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要去哪裡

  更著急的是戴笠。

  戴笠坐鎮香港，正在想方設法將槍枝彈藥運往河內，以備制裁汪氏之用，同時也在籌劃實施後備方案。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傳來汪精衛即將離開越南，或前往歐洲或赴港轉日的消息。

  為證實消息的準確性，戴笠立即電令陳恭澍，查明汪精衛一行人的行動跡象，速即報告。

  在得到最後證實之前，戴笠不敢掉以輕心。倘若汪精衛旅歐，那是重慶方面所希望的最好結果；倘若汪精衛在軍統的眼皮底下悄悄去了日本，或者攔截未能成功，將會造成無可挽回的嚴重後果，也是軍統的嚴重失職。

  蔣介石之所以令戴笠只監視、震懾而不得實施制裁，就是為了給汪精衛留有退路，使他迷途知返。

  正因為如此，在近衛文麿第三次發出「招降」聲明的翌日，孔祥熙在蔣介石授意下，特地給汪精衛寫了一封信，提醒他看清「此時國際情勢，愛惡益為明顯」，切莫一時糊塗做出錯事。但汪精衛看到此信已是十天之後，「艷電」已經發出，大錯鑄成，已是覆水難收。

  眼看著汪精衛在叛國投敵的路上越走越遠，蔣介石仍不死心，在1月30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閉幕當天，即指派與汪氏有著歷史淵源的「改組派」成員谷正鼎為「專使」，前往河內會見汪精衛。

  

  谷正鼎帶去了為汪精衛夫婦及其秘書曾仲鳴辦好的赴英法等國的簽證護照，轉達了蔣介石的意思：「汪先生如果要對國事發表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汪先生如果有病，可赴法國等地療養，可先送50萬元，以後隨時籌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組織，免得被敵人所利用，造成嚴重後果。」

  關於50萬元是否送了，歷來說法不一，谷正鼎在後來的回憶中亦否認了此事。但汪精衛留下了護照。在谷正鼎轉達蔣介石原話後，汪精衛的回應「不免有憤激之言」。

  那麼，汪精衛將何去何從？戴笠得到的消息是否可靠？

  其實，汪精衛已陷入困境之中。

  首先，「和平運動」無人響應。「艷電」發出後，不僅各實力派按兵不動，連協助汪氏一行出逃的龍雲亦無任何響應跡象；而與汪氏關係更深，也是汪氏寄予厚望的張發奎，則與余漢謀等人發「微電」指責汪精衛「危害黨國」，「請通緝歸案明正典刑」；李宗仁、白崇禧亦電請中央，通緝汪精衛。

  令汪精衛遭受更大打擊的是，留渝的汪派人物皆不能與他共進退。諸如彭學沛、張道藩、甘乃光、王世傑等人，均不贊同他的主張；汪派大將顧孟余，更是憤而從香港返回重慶，從此與他割袍斷義，視若陌路。

  原以為登高一呼，「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不料情況完全不同，不僅景從者無，而且被全國上下一致斥為漢奸，甚至大有「樹倒猢猻散」之勢。

  在此情況下，明智者自然是懸崖勒馬。而且日本政局發生的變化，也讓汪精衛措手不及。原來，汪精衛的「艷電」發出沒幾天，1939年1月4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突然下台了，繼任首相平沼騏一郎乃「國粹派」首領，與參與「議和」那些人物均無淵源。而參與「議和」的影佐禎昭等人也都返回了日本。如此一來，汪精衛頓失憑藉，被晾在河內，成了擱淺在沙灘上的魚。

  蔣介石不失時機地送來了簽證護照，這對汪精衛是一個絕好的台階，就坡下驢，離開河內，赴歐洲「養病」，也算最終未影響抗戰大局，這是目前最好的選擇。汪精衛既然留下了護照，說明他有赴歐洲的打算。

  然而汪精衛心有不甘也是事實。在「艷電」發出的第三天，即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已將他永遠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丟了國民黨副總裁的身份，失去了賴以「領袖群倫」的依託，玷污了「革命元勛」的光榮歷史，就這樣放棄「和平運動」，灰溜溜地逃往歐洲，自然是有些太窩氣了。

