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務處接管「調查科」

  有道是「福之來也，人自成之」，機遇總是光顧那些有準備的頭腦。論學歷、資歷，戴笠不及鄧文儀；論拼命精神、以項上人頭「作押」對蔣介石的效忠，鄧文儀不及戴笠。

  戴笠對蔣介石的忠誠，無論涉及任何人，他都不可能出於自保而隱瞞實情，後來在抗戰期間力促誅殺孔祥熙的義子林世良，從此打破「孔大財神」不可動搖的神話，便是例證。雖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卻也是義無反顧。

  正因為如此，蔣介石任命戴笠為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接管了調查科及調查科那張龐大的特務網絡。昔日的望洋興嘆、自愧弗如，轉眼間化為烏有，世界在戴笠眼前瞬間翻了個個兒。鄧文儀手下1200人的龐大特工隊伍，且大多「海歸」及黃埔老大哥等高級人才，併入他670人且不乏「土著」與「草根」的隊伍中，戴笠大有「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之感慨。

  戴笠仔細分析了調查科的人員構成，「海歸」占據相當大的比例，其中以留日生與留蘇生居多，尤其「四一二政變」之後脫黨轉入國民黨陣營的留蘇生，雖然脫離了共產黨的組織，但共產黨人一貫的聯繫群眾注重調查研究、生活艱苦樸素的作風沒有變。

  

  戴笠雖加入了從舊軍閥轉化而來的國民黨隊伍，站在反共的陣營中，他本人卻也是出身勞苦大眾，有著勞動人民的本質，因此對共產黨人樸素的生活作風和嚴謹的工作作風不無讚賞。

  儘管這部分人為數極少，卻為戴笠最為頭疼的反共工作帶來轉機，於當年年底破獲上海江灣中共地下黨組織，不久又破獲了中共江蘇省委，此後又相繼在漢口、唐山等多地破獲共產黨的地下組織。

  這些併入特務處的原共產黨人包括李果湛、王新衡、謝力公、程一鳴、陸遂初等。其中，原調查科第一課課長李果湛出任特務處書記長，旋調北平區任區長；王新衡被派往武漢行營任第三科科長兼特務處武漢區長；程一鳴、陸遂初等人被派往浙江警校擔任特訓班教官。

  原調查科主任秘書張毅夫（又名張嚴佛），是鄧文儀的湖南醴陵小同鄉，也是從小的同學，在調查科屬於二號人物。戴笠對他非常重視，前後兩次任命為特務處書記長。時逢特務處副處長鄭介民赴歐洲考察，回國後公開身份為參謀本部第二廳第五處處長，對特務處的工作過問減少，張毅夫遂成為特務處實際上的「二把手」。

  一直準備建立的督察制度，也在接收調查科後很快建立起來。「督察」一職，雖與「區長」或「站長」平級，工作上卻處於指導監管地位。出任各地督察的，幾乎為清一色的原調查科人員，如王平一、吳賡恕、謝力公、王立生等。

  在國民黨內部，任何單位任何團體似乎都存在派系之爭、畛域之分，因此，很多人擔心戴笠如此重用原調查科人員，會引起特務處元老不服氣，後來證明純粹是杞人憂天。

  在特務處時期乃至後來的軍統時期，從未發生過此類事件。歸根結底，一是戴笠重視人才，「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二是壓得住砣，即使有人以特務處老資格自居，對後來居上者不滿，也只能壓在心底。

  對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這頂桂冠，戴笠十分受用，非常願意人家稱他為「戴科長」，一直到他遭遇空難，蔣介石對他的稱呼都是「戴科長」。

  這個「科長」給特務處帶來的更大實惠，是公開身份。

  此前特務處控制的公開機構，包括浙江警校、杭州警察廳、首都警察廳偵緝隊、首都警察廳調查科、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等，主要是京滬杭警界。合併調查科以後，該科設在浙、贛、鄂、皖、湘、桂、黔、陝等省保安處的調查科、調查股，以及徐州行轅調查科、設在武漢三省「剿匪」總部的第三科、禁菸密查組等，都成為特務處的公開機構。

  隨後，戴笠利用新獲權力，設立和擴大在軍警憲的特務機構和增加派遣人員，在十多個省直轄市派遣警察局（廳）長，在京滬、粵漢、平漢、津浦等主要鐵路部門派遣警察署長，並在一些重要城市派員擔任軍警機構中的特務隊長與偵緝隊長，在憲兵司令部設立政訓處，在憲兵團、營派遣政治訓練員。

  合併了調查科，特務處原有的辦公場所已遠遠不夠，戴笠的結拜兄弟張學良將洪公祠一號一幢老式花園平房交給戴笠使用。

  這是一幢高牆深院的老式花園平房，占地面積達60畝，院內有兩個大廳和大小100多間房，東西各有一個面積開闊的大廣場，四周高牆，唯一的門朝北，可謂壁壘森嚴，與世隔絕。

  隨後，特務處本部由徐府巷二號遷入洪公祠一號。抗戰爆發後，即1937年11月特務處遷往長沙，這處宅院交與南京區長錢新民保管，不料在當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前，被一場大火夷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