。他干外勤多年，說一不二習慣了，什麼時候聽過下屬指揮？尤其那個姓曹的，既是老闆派來的工作人員，豈有讓組長登門拜訪之理？

  無奈這裡不是他的平津「老巢」，也只能跟著方炳西一起去見曹師昂，好在見面後談得還算愉快。但是，陳恭澍收下了武器，卻沒有重視曹師昂夫婦的特殊身份，儘管他不知曹師昂另有任務在身，仍沒想到給這個特殊組員安排什麼任務。

  緊接著，第二批武器送到了河內。這次是一名稽姓女特工將三支嶄新的駁殼槍和20粒子彈從香港帶到了河內海防，需要河內工作組去取。儘管海防離河內僅有幾十分鐘的汽車行程，陳恭澍還是犯了難：

  「我們七個人中，沒有一個是熟悉交通情況的。」

  此時已是2月下旬，陳恭澍到河內已一月有餘，對周邊環境尚不熟悉，不能說不是一個特工人員的嚴重失職。尤其作為負責人，只強調自己是外來人員的客觀因素，主觀上不做積極努力，與他的戴老闆拼命三郎的作風相比，實在是天差地別。

  既然工作組內部派不出人，只能派運用人員。考慮到魏春風年輕缺少歷練，難免沉不住氣，陳恭澍只得求助徐先生指定為工作組幫忙的另一位運用人員——曾先生。最終由曾先生帶了兩名工作組成員去海防取回了武器。

  與此同時，戴笠又派了兩撥三個人抵達河內。第一撥是湖南人譚天塹，也有法國留學背景，帶著他的法國女友，在河內也是單獨居住。

  戴笠在給陳恭澍的電報中介紹了譚天塹的任務：「密切聯繫，代轉函電，如有情報需求，可商請該員辦理。」也就是說，譚天塹與女友可代為刺探有關汪精衛的情報。

  最後一撥兩人是戴笠特地從昆明抽調來的。隨著時間的推延，「制裁」已迫在眉睫，因擔心人手不敷使用，戴笠特地就近抽調兩名行動人員聽候陳恭澍差遣。

  然而戴笠不會想到，除了住在工作組駐地的七人，其他人都被陳恭澍邊緣化了。最後到的兩名行動人員，亦被列為「預備人員」安排在行動組駐地之外居住。

  應該說，戴笠為此次「制裁」提供了充分的人力、物力和可資利用的關係，為河內工作組開展偵察和「制裁」準備了充足的便利條件，無奈陳恭澍不僅沒有好好利用這些條件，反而猜疑重重，一味抱怨，而且將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時間用於了玩樂消遣。

  陳恭澍自己曾說起與徐先生見面後的情況：

  「我和魯翹同是北方人，既吃不慣西餐，也不喜歡成天吃廣東菜，很想來一頓餃子、饅頭一類的麵食，好像才算真的吃飽了，可是此處沒有北方小館，也只好多咽幾口唾沫了。巧的是徐夫人原籍北平，由她調教過的大司務也會弄點北方人吃的麵食，就是為了這個，我和魯翹反而常到徐公館去做客。」

  其實，僅僅做客打打牙祭也就罷了，關鍵是吃飯之後要和徐夫人玩兩三小時的撲克牌。為什麼不打麻將呢？陳恭澍說：「一來是有響聲，怕人家聽到會說閒話，再者是打麻將頂多只能容納四個人，玩撲克牌有多種玩法，多至六七個人，也都無人向隅，大家同樂，豈不甚妙。」

  陳恭澍他們玩牌，面子上是背著徐先生的。玩牌地點是在徐公館樓上的閣樓里，儘管徐先生飯後一個人躲到書房裡看書，閣樓里的動靜不會聽不到的。陳恭澍也曾打趣地問徐夫人：

  「徐先生討厭玩牌？」

  「那才不呢，他是不好意思坐下來，如果有一天他不幹這個了，他也許比你們玩得更起勁。」

  徐先生受戴笠之託為工作組幫忙尚且能夠自律，陳恭澍作為河內工作組組長重任在身如此放肆，聽了徐夫人的話本應感到羞愧，他卻強調說：

  「可是我們還年輕，如果不裝模作樣，相信誰都免不了貪玩，這是真實的一面。不過，大環境和小天地都不允許我們為所欲為，所以也只限於我和魯翹兩個人一搭一檔，連方炳西都不讓他知道。有時可又不得不向炳西兄通融一點錢，次數一多數目一大，炳西兄也會估摸到我們是非嫖即賭。難得的是他厚道，仍然不肯傷害我們的自尊而加以道破。至於他是否把這種不大應該的事反映到上級去，那就很難說了。」

  由此可見，戴笠的用人失察。如此重要任務，交給一個如此缺少責任心的人負責，不失敗才是偶然。

  其實從陳恭澍在制裁石友三案中表現出的作風，以及棄職出逃的做法，戴笠就應該有所警覺。可惜到刺汪失敗，戴笠對陳恭澍仍然委以重任；後來陳恭澍在滬一區因嫖賭造成巨大虧空，戴笠也僅僅是派人暗中查帳；直至陳恭澍叛變投敵，戴笠仍沒有徹底對他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