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在河內

  一行人抵達河內，前來機場迎接的是軍統越桂邊區站站長方炳西。

  抗戰爆發後，戴笠料到日寇會入侵東南亞，很可能首先進攻越南，即著手在河內建立工作組織。為發展國際情報，軍統在東南亞各國及美國、倫敦、巴黎等地均建立了外勤單位，所派人員多以外交人員的公開身份兼任，如美國站站長蕭勃，公開身份為駐美大使館副武官。越南當時是法國的殖民地，國民政府在河內設有一個總領事館。1938年年初，戴笠推薦許念曾出任國民政府駐河內總領事，兼領軍統河內直屬組組長，組員有後來成為越南站站長的林金蘇，電台台長是張亞民。

  方炳西的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駐河內總領事館秘書。

  戴笠已事先專程到河內，與許念曾商量組建「河內工作組」事宜。河內總領事館亦成為戴笠本人的秘密活動據點，方炳西被指派為「河內工作組」總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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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後的兩個多月中，方炳西承擔了全部的後勤事務，包括對外聯絡以及電訊往來。當然這只是表面上的工作，事實上他承擔的任務遠不止於此，所承擔的責任與任務並不在陳恭澍之下。

  方炳西說一口流利的法語，這比會說安南話更吃得開，所以一切通關手續，辦理得非常順利。

  為執行這次任務，方炳西特地買了一輛二手福特小轎車。就是用這輛車，方炳西將戴笠一行人接到事先租下的一幢房子裡。

  這是河內市區一處較為僻靜的地方，房子格局不大，上下兩層。樓上有兩間臥室，中間夾一個廁所；樓下是客廳連飯廳，院子裡另有廚房和工人房。

  這就是「河內工作組」駐地。

  戴笠首先將陳恭澍與王魯翹帶到河內，是因為在他的整個行動策劃中，這兩人是關鍵人物，一個是「河內工作組」組長，一個是制裁汪精衛的「殺手」。

  但他們對河內的情況兩眼一抹黑，戴笠必須為他們打通關節，安排好開展工作的接頭人物。

  戴笠在河內前後停留了兩天，這兩天中，他忙得不亦樂乎。當天晚上，把陳恭澍與王魯翹留在駐地，便與方炳西外出辦事，徹夜未歸。

  殊不知，陳恭澍一直處於鬱悶之中。

  自打見到戴笠，他就希望有一次暢談，起碼關於此次行動，能給他一個透底的交代。然而，在香港時沒有，陳恭澍只好自我安慰，戴老闆太忙，應該理解。

  等上了飛機，陳恭澍與戴笠並坐一排，一路上有的是時間，戴老闆總該說點什麼吧，可他始終不曾開口。陳恭澍在回憶中談到他「數次引起話題，他仍然嗯嗯兩聲，不肯多說」。陳恭澍只好表示諒解，稱「這也許因為飛機引擎的聲響太大，小聲說總聽不清，大聲說又唯恐被人聽去」。

  到了河內，戴笠又是徹夜不歸，陳恭澍更是因為「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而充滿怨氣。直到第二天近午，戴笠與方炳西才回到駐地，大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頓中飯。陳恭澍以為飯後該與他談工作了，誰知戴笠又與方炳西一起走了。陳恭澍感到戴笠有意冷落他，為此憤懣不已。

  說起來實在是「小人長戚戚」，陳恭澍與王魯翹在河內既不懂外語又不辨東西南北，戴笠需要將開展工作的一系列必要條件安排好。而作為上司，他完全沒必要把個人行蹤告知下屬。

  在整個刺汪行動中，陳恭澍處處表現出牢騷滿腹，怨天尤人，甚至容不得其他人的行動方案。而戴笠完全沒有注意到陳恭澍情緒上有什麼不對勁，這也為陳恭澍不能很好地協調整個行動，最終導致失敗埋下了隱患。

  晚上，戴笠招呼方炳西、陳恭澍和王魯翹一同出去吃廣東小館子。可晚飯過後，戴笠和方炳西又要走。為避免陳恭澍與王魯翹迷路，戴笠特地將福特轎車留給他們，自己與方炳西坐三輪車離開了。

  陳恭澍已經忍無可忍，一氣之下將司機打發回去了，叫了兩輛三輪車與王魯翹在大街上兜風。結果因不識路，又語言不通無法與車夫溝通，再也找不到駐地了。最後好不容易找到中國總領事館，才問明方向，回到住處。

  戴笠回來的時候已是夜靜更深，他此次來河內的任務已全部達成，包括陳恭澍開展工作的接頭對象、運送武器的通道及幾套方案的基本落實。

  還有幾個小時就要離開河內了，戴笠在樓上房間稍稍休息了一會兒，就讓方炳西去另外一個房間叫陳恭澍與王魯翹到樓下客廳開會。

  這是戴笠帶陳、王到河內後召開的唯一一次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明確此行目的，下達任務。

