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的神秘電話

  其實，王映霞與許紹棣的關係、與郁達夫的矛盾由來，戴笠最為清楚。

  戴笠為什麼對郁達夫夫婦如此熟悉？這要從他對郁達夫詩文的崇拜、對王映霞美貌的欣賞說起。

  早在單槍匹馬跑情報的時候，戴笠就聽說過郁達夫與王映霞的羅曼史。也因為是浙江老鄉，尤其一個是大才子，一個是大美人，戴笠對這兩人的關注便比較多。但礙於身份地位的巨大落差，戴笠對他們只能默默地仰望，根本沒想到有朝一日會與他們相識。

  當杭州至江山的鐵路正式通車後，郁達夫為宣傳沿線景色所撰寫的散文《仙霞紀險》一經發表，即刻深深地打動了戴笠。多年來，戴笠以故鄉仙霞為自豪，從文溪高小時期就多次帶領同學暢遊仙霞嶺，如今郁達夫的文章將仙霞描寫得如詩如畫，旖旎多姿，而又滲透著歷史的滄桑，令他對該文百看不厭，對郁達夫也更加仰慕。

  1933年郁達夫偕王映霞遷居杭州建「風雨茅廬」別墅的時候，正是戴笠坐鎮浙江警官學校常住杭州之時。4月下旬的一天，戴笠在姜紹謨家偶遇江山同鄉王亦定女士，閒聊中得知王亦定是王映霞的同窗好友，與郁達夫夫婦往來密切，於是要求她居間介紹，沒想到郁達夫竟痛快地答應了。

  見面後，他與郁達夫夫婦談得十分投機，他仰慕已久的著名作家和「杭州第一美人」，對他的特務身份並無成見，對他的態度十分熱情友好，令他興奮不已。原來郁達夫與戴笠還有校友之緣。戴笠1910年考入江山縣立文溪高等小學堂時，郁達夫考入杭州府中學堂。這個中學堂，就是後來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學，也就是戴笠讀了三個月的學校。在當時普遍重視同鄉、同窗關係的環境氛圍中，這層關係無疑拉近了兩人的距離。

  郁達夫與戴笠，雖是一文一武，性格上卻有頗多相投。郁達夫欣賞對方的豪爽率直，戴笠欽佩對方的詩文才學，自相識後便來往頻繁，經常一起喝茶、吃飯、聊天。郁達夫在1935年7月3日的日記中稱：「三時去放鶴亭喝茶，坐到傍晚，到群英小吃店吃晚飯，更去戴宅談到中夜才回。」

  郁達夫到福建任職後，隔了一周，戴笠即特地為他送去貴妃酒為賀。不久又介紹部屬、曾任上海保安總團團長的吉章簡出任福州汀漳師管區司令，承蒙郁達夫關照，彼此都有了許多方便。

  在武漢相見，戴笠發現這對神仙眷侶已產生感情裂痕，終日口角不斷。郁達夫公務在身，常常到前線視察，與王映霞的矛盾有一個情緒的緩衝地帶。王映霞則不然，整日守著孩子與老母親，難免孤寂煩悶。更重要的是，到武漢後，王映霞已經懷有身孕，這也是她與許紹棣書信不斷的原因。當時王映霞與浙江女師的同學符竹因住鄰居，就由符的丈夫汪靜之陪同去醫院打了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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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笠並不知道王映霞與許紹棣的詳細情況，只覺得郁達夫對王映霞關心不夠。王映霞常找戴笠訴苦，或打電話，或直接到戴笠的住所。戴笠手頭的工作千頭萬緒，忙得不可開交，但只要在武漢，無論王映霞登門還是電話召喚，他總會抽時間開導她，有時陪她散步。

  戴笠在巴黎街八號的住所，如同在南京雞鵝巷五十三號，既是宿舍也是辦公場所，進進出出的大多是「甲室」特工及外勤特工，幾乎是清一色的男子漢，尤其大敵當前，戴笠並不希望王映霞常來這個地方。

  而在姜紹謨、毛人鳳在場的情況下，王映霞的電話打進來，使戴笠有種做賊心虛的感覺。畢竟朋友妻不可欺，在人家兩口子鬧矛盾的情況下介入其間，總讓人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曖昧，但電話不能不接。

  拿起話筒，王映霞余怒未消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

  「雨農，我從家裡搬出來了。」

  「發生了什麼事？你為什麼要搬出來？你搬到哪裡去了？」

  「他看到了許紹棣的來信，和我大吵了一頓，吵完就去了辦公室。他已經好幾次不辭而別，離家出走。這次我走，我要讓他嘗嘗留在家裡的滋味！」

  「不管怎麼說，離家出走不解決問題。你先回去，和他把事情說開，他實在不能諒解你再搬出去也不遲。要直接告訴他你出去冷靜幾天，不要擅自離家。」

  「你不要勸我了，我不會搬回去的，我現在住在曹律師家，你不要告訴他。」

  王映霞說完，掛斷了電話。

  「真是清官難斷家務事。」

  戴笠嘆息一聲，回到餐桌繼續吃飯。他覺得，郁達夫如此醋意大發，說明他還深愛著王映霞。有這個基礎，事情就有緩和餘地。既然王映霞不肯回去，那麼分開幾天也好，兩人都冷靜下來想想，沒準兒疙瘩就解開了。

  戴笠完全沒有想到，王映霞不知所蹤，郁達夫怎能冷靜得下來！王映霞的不辭而別，等於給正在氣頭上的郁達夫火上澆油。四處找不到王映霞，郁達夫情急之中幹了一件足以將婚姻送進墳墓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