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老闆調兵遣將

  給陳恭澍交代完工作，戴笠由方炳西陪同趕赴機場。回到重慶調兵遣將之後，戴笠又很快返回香港，坐鎮香港遙控指揮河內工作組。

  第一批派往河內的是電台與報務人員，第二批是派給陳恭澍的兩名助手。當這兩人抵達河內後，陳恭澍大失所望，他們竟然是余樂醒和岑家焯。

  

  余樂醒在軍統是有名的訓練專家，在軍統亦稱得上「桃李滿天下」，陳恭澍便是其「桃李」之一。陳恭澍在洪公祠特訓班接受特工培訓的時候，余樂醒是特訓班教官，兩人是名副其實的師生關係。

  余樂醒赴法勤工儉學學的是機械與化學專業，不僅長於機械與兵器製造，更長於爆炸技術與藥物的研究製作，在軍統內素有「化學博士」「製毒專家」之稱。

  然而，見到老師，陳恭澍這個學生不僅沒有感到親切與興奮，反而叫苦不迭。因為他要的助手是王文那樣的行動人員，是持槍「殺手」，而不是一個「製毒專家」。

  對於「毒殺」，陳恭澍早已談毒色變，王子襄生前留下的那瓶「白色粉末」，還不知有沒有作用，便在石友三案中闖了大禍，導致石的廚師老褚與副官先鴻霞生死不明，北平站被「連窩端」，他本人更是「畏罪逃跑」鑄成大錯；在殷汝耕案中，戴笠派來的尚小姐也是在投毒中功虧一簣，好在有驚無險沒有造成更嚴重後果。

  倘若戴老闆就「毒殺」徵求陳恭澍的意見，他一定會直接表示反對。

  可余樂醒前腳邁進河內，戴老闆的電報後腳即至，電報中指示陳恭澍稱：「指定他（余樂醒）參贊機要與技術指導。」也就是說，余樂醒是河內工作組的「二號人物」「參謀長」兼「技術顧問」。

  余樂醒思慮周密，處事謹慎，與陳恭澍的紀律性差、膽大妄為可互為補充；余樂醒精通法語，這在法屬殖民地是大有用場的，這也是戴笠選派余樂醒的原因之一。

  但無論戴笠考慮得如何周全，也還是沒想到陳恭澍作為長期的外勤人員，不僅目無組織、散漫自由，而且處事霸道、獨斷專行。從洪公祠特訓班一出來，就開始獨當一面，無論屬下有幾人，都是他說了算，只會發號施令，根本無合作意識，亦無徵求他人意見的習慣。因此，余樂醒這個二號人物一到河內就被打入「冷宮」，直接安排住到別處，這個「參贊機要與技術指導」直接成了局外人，偶爾被告知情況也就不錯了。

  與余樂醒同來的岑家焯，曾在洪公祠特訓班任管理幹部，說起來也是陳恭澍的師長。余樂醒尚且如此，岑家焯更成了多餘的人。

  隨後，第三批人員到達。

  其中，余鑒聲畢業於杭州警官學校，與王魯翹是同窗；另兩人都曾是陳恭澍的老部下。

  張逢義，山東人，與白世維同鄉，又同時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七期，是早期北平站行動人員，後調特務處本部工作。陳恭澍對他的評價是：「有勇有種，渾身是膽，用槍比動筆尤為擅長，順著他怎樣都可以，惹翻了他可就不好收拾了，因為他有一股倔脾氣，要好久好久才會平和下去。」

  唐英傑，是令陳恭澍最為頭痛的人，可以說是陳恭澍的克星。

  陳恭澍在1936年被解禁後任天津站站長，第一件事就是申請將原來的老部下白世維、王文調到天津站。戴笠在批准的同時，還派了一名陳恭澍並不認識的特工唐英傑，協助行動工作。

  唐英傑，又名張效良，四川人，時年30歲出頭，身材矮小，貌不驚人。

  有道是「人不可貌相」，論相貌難登大雅之堂的唐英傑，卻身懷武功絕技。他在南京被關禁閉期間，曾被加戴刑具以防止逃脫，他竟能脫下手銬腳鐐而皮肉絲毫無損。「縮骨術」只是他的絕技之一，他最拿手的絕活是「輕功」。陳恭澍說他「超距縱越的功夫，不僅穿房躍脊如履平地，就是十丈高樓，也能夠上下自如」。有人曾親眼看見他「手持一把普通雨傘，從三層高的樓頂一躍而下，落在地上飄飄然，僅發出輕微聲響」。

  戴笠發現唐英傑，是在特務處成立之初。此君時在上海大舞台登台獻藝，武功絕活轟動一時。戴笠如發現瑰寶，立即羅致到團體中，加以訓練並灌輸政治知識，成為行動人員中的幹才。他最大的缺點就是紀律散漫，時常闖點小禍，也多次遭受處罰。

  但在京滬，此君尚有節制；來到天津站，面對陳恭澍這樣一位唯我獨尊的上司，他則完全不買帳，而是隨心所欲，我行我素，令陳恭澍大傷腦筋。

  好在不到一年此君奉調回京，陳恭澍如釋重負。卻不料，在執行如此重要任務之時，又與此君相遇，真是「冤家路窄」！

  戴笠調唐英傑的用意，就是利用此君輕功專負偵察任務之責。若無打入汪宅內部的線索，也只有由此君偵察宅中布局、汪氏臥室情況及生活規律，方能執行暗殺計劃。

  應該說，唐英傑是整個刺汪案中的關鍵人物，只可惜，陳恭澍未能很好地協調關係，組織偵察，導致誤中副車，功虧一簣。

  緊接著，又有兩人結伴而來，他們是鄭邦國和陳步雲。

  鄭邦國，安徽人，善用槍，據說連發點射，足能打出花來。陳步雲是江蘇徐州人，這兩人都曾在淞滬會戰中參加王兆槐組織的搶運日寇武器的行動。

  至此，河內工作組全部成員到齊，除余樂醒與岑家焯外，其他七人均住在工作組駐地。

  其他協助人員，包括方炳西、電台人員、譯電員等均由方炳西安排住在其他地方，平時的工作聯絡，亦由方炳西轉達。

  方炳西雖不是行動組負責人，卻是一個責任並不亞於陳恭澍的重要人物，戴笠的所有指示，均由方炳西轉達。也就是說，方炳西是連接戴笠與河內工作組的紐帶。

  但陳恭澍對方炳西知之甚少，甚至不知他住在何處。對一切事務性工作，不等陳恭澍開口，方炳西便都安排好了；許多陳恭澍想不到的事情，他都會給予提醒；更多的事情，他會想到陳恭澍前頭，這讓陳恭澍覺得他既神秘而又不可思議。

  說他神秘，是在表面看來，他是「河內工作組」的總務人員，是「總指揮」陳恭澍的下屬；而實際上，陳恭澍接到的每一個指令都是由他發出的。儘管是借他之口，但與陳恭澍相比，他顯然掌握更多的河內工作情況，甚至包括戴笠的多套行動方案，以及此後戴笠到河內布置任務的情況等。

  許多年以後陳恭澍回憶前塵，頓有所悟，猜測方炳西是負有秘密任務的「督察」，始終不知方時任越桂邊區站站長。

  然而，河內工作組基本人員到齊，監視任務卻未能就此展開。因為這一幫人初來乍到，不僅人地生疏，而且語言不通，唯一熟練使用法語的余樂醒，還被陳恭澍邊緣化了。如何找到汪精衛的住所，打開工作局面，成為陳恭澍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