  他首先簡單介紹了汪精衛背離重慶的經過，拿出登有「艷電」的剪報給幾個人傳閱；又介紹了與幾個關係人碰面了解的情況，即汪精衛仍在與日方保持接觸中；接著闡明這次任務的重要性，最後點明主題：

  「我上午七點半乘飛機先回重慶，短期內是否回來還不一定。河內工作由恭澍兄負責，希望炳西兄和魯翹盡心盡力協助。眼下任務有兩點：第一，嚴密監視汪某的行動；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動動向。切記，現階段的任務就是監視，不可採取任何制裁行動。」

  戴笠還特地告知陳恭澍，隨後將有電台和報務人員趕到；並抽調得力同志，火速前來協助。

  會後，戴笠將陳恭澍叫到樓上單獨談話。一進屋，陳恭澍就提出：

  「是不是把天津的王文他們調來？」

  戴笠也考慮到王文作為陳恭澍的下屬，合作起來會和諧一些。但是，王魯翹早有「神槍」之稱，在行動方面並不亞於王文與白世維（白已被派到蔣介石身邊當侍衛）。而且王魯翹正直坦率，相信與陳恭澍能夠配合默契，於是說：

  「發電報、候船期、辦手續，耽擱太多，無法控制時間，我看不必了。我回去之後，會作適當的人事調派。」

  他沒有直接說出以王魯翹為行動「殺手」，是想給陳恭澍留下考慮餘地，特意叮囑說：

  「一般事務性工作，全部交給炳西兄去辦，你無須分心；魯翹的工作，看將來情況需要，由你來分派；隨後到來的人員，由你根據情況統一分配任務。」

  「好。」陳恭澍答應著，大概以為戴笠已交代完工作，話鋒一轉問，「此地的工作告一段落後，我是否還回天津去？」

  突然提出一個私人問題，令戴笠十分意外又十分不快。執行如此重要任務，卻牽掛著家中老婆孩子，這無論是戴笠本人，還是軍統局本部戴笠身邊的下屬，都是絕無僅有。戴笠本人干工作是拼命三郎，要求身邊人亦是如此。王蒲臣離開南京前探望戴笠，被挽留在特務處工作，連行李都沒回去拿就開始了正式上班。南京撤退時，戴笠沒回去看一眼老母親，一家老小隨著特務處撤到了武漢。為了工作不受影響，武漢失陷前，戴笠派人直接將他們送回了江山老家。而陳恭澍剛剛離開天津沒幾天，任務還沒開始，就急著做安排家眷的打算，這讓戴笠如何接受？

  事實上，戴笠對陳恭澍的看法早在悄然改變中，不僅在石友三案與逃跑事件中，他的散漫無組織紀律性、無責任心與擔當能力，令戴笠大跌眼鏡；在個人生活方面的隨心所欲，也讓戴笠十分失望。如特務處規定，所有特工婚姻大事必須報告團體，不經允許不得成婚，陳恭澍則完全無視這些紀律，私自結婚。

  凡此種種，戴笠以為，近半年的禁閉生活會讓他有所反省，然觀其解禁後任天津站站長的所作所為，多平庸而無所建樹，在制裁漢奸殷汝耕、王克敏等案中，均連連失手。但戴笠對陳恭澍還是抱有希望的，畢竟他經過多年曆練，主持制裁大案多起，即使是失敗的教訓，那也是「成功之母」。調他前來執行此項任務，也是給他一次機會，讓他打個翻身仗。

  所以在會上提到這次任務的重要性時，戴笠特別強調說：「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工作，假如我們處置失當，後果將不堪設想。對大家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不但要好好地掌握，也應該做出表現，否則我們將死無葬身之地。」

  陳恭澍在回憶中說：「我懂，這是說給我聽的。」

  其實他未必真懂，否則也不會在難得的談話中不談任務，直接提出個人問題。

  為了讓他放下思想包袱，一心一意撲到工作上，戴笠還是安慰他說：

  「放心吧，你的去向問題，在適當的時候我會考慮，事先會徵求你的意見，但不是現在。你現在要考慮如何打開工作局面，如何與新來的同志協調好關係，做好監視工作，為最後的行動做準備。當然，沒有明確指令，不得採取任何行動。」

  戴笠拿出一張名片，交給陳恭澍：

  「這是一個地位特殊的人，可以為我們提供高級情報，也可以提供行動線索。我已與他約好，指定由你親自和他聯絡，不能由其他任何人去找他。你拿這張名片去找他，他就會接見你。」

  戴笠又提醒陳恭澍說：

  「注意，他不是我們的工作同志，對他既要有禮貌，又要保持分寸。」

  陳恭澍明白，「保持分寸」就是說話要注意，不能泄露機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