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好友到調停人

  兩天後戴笠正在辦公室看報紙，無意間在《大公報》上發現一則尋人啟事，該啟事抬頭直點王映霞大名：

  「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金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達夫謹啟。」

  試想，一個是大名鼎鼎的當代作家，一個是「杭州第一大美女」，這對早已名揚天下的「富春江上神仙侶」，公開自曝如此「醜聞」，讓王映霞的臉面往哪兒擱？

  戴笠放下報紙，趕緊給郁達夫和王映霞打電話，想提醒他們馬上設法補救，可是連打幾次都找不到人。

  午飯後，戴笠回到辦公室。不料，郁達夫竟慌慌張張地闖了進來。

  「雨農，你派人幫我找找映霞，她跟人跑了！」

  一聽這話，戴笠知道郁達夫已經急昏了頭，趕緊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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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你能不能別這麼捕風捉影？」

  「哪裡是我捕風捉影？」郁達夫說著，把一些影印信件拿給戴笠看，「這都是姓許的給映霞的情書，三封情書，我都批量影印了，作為打官司的憑證！」

  戴笠看也沒看，便將影印件交回給郁達夫說：

  「你老兄能不能冷靜一下，你是想把事情鬧大呢，還是想大事化小？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何況是夫妻！家醜不可外揚，你這樣做是把嫂夫人向外推！」

  「雨農，是她自己出牆在先！怎麼是我向外推？」

  戴笠想說：「就算她真的紅杏出牆，難道你就沒有一點責任嗎？」但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畢竟從一個女人嘴裡知道人家夫妻太多隱私，不是什麼光明磊落的事。可王映霞確實多次向他大倒苦水，這苦水的源頭要追溯到他們結婚不久。

  王映霞與郁達夫相識的時候，郁達夫已是有婦之夫。王映霞是新女性，怎會甘心給人家做妾？從一開始就要求郁達夫與髮妻孫荃離婚，而郁達夫的對策就是敷衍與拖延，壓根兒就沒想過離婚。這些也就罷了，熱戀中的王映霞並沒有太多計較，雖然沒有一個像樣的婚禮，王映霞也都接受了。婚後郁達夫按月給在老家的孫荃母女寄生活費用，王映霞心裡不舒服，卻也勉強維持一個「兩頭大」的局面。而郁達夫在心目中視王映霞為小妾，卻是冷靜下來的王映霞無法接受的。

  郁達夫1932年在杭州養病題贈王映霞的《登杭州南高峰》七律中，有「題詩報與朝雲道，玉局參禪興正賒」之句，直接將王映霞比作朝雲。朝雲也是杭州人，也姓王，是蘇東坡的侍妾，深受蘇東坡寵愛。朝雲逝世後，蘇東坡作《悼朝雲詩》，朝雲因此以侍妾身份聞名於世。儘管郁達夫後來又將「朝雲」改為「霞君」，但無意間流露的方屬真實情感。

  王映霞是浙江女師的高才生，對郁達夫這點心思焉有悟不透之理？

  不久郁母七十大壽，郁達夫帶王映霞回老家拜壽。郁家兄弟三人，拜壽時從長到幼，先男後女，依次進壽堂給老母跪拜。郁達夫排行老三，輪到老三媳婦拜壽時就是最後一個了。王映霞下決心要爭這個名分，可她還是晚了一步，郁達夫的髮妻孫荃從旁邊插入，趕在她前面給郁母行跪拜禮。

  顯然這是婆媳兩人甚至包括郁達夫一起商量好的，否則即使孫荃搶了先，郁母也應該在王映霞拜壽之後再宣布結束。可當孫荃拜過之後，郁母立刻從座位上站起來，宣布拜壽結束了。這一幕讓王映霞目瞪口呆，萬分委屈，也萬分後悔，既然連拜壽的資格都沒有，那她算郁家什麼人？她何必自取其辱來拜壽？

  而郁達夫所做的，除了安慰就是敷衍，然後不了了之。加上時日一久，郁達夫忙於公務與應酬，對王映霞不再那麼體貼，王映霞的怨言也就多了起來。許紹棣的介入，成為兩人矛盾爆發的導火索。

  但無論如何，郁達夫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王映霞作為浙江女師的「校花」、高才生，正值19歲青春妙齡，何愁無嫁？雖說「花開堪折直須折」，卻也要看看自己有沒有「折」的資格。既然不能給她一個名分，就不要「折」，既「折」了就要珍惜，就要好好呵護。事到如今，郁達夫的做法卻恰恰相反。所以戴笠說：