  所以，汪精衛的行動跡象，成為重慶方面密切關注的焦點。

  坐鎮香港的戴笠，也在等著陳恭澍的「速即報告」。

  而此時的陳恭澍，正坐在河內工作組駐地叫苦連天。因人地生疏，陳恭澍尚不知尋找汪精衛住所從何入手，何談查什麼「跡象」！

  為了儘快做出回復，陳恭澍將余樂醒、岑家焯都找了來，會同工作組駐地的七人，共同協商，可是誰也說不出如何找到汪精衛的住所。

  眼看著無法完成任務，陳恭澍想到了自己面臨的嚴重後果：萬一這個時候汪精衛去了歐洲，估計戴老闆不會再追究責任；萬一汪某到了日本，他估計自己「將會受到兩種輕重懸殊的處分。輕，責備兩句而已；重，立即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處（主管軍法）以『貽誤軍機』罪付諸審判，照軍統的『家法』，可被判處十二年、無期徒刑、死刑之罪」。

  就在陳恭澍為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不寒而慄的時候，戴笠的又一封電報接踵而至。這封電報的內容，是詢問聯絡徐先生的情況，更特別囑咐：

  「事無巨細均可酌情與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無妨諮情辦理。」

  戴笠仿佛能掐會算；仿佛就在陳恭澍身邊，目睹著他的一舉一動；仿佛知道他並未與徐先生聯絡，特地發此電報提醒。

  陳恭澍豁然頓悟，趕緊找出戴笠留下的名片，按圖索驥，找到了徐先生的寓所。

  問計徐先生

  徐先生40歲左右年紀，五短身材，體形粗壯，戴一副高度近視鏡，操一口普通官話。看外表，很難分辨其身份職業，也很難想像他原是一介文人。

  後來陳恭澍才知道，徐先生是江蘇無錫人，曾留學歐美。但其談吐直率，氣勢豪邁，全無書卷之氣。

  見到陳恭澍，徐先生並無詫異，像見到了同鄉故友，親切而又熱情地招呼陳恭澍到客廳坐下，並請出夫人斟茶招待。

  不等陳恭澍開口，徐先生坦率而又誠懇地說：

  「你們人生地不熟的被派到此地來，必然會遇到許多不方便，我當然願意協助你們，不過也只限於幕後。萬一傳言出去說是有我參加在內，那就糟了，所以要請你們諒解這一點。總之，我做得到的一定做，還請放心。」

  陳恭澍也就開門見山，要求徐先生「設法查明此事的端倪」。徐先生說：

  「這容易，我去問問他們就知道了。」

  「他們」是誰？如此重要、似一座大山壓在陳恭澍心頭的一件大事，徐先生說得如此輕鬆，反倒讓陳恭澍有些不敢相信了。

  不料，當天下午徐先生便派人送來了口信：

  「汪先生住在高朗街二十七號。他確是有離開河內的意思，因為他已經向當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說明；不過截至目前，汪本人尚未做出最後決定，也就是說想走，可沒有決定什麼時候走。至於準備去哪裡，據透露，是先到西貢再搭輪船轉赴法國。是否去香港或日本，他們並無所知。」

  「他們」是誰？「他們」的信息是否可靠？

  汪精衛果真去法國，這當然是最好的結局。這個「口信」已將陳恭澍要查詢的事項給出了答案，但他必須確定這個消息的準確性，否則傳錯情報「貽誤戰機」，他就是有十個腦袋也不夠砍的。

  於是，他與前來送信的曾先生一同返回徐宅，親自聽徐先生將這個信息又重複了一遍。當然，他還想知道的，就是信息「來源」。只有弄清信息來源，才能確定是否可靠。

  他用十分委婉的語氣與措辭，向徐先生請教，信息是哪裡得來的，其中包括：是誰說的，發言的人是幹什麼的，他怎麼會知道，他和徐先生有什麼關係，等等。

  徐先生明白陳恭澍提出這一系列問題的原因，很耐心地將信息來源及他了解的情況，講給陳恭澍聽。陳恭澍終於明白了「他們」是誰，將他們的身份地位、社交層次及情報內容相對照，頓覺合情合理，「來源」可靠，情報真實。

