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地下室

  西安機場軍警林立，戒備森嚴，飛機著陸後，不見有人前來接機。

  機場負責官員給城裡打了電話，十分鐘後，張學良與楊虎城趕到機場。

  張學良登上飛機，對宋美齡表示問候。宋美齡提出不要搜查她的行裝，張學良誠惶誠恐地表示：「豈敢！豈敢！」

  戴笠自然享受不到如此待遇，他最後一個走出飛機，剛一露頭就被楊虎城看到，一下飛機立刻被楊的警衛搜身，隨身攜帶的手槍被搜走。戴笠暗自慶幸，若非眾目睽睽之下，若非宋氏兄妹在場，很難說他不會被當場「撂倒」。

  隨後，宋美齡前往高桂滋公館照顧關押在那裡的蔣介石，戴笠與宋子文、蔣鼎文乘車前往金家巷少帥府。在少帥府，宋子文與張、楊對西安事變的解決方案做了初步討論，戴笠與蔣鼎文一直陪在旁邊。

  

  會談結束後，戴笠被張學良的警衛帶走。原以為是被帶到下榻地點，卻七拐八拐進入到公館地下室，當鐵門「哐啷」一聲被鎖上的時候，戴笠這才意識到：完了，自己已插翅難飛！

  直到這時戴笠才發現，自己的西安之行毫無意義，既無機會隨侍蔣介石身邊，更無機會聯絡下屬了解外邊情況，開展策反活動。

  地下室里深邃陰暗，唯一一個通向外面世界的小門被鎖死，由士兵在門外把守。由於遠離了外面的世界，地下室里靜得幾乎聽得見心跳。只有士兵來送飯的時候，才能聽到一點聲響——從幽遠的地方傳來的腳步聲，由遠及近，最後停在門口。

  深居地下與世隔絕的處境，急得戴笠幾欲撞牆。他要求晉見蔣介石，被守門的士兵拒絕；要求見張學良，士兵不予理睬。他猜測外面局勢緊張，自己已無生還可能。絕望之中，奮筆留書云：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唯未見領袖，死不甘心。」

  戴笠原是抱著必死之心而來，後事都料理好了，無論特務處還是家裡，都已無牽掛，如此效忠蔣介石而去，也算功德圓滿。可如今「死到臨頭」，又覺得這麼憋屈地死去毫無價值，與其被動等死，不如拼死一搏，也算死而無憾。

  可是在遠離塵世的地下室里，找誰去搏呢？

  23日晚上，戴笠躺在行軍床上，又是一夜未眠。

  24日凌晨，走廊里響起沉重的腳步聲：嗒、嗒、嗒……當腳步聲停在門口的時候，鐵門「嘩啦」一聲被打開。

  戴笠聞聲，從行軍床上一躍而起。

  在這個時候，若是進來持槍軍人，那結果只有一個：拉出去崩了！

  儘管來不及多想，但戴笠憑直覺斷定：凶多吉少。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張學良拖著沉重的腳步走進來。他看上去疲憊不堪，兩頰深陷，兩眼無神，眼圈烏黑。他將一份文件丟給戴笠後，便一屁股坐在了行軍床上。

  戴笠訝異地接過那份文件，那是東北將士的上書報告，幾個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請速殺戴笠，以絕後患！」

  雖然戴笠此時尚未有「蔣介石佩劍」之稱，但他對蔣介石的絕對忠誠和特務處無孔不入的能量，已足以引發蔣之「對手」的嫉恨。兵變之後，那些參與扣押蔣介石的東北將士，無不擔心這個特務頭子將西安之水攪渾，做出對東北軍不利之事，必欲除之以絕後患。

  報告內容無須再看，這九個字足以說明戴笠面臨的處境。

  赴西安前，戴笠對張學良確實抱有很大希望，即使宋子文，亦認為戴、張兄弟情深，由戴笠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不無裨益。

  戴笠本人更是認為，在國民黨少壯派將領中，除胡宗南之外，張學良是他第二個至交，可謂情同手足。張學良將那麼一大片豪宅無償讓給特務處使用，便足以說明問題。1934年張學良出任鄂豫皖三省「剿總」副總司令後，不久戴笠接手司令部秘書處第三科，他委派由南昌行營調查科合併過來的王新衡為科長，特別叮囑王注意保護張學良的安全，他本人也經常到漢口檢查工作，對張學良身邊的人，包括傭人、廚師等，都要一一摸清底細，以防萬一。一旦發現有什麼不妥，立即報告張學良。

  張學良對戴笠的關心深懷感念，每逢戴笠到漢口，便會邀他一同騎馬、游泳、下館子，玩得不亦樂乎。戴笠曾得到重要情報，稱張學良的秘書黎天才是中共間諜。對事關中共的情報，戴笠從來不敢耽擱，會立即調查核實，逮捕關押，往往先斬後奏。但對張學良身邊的人，他一般會親自向對方說明情況，如何處置由對方決定。

  對黎天才，張學良提出的處置方案讓戴笠哭笑不得，即效法囚拿破崙於聖赫倫那島，將黎天才「囚禁」在東湖中正亭，讓他在那裡讀書思過。但不許公開監視，也不許讓他逃走。

  東湖是武漢大學附近的一個小湖，中正亭建於湖中綠地。把一個大活人放在那裡無人看守，他豈有不逃之理？張學良如此感情用事，戴笠也只有一笑了之，聽之任之。這倒不是他完全為友情徇私情，張學良何等身份，連蔣介石都對他禮讓有加，他何不順水推舟，做個順水人情。

  結果，東湖中正亭中很快就沒了黎天才的蹤影。其實黎天才並沒有走遠，他一直沒有離開張學良，戴笠只能好人做到底，從此對任何人都不曾提過這件事。戴笠的沉默與配合，令張學良對這個只效忠蔣介石一人的特務頭子刮目相看，更加視為摯友。

  儘管如此，戴笠心裡也清楚，在事關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兄弟情義是微不足道的。就像張學良與蔣介石，兄弟情義何其深厚，張學良不是照樣扣押蔣介石，甚至可能採取「最後手段」嗎？同是張學良的結拜兄弟，戴笠又豈能與蔣介石相提並論？所以戴笠認定必死無疑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人之將死，戴笠像在臨行前的告別會上，愈發慷慨凜然起來：

  「古語云，主辱臣死。現在委員長蒙難西安，凡是為部屬的，怎忍偷生？我若怕死就不會來西安了。你可以殺了我，但殺不盡我的同志……」

  不等戴笠說完，張學良擺擺手說：

  「雨農兄，你誤會了。我無意加害委員長，更無意殺你！」

  這倒讓戴笠糊塗了，既無意加害委員長，為何要實施「兵諫」？兵諫本身帶來的後果是不可預測的，萬一蔣介石被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