  「你刊登那樣的尋人啟事，不是把嫂夫人向外推又是什麼？嫂夫人看到尋人啟事，她還會回家嗎？」

  「她要想回家，就不會跟人跑了！」

  「瞧瞧，又來了，捕風捉影。我已經得到消息，嫂夫人就在武漢，住在一個朋友家裡。」

  「哪個朋友？你告訴我，我去找她！」

  「你發了那麼個啟事，讓她怎麼跟你回家？再說，你情緒這麼激動，還是先冷靜冷靜，考慮一下怎麼解決吧。」

  聽戴笠這樣一說，郁達夫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他不僅在《大公報》刊登了尋人啟事，而且致電致信浙江軍政府，籲請幫忙查找王映霞。此時無論福建還是浙江，都已是輿論譁然，滿城風雨。

  不過，既然王映霞沒去浙江找許紹棣，郁達夫的心也就放下了一大半。他這才在沙發上坐下來，沮喪地說：

  「事到如今，你說該怎麼辦？」

  「這樣吧，今晚我抽空去勸勸嫂夫人，明天上午給你回話。」

  當晚，戴笠趕到武昌小朝街四十一號曹秉哲律師的住所，告訴王映霞，郁達夫找不到她已經急得火燒眉毛。可是，無論戴笠和曹氏夫婦怎樣苦口婆心地勸說，王映霞都不同意回家。

  「輿論已經沸沸揚揚，這樣回去，今後以何面目示人？」

  王映霞的話不無道理，戴笠問：

  「那你有什麼要求，我去跟達夫兄商量。」

  「讓他在《大公報》上刊登道歉啟事。」

  按照王映霞的要求，戴笠又去找郁達夫。這次郁達夫完全沒有了脾氣，一口答應了王映霞的要求。於是，兩人在巴黎街八號戴笠的住所由戴笠主持進行調解。調解結果，兩人各退一步，郁達夫在漢口《大公報》發表道歉聲明，王映霞寫下不公布的「悔過書」，兩人簽署和解協議書。

  郁達夫在道歉聲明中稱，「以精神失常」致逼走映霞，並「誣指與某君關係及攜去細軟等」，「復經朋友解說，始知全出於誤會」，總算給王映霞挽回了一些面子。

  當時達成的和解協議書內容為：

  「……擬將從前夫婦間之障礙與原因，一律掃盡，今後絕不再提，兩人各守本分，各盡夫與妻之至善，以期恢復初結合時之圓滿生活。……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錯誤事情，及證據物件，能引起夫妻間感情之劣緒者，蓋置勿問……」

  時間落款為1938年7月9日，見證友人簽名為：周企虞、胡健中。

  7月10日，郁達夫的道歉聲明在漢口《大公報》上發表。

  王映霞跟郁達夫回家了，戴笠也終於鬆了一口氣。可後來兩人關係的發展完全與協議書南轅北轍，郁達夫徹底違背了協議書中的承諾。

  1938年12月，郁達夫接受新加坡《星州日報》的聘請，帶王映霞遠赴南洋。本來遠離原來的生活圈子，正是兩人修補感情的好機會，可是不知出於何種原因，郁達夫在香港《大風》旬刊上發表了19首詩與一首詞——《毀家詩紀》，記錄了王、許關係的發展過程，和王、郁感情破裂、婚姻觸礁的點點滴滴，並加以詳細注釋與說明，筆鋒犀利，用詞尖刻，內容涉及不少令人難以啟齒的隱私，如郁達夫到麗水時，王映霞以「月事方來，分宿為佳」拒絕與郁達夫同房，第三天卻與許紹棣夜奔碧湖同居等等。

  任何女人，即使自己有錯，也絕不會容忍這種對自己尊嚴的踐踏。王映霞看到郁達夫不要稿費只求發表的《毀家詩紀》後，給《大風》旬刊一連寫信數封，大罵郁達夫是「包了人皮欺騙女人的走獸」「瘋狂兼變態的小人」，終於下定決心離開郁達夫。

  1940年3月，32歲的王映霞與郁達夫正式離婚，然後從新加坡乘義大利郵船歷經七日抵達香港，一個月後飛抵重慶。

  到重慶後，在戴笠的鼎力相助下，王映霞開始外出工作，在由軍統掌控的軍委會特檢處做處長室秘書，後轉入外交部文書科工作，1942年再披嫁衣。任職於重慶華中航業局的新郎鍾賢道，給了王映霞一個豪華隆重的婚禮，也給了她後半生寧靜溫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