  「他們」，是徐先生的外國朋友，其中既有華僑，又有法國駐河內的官員。

  徐先生雖不是閩粵人，卻在當地華僑社會裡廣受尊重，與法國駐河內官員亦是往來頗多，與法籍警察總監尤為熟稔，且不時舉行酒會或舞會以增進感情。

  陳恭澍不得不佩服徐先生的社交能力與公關能力。

  證實了情報的準確性，陳恭澍及時給戴笠回電報告。

  其實，陳恭澍的報告與戴笠得到的情報並無什麼差別。徐先生的情報來自駐河內的法國官員或華僑，戴笠的情報來自中國駐法國領事館，都是第三方信息。這完全是基於安南管理上的權限。也就是說，汪派在河內的活動，照規定必須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因而官方才會掌握汪氏在河內的行止，以及與汪氏有過接觸的若干人物之活動，包括住在當地的和由外埠入境的人。至於汪氏與接觸的人談論什麼，官方無權干涉，也就無從知曉了。

  而這，才是戴笠急於想知道的內容，才是汪精衛行動的真正跡象！

  將徐先生介紹給陳恭澍，不是為了讓陳恭澍從徐處直接索取情報，若如此根本用不著陳恭澍。顯然，是為了讓他藉助徐的關係打開工作局面——起碼監控汪宅及進出人員等，最好潛入汪宅內部，探求虛實。

  其實徐先生介紹給陳恭澍的關係，已經接近汪宅——守護汪宅的安南警探，只是陳恭澍尚未將注意力放到這裡。

  陳恭澍按照徐先生提供的情報，直接回復了戴笠。戴笠對這個回復顯然不能滿意，卻也沒說什麼。而陳恭澍此時卻是滿腹狐疑，滿腹牢騷。原來從徐先生那裡，他得知了谷正鼎面見汪精衛一事。

  谷正鼎到達河內後，直接打電話給中國領事館，請總領事代找曾仲鳴。這在官方是非常簡單的事，下午谷正鼎就見到了曾仲鳴，隨後前往汪的住所。陳恭澍糾結的是，既然總領事許念曾知道汪的住所，總領事館秘書方炳西就會知道，估計戴老闆也會知道，為什麼沒有人告訴他？

  這讓陳恭澍徒增煩惱，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失誤。倘若他及時拿著戴笠留下的名片去見徐先生，不僅早已知曉了汪的住所，而且利用徐介紹的運用人員，說不定監視工作業已取得一定進展。因為即使知道了汪的住所，不藉助徐先生的人力，僅憑几個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的外來人，也很難開展工作。

  直到2月中旬，陳恭澍的監視工作仍無進展。而這個時候，猶豫不決的汪精衛已經做出了選擇。

  應該說，在汪精衛落水的道路上，陳璧君自始至終起著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在這個女人眼裡，開弓沒有回頭箭，「和平運動」成功在即，豈能功虧一簣？在去歐洲還是去日本的兩種選擇中，強勁的枕邊風起了關鍵作用。

  汪精衛最終選擇了繼續與日本人媾和。而「議和」的日本人都已回國，只有去日本求和，才能得知日本官方的態度。汪精衛甚至想親自浮槎東渡，無奈他的日語水平僅限於吃喝拉撒，談「正事」離不開翻譯。

  以汪精衛的身份，顯然也不適合親自出馬。很快，高宗武應召從香港來到河內。經過幾天的討論，幾人做出對日「協商方案」。

  方案提出的最終目標是：由汪精衛出面，在南京組織新的「國民政府」。方案同時提出，眼下汪氏仍留住河內，待「南京建立政府時，將乘軍艦進南京」。

  2月上旬，高宗武帶著「協商方案」經香港轉赴日本，3月16日回到香港。

  高宗武的進出往返，河內工作組全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