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朗街二十七號

  隨著武器彈藥送到河內，派往河內工作組的各路人馬業已到齊。

  至此，戴笠派到河內來的軍統幹部及挖來的曹師昂等共15人，加上河內的運用人員徐先生、魏春風和女友，以及為徐先生跑腿的曾先生，已19人之多。

  3月初，戴笠電令河內工作組：「希作必要之準備，切切不可輕舉妄動。」也就是做好「制裁」準備，只待一聲令下，立即行動。

  河內工作步入了新階段——「備戰」階段。即在監視、偵察的同時，做好實施「制裁」的行動準備。

  但陳恭澍對汪宅的偵察並無進展，仍然停留在蜻蜓點水式的偵察結果，如他本人所言：

  「筆者偕魯翹開車從門前來往過多次，卻很少看見有人出入。」

  

  以開車路過的方式偵察，即使車速再慢，看到的也只能是汪宅的外形：

  一幢西式洋房，樓高三層，一面單邊，一面連棟。正門臨街，有大門，門卻不大，一天到晚都是關著的。後面是小院落，圍有矮牆，有後門，又有角門。

  高朗街距離鬧市區並不遠，但很僻靜，屬於高級住宅區，住在這裡的多半是外國人，以法國人居多。二十七號門前有一片草坪，可供兒童玩耍，也可供過路人歇息，只是平時很少有人涉足。草坪前是一條寬闊的林蔭大道，大道兩邊植有一排棕櫚樹，其間幾棵高聳的大王椰子十分突出。若從街道對面望過去，房子都被遮住了。由於大門進深不深，在街上可以看到窗戶。如果不是有窗簾遮蔽，也許能看到屋裡的情景。

  遺憾的是，陳恭澍的觀察只限於汪宅外觀，對宅內乃至樓內情況一無所知。

  來自魏春風的情報要細緻很多，這不僅有他本人的偵察結果，更有來自阮小姐的堂兄、當地警探阮先生的信息。他們發現，住在高朗街二十七號的人相當多，男女老少都有，可是除了汪氏夫婦外，很難分辨出哪個是僕從、哪個是親屬、哪個是賓朋。

  出入汪公館最頻繁的是曾仲鳴，他每天進進出出，有時候會多達四五次。據偵察，他一般不住在宅內，而是另在「大陸飯店」開了一個長期房間，以代表汪氏對外接觸。所有前來會見汪氏的人，皆需先與曾仲鳴接洽，由曾仲鳴決定是否安排與汪見面。

  此外，出入汪宅的常客，還有周佛海、高宗武以及日本人影佐禎昭等。

  這些信息可以證明，汪精衛不僅在叛國投敵的路上越走越遠，而且加快了建立傀儡政權的步伐。由此可以推測，「備戰」時間不會很長。

  然而，對實施「制裁」來說，僅了解這些遠遠不夠，還需要了解二十七號院內及樓內建築結構、人員居住情況、汪精衛的生活規律等。總之，需要一竿子插到底的情報。

  阮先生作為警探，只能宅外蹲守，並無進入宅內的機會。

  徐先生的關係，除了法國駐河內官員，就是華僑，並無接近汪派人物的可能。

  其實，陳恭澍忽略了曹師昂金髮碧眼的法國太太。在法屬領地，汪宅周圍住的又都是法國人，由曹太太出面自然便利得多。但直至「誤中副車」後，曹太太假扮法國記者入汪宅採訪，藉機偵察汪精衛住宅內情，陳恭澍才恍然頓悟，卻早已晚了三秋。

  在將一半以上人員「邊緣化」後，陳恭澍的目光只盯著住在工作組駐地的七名行動人員，思路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個七人的小圈子，甚至對工作組「二號人物」余樂醒提出的毒殺方案也是嗤之以鼻。

  眼下，若不儘快摸清汪宅內部建築與居住情況，一旦「制裁」令下達，陳恭澍將束手無策。在工作組駐地的七名行動人員中，唯唐英傑有輕功特技，這項任務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唐英傑身上。

  唐英傑曾為陳恭澍下屬，對這位唯我獨尊的上司歷來不買帳。面對如此艱巨的任務，陳恭澍理應放下身段，與唐英傑溝通協商，卻不料，他依舊是高高在上，一味地發號施令，明令唐英傑：

  「無論多麼艱險，必須設法進入汪氏宅內察看。如果實無可能，最低限度也要躍登房頂，以倒捲簾的姿勢，加以窺探。」

  偵察，唐英傑當然要去，這是戴笠派他參加河內工作組的主要任務。偵察歸來後他向陳恭澍如實做了匯報，只是偵察得並不徹底，或者說並不仔細、不到位，最關鍵的細節沒有發現，即高朗街二十七號與二十五號同為汪宅，內部已經打通，而且汪精衛的臥室並不在二十七號……

  總之，無論是唐英傑的「倒捲簾式」偵察，還是陳恭澍的「路過式」「蜻蜓點水」，抑或是阮先生的「蹲守」，都漏掉了最重要、最關鍵、最關乎成敗的細節。

  「備戰」階段持續了半月之久。

  3月18日，剛剛從日本回到香港兩天的高宗武，接到日本駐香港總領事田尻愛義的通知——日方同意由汪精衛出面「組府」。

  同一天晚上，戴笠接到對汪精衛採取「制裁」行動的命令。

  當天夜裡，戴笠從重慶向河內工作組下達了「制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