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言的保護

  其實，張學良實施「兵諫」帶來的後果，不僅僅是軍事上的不可掌控，更有來自共產國際在政治上的壓力。

  兵諫當天，張學良在致中共中央的電報中稱：

  「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請派人前來共商大計。」

  然而，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卻令張學良大失所望。12月14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社論，把張、楊的義舉說成是「叛變」，是「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通訊》則斥責張學良為「叛徒」「強盜」；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還專門向孔祥熙表示，蘇聯政府與事變無關。

  蘇聯的公開反對，直接影響國內輿論幾乎一邊倒地壓向張學良，連抗日激進派知識分子及普通民眾，也紛紛予以譴責。

  事變後的局勢，並沒有出現張學良曾寄予厚望的各反蔣實力派的一呼百應，即使曾與他商量聯共抗日並一起勸蔣停止內戰的閻錫山，也直言「小六子太蠻幹了」。南京方面的強硬態度，何應欽的緊鑼密鼓磨刀霍霍，一觸即發之實力懸殊勝負分明的內戰，令孤立無援的張學良焦慮、絕望、茫然無措，他已經幾天沒合眼了，雙眼布滿了血絲。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張學良壓根兒就無殺戴笠之想。

  

  如果說出於政治的原因他可以不在意與蔣介石的兄弟情義，那麼對戴笠則完全無此必要。無論如何他與戴笠不會成為政治對手，且兩人私交甚篤，尤其眼下放蔣已成趨勢，戴笠和他的特務處作為蔣介石的左膀右臂，於公於私他都必須保戴笠安然無恙。他將戴笠關進地下室，正是為了將他秘密保護起來，以免其下屬及楊虎城的人蓄意「擦槍走火」。

  明白了張學良的一番苦心，戴笠對這位結拜兄弟既深懷感激，又對他的「蠻幹」深感遺憾。他心裡明白，張學良聯共並非蔣介石想的那麼簡單——受人引誘；發動「兵諫」亦非他本人說得那麼輕鬆，只是為了「教訓一下這個老頭子」。

  但無論如何，張學良都未免過於率性，過於情緒化，缺少對整個局勢的全面考量，歸根到底一句話，就是「蠻幹」。但事已至此，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送委員長回京，而且越快越好。

  當戴笠說出自己的看法後，張學良無可奈何地搖搖頭。他何嘗不想儘快送走蔣介石，可開弓沒有回頭箭，當初那麼多人參加了扣押蔣介石、抓捕中央大員的行動，如今放蔣，豈能他一人說了算！但是形勢緊迫，戴笠強調說：

  「南京主戰派巴不得把事情鬧大，隨時都有可能發動大規模內戰。延遲一天，危險係數會成倍增長！」

  張學良之所以急得焦頭爛額，就是因為對這個結果十分清楚，而又難以達到立即放蔣之目的。戴笠卻理所當然地認為，解鈴還須繫鈴人，釋放蔣介石，只有張學良能做到。他提醒張學良，萬一爆發內戰，日本人乘虛進攻，後果就不可收拾了。

  這何嘗不是張學良所擔心的。放棄東北、熱河撤兵都已讓他背負虎父犬子的罵名，若再因此爆發內戰讓日本人漁翁得利，他豈不成為千古罪人！

  雖說他曾有過更壞的打算，但他並不相信真會落到實施的那一步，何況形勢的變化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想。他也終究是性情中人，在宋美齡介入此事後，他面對蔣、宋幾度落淚。

  離開前，張學良終於說了一句讓戴笠感到莫大寬慰的話：

  「放心吧，我會儘快送委員長回京，只是你老兄還要在這裡委屈幾天。」

  委屈幾天又何妨？戴笠擔心的是瞬息萬變的局勢，只要不離開西安，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變故。退一步講，即使蔣介石順利返京，戴笠也未必能順利離開西安城，那份東北將士的上書報告便足以說明問題，何況還有楊虎城的屬下官兵。若不是張學良特意保護，恐怕他早已身首異處。事實上，從戴笠不見蹤影之後，無論東北軍相關將士還是楊虎城及其部屬，都對此耿耿於懷。宋子文在24日的日記中對此事有所記載：

  「下午，蔣鼎文拜見委員長，在拿到其停戰手令後，乘飛機驟然離去。我們均盼望委員長明日聖誕節能動身返回南京。戴（笠）的不辭而別令敵手甚為不悅。」

  可見張學良對戴笠的秘密隱藏，連宋子文都蒙在鼓中。直到最後的交涉中，楊虎城仍在問宋子文，「是否能阻止復興社在陝、甘的行動」，並說復興社在陝甘已引發許多摩擦。楊虎城所指顯然是戴笠的特務處，因為復興社在西北以組織形式出現的只有特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