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戰還是主和

  安排好潛入西安的特工人員，戴笠立刻外出打探消息，這才知道南京政府早已亂成一鍋粥。由於官方通訊被切斷，南京方面完全得不到準確消息，一些私人通道傳遞著各種猜疑和揣測，甚至有人在風傳，說蔣介石已在槍戰中喪生。

  當天上午，軍政部長何應欽即得到密報，稱駐西安周邊的東北軍一〇五師（師長劉多荃）叛變，清晨西安臨潼間有密集槍聲，委座原下榻臨潼，今下落不明。何應欽當即密電告知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

  這天是星期六，孔宋家族主要成員均在上海。孔祥熙在上海家中接到何應欽密電的時候，張學良致孔祥熙的密電也已發到南京。孔祥熙在電話中被告知電文內容，大體為張、楊發動了「兵諫」，蔣介石被扣押。孔祥熙當即密電張學良，請其「委婉相商」，「保護介公絕無危險」，隨後與夫人宋靄齡趕到宋美齡在上海的寓所。

  宋美齡正在家中召開航空委員會會議，這個消息對她無疑是一個沉痛打擊。但宋美齡無愧於女中豪傑，她異常冷靜，當即通知蔣介石的外籍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與他們一起連夜登上北去的列車，於次日清晨七時趕到南京。

  宋美齡第一時間想到端納，這是因為端納不僅是蔣介石的顧問、她和蔣介石的私人朋友，他也曾是張學良與其父張作霖的顧問，與張氏父子相交甚深，張學良把他當伯叔、老師一樣尊敬，由他去西安居間調停，是再好不過的人選。

  這時的南京方面，已於事發當晚召開國民黨中常會與政治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通過兩項重要決議：一是「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一是由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負責指揮調動軍隊。但是否立即對張、楊兩部實施軍事討伐，會上產生了分歧。

  13日清晨，中央大員再次聚集中央黨部禮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儘管爭論激烈，但無外乎兩種主張：一種是主戰，主張立即實施軍事討伐；一種是主和，主張尋求和平解決的途徑。

  最終，以何應欽為首的主戰派占了上風，決定採取快速嚴厲的軍事行動，向張、楊兩部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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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美齡來到會場後，力主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她認為，在真相未明了之前決定軍事討伐，未免太過倉促。此事若處理不當，後果將不堪設想，並為此與何應欽發生激烈爭執。

  在蔣介石生死未卜之際，何應欽一改對宋美齡一向恭謹的態度，用鄙夷的語氣指責宋美齡：「婦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

  宋美齡自然不是普通的婦道人家，她的學識、才智遠在何應欽之上。她要求何應欽停止軍事行動，弄清事變真相，力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當天下午，端納受宋美齡、孔祥熙指派，攜帶宋美齡分別寫給張學良與蔣介石的親筆信，飛往洛陽，於14日下午由洛陽飛抵西安。

  儘管如此，南京方面主戰派的軍事討伐行動並未停止，而且在復興社內部引起急劇分化。復興社主要負責人常務幹事賀衷寒、復興社書記鄧文儀等人急欲「改換門庭」，為搶占「擁立」頭功，組織召開復興社高級幹部會議，表示堅定不移地站在何應欽「主戰派」的一邊。

  在幾乎一邊倒的「主戰」呼聲中，戴笠與鄭介民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戴笠在會上發表自己的看法稱：

  「在校長情況尚未明了的情況下，武力解決西安事變未免唐突，唯政治談判解決才能保校長安全。」

  儘管戴笠說得委婉，沒有把軍事討伐無異於「置校長生死於不顧」這樣的話說出來，仍頃刻間成為眾矢之的。賀衷寒、鄧文儀等人對戴笠橫加指責，將西安事變爆發責任全部推到戴笠身上，指出戴笠身為特務處處長，對校長負有情報和保衛的雙重責任，校長被扣押全系特務處工作失誤所致，戴笠應負全責。

  戴笠自然知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至於這個責任有多大，該怎樣去承擔，他本人還沒來得及想那麼多。從聽到蔣介石身陷險境那一刻起，他就在千方百計尋求真相，尋求施救途徑。

  但是鄧文儀早已為他想好該怎樣承擔這個責任，鄧文儀公開揚言：

  「特務處西北區事前失職，西北區負責人及特務處負責人若不死於張、楊之手，就應自殺以謝校長！」

  「自殺以謝校長」，不僅說得冠冕堂皇，而且足夠陰毒。在戴笠看來，校長尚在危難之中，學生豈有資格自殺！戴笠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打流十年，承蒙蔣介石知遇之恩，不次拔擢，得以廁身近禁，他對蔣介石的感恩戴德是刻骨銘心的，所以他和他的特務處只對蔣介石一人負責，他的命運是和蔣介石綁在一起的，萬一蔣介石遭遇什麼不測，他和他的特務處將整個跟著「翹辮子」！

  所以，即使死，也要為營救校長而死，也要死得「忠烈」！

  正因為如此，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做改換門庭之想。

  這一天，戴笠立下遺囑：「唯未見領袖，死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