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清池生變

  12月7日下午，張學良趕到華清池，再做最後的努力。他抱著以死相諫的決心，哪怕被蔣介石一槍崩了，也要把肚子裡的話全部說完，因此慷慨激昂，直抒胸臆，說到動情處，以至聲淚俱下，唏噓不已，稱：

  「繼東北淪陷之後，華北已名存實亡，國家民族生死存亡已到了最後關頭。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內戰團結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繼續『剿共』斷無出路……」

  但對蔣介石來說，「剿共」已經到了最後時刻。眼下嚴冬已至，紅軍接不到蘇援，基本溫飽尚難以解決，何以抵抗國民黨軍隊的重兵「圍剿」。事實上，中共已向張學良借款達六七十萬元。離開張學良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在國民黨軍隊的包圍之中，紅軍面對的形勢將更加嚴酷。

  在蔣介石看來，「現在『剿共』軍事僅剩最後五分鐘了」，怎聽得進張學良如此哭諫，結果赫然震怒，斥責張學良「上了共產黨的當」，並說：

  「你就是拿槍打死我，我的政策也不會改變。」

  蔣介石的態度激怒了張學良，他決定接受楊虎城的建議，發動事變。

  回到西安後，張學良找到楊虎城，兩人做了初步協商。12月8日兩人再次會商，初步確定了兵諫計劃，決定由東北軍負責華清池抓捕蔣介石和西安到臨潼沿線的警戒任務；十七路軍負責拘捕南京方面軍政要員，解除所屬南京政府的軍警憲特全部武裝，抓捕和控制南京政府派出機構的人員，並扣留機場作戰飛機和控制火車站等。約定雙方分頭進行準備，具體日期根據準備情況另定。

  而蔣介石為督促東北軍儘快「剿共」，特地約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和第一〇五師師長劉多荃共進早餐，對他們進行勸說，甚至敲打王以哲說：

  

  「你軍部的電台經常和共產黨通報，別以為我不曉得，我早就知道你們這些舉動。」

  蔣介石的本意在於警告，一方面督促他們自覺「將功折罪」，另一方面用寬宏大量去感化他們，以達成積極「剿共」之目的。

  殊不知，這個「敲打」非但沒起到警示或感化的作用，反而將他們向相反的方向推了一把。「通共」是要掉腦袋的「大罪」，即使蔣介石眼下不計較，誰敢保證他不會秋後算帳？不可否認的是，當兩位忠實下屬將這一「敲打」轉達張學良之後，直接的後果，是加快了張學良的「兵諫」步伐，使之迅速定下舉事日期。

  12月11日，蔣介石召集來陝的軍事將領、軍政要員和張學良等人商議軍事計劃，定於次日（12日）發布第六次「圍剿」紅軍的命令。

  於是，張、楊將舉事時間定在當天夜裡。

  11日晚，張、楊在西安新城大樓綏靖公署聯名宴請來陝中央要員，準備宴會一散，雙方立即同時行動，先由張學良部在華清池扣押蔣介石，旋由楊虎城部在西安城內發起大抓捕。

  就在這天下午，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陳誠忽然發覺西安的氣氛有些異常，他立即趕赴臨潼向蔣介石匯報。經陳誠一點，蔣介石似乎也恍然醒悟，覺得張、楊二人近日確實有些不對勁。為了進一步試探，蔣介石當即電話通知張學良、楊虎城、于學忠去臨潼參加軍事會議。

  張學良接到電話後，擔心已走漏消息，頗為疑慮，但不去必將引起蔣介石懷疑。為穩妥起見，他決定獨自一人去見蔣介石，以宴請中央要員為名讓楊虎城留下。

  與參加軍事會議相比，宴請中央要員這個理由顯然牽強，蔣介石疑心亦在情理之中。而更令蔣介石懷疑的，是張學良心神不定的表現，為此，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為異。」

  直到要上床休息了，蔣介石還在為這件事耿耿於懷：

  「臨睡思之，終不明其故，以時遲，亦遂置之。」

  倘若蔣介石能在下午陳誠提出疑問之時，或晚上張學良離開之後當機立斷，撤出華清池再做打算，或許歷史將被改寫。

  如此「遂置之」，蔣介石便再也沒有機會了。

  12月12日凌晨，華清池槍聲驟起，蔣介石這才大夢初醒，趕緊在侍衛的保護下越牆逃走，爬上驪山躲藏。但很快被張學良的衛隊搜出，押送西安，關進新城大樓西安綏靖公署內早已準備好的房間。

  與此同時，來陝的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所有中央軍政要員與他們的幕僚、參謀人員，以及陝西省主席邵力子等人，全部被抓捕扣押在西京招待所，西安城內所有南京方面的機構與人員悉數被控制。

  蘭州方面，東北軍五十一軍亦在當日凌晨接到張學良的密令，拘捕蔣系軍政要員，解除駐蘭州中央軍武裝，控制了機場及蘭州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