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儀「馬失前蹄」

  1934年夏秋之時，特務處有內外勤人員670人。那塊「餡餅」之大，近乎特務處內外勤人員的兩倍。

  這就是南昌行營調查科。

  南昌行營調查科成立於1933年春夏之際，由蔣介石的侍從秘書鄧文儀兼任科長。此前鄧文儀曾兼任「武漢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秘書處第三科科長，由於第三科在鄂豫皖「剿匪」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南昌行營改組之後，鄧文儀建議並被批准在南昌行營秘書處成立調查科，將武漢三省總部第三科的工作發展擴大。

  蔣介石對南昌行營調查科十分重視，在人力物力上給予大力支持。

  猶如戴笠的特務處，說起來只是一個「處」，其觸角卻是四通八達；鄧文儀的「科」不僅如此，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小小一個「科」的實力與能量，完全不是戴笠的「處」所能望其項背的。

  這主要由鄧文儀的個人條件與所處位置決定的。

  鄧文儀，湖南醴陵人，出生於1905年，比戴笠年輕八歲。

  論學歷，鄧文儀早年入大本營陸軍講武學校，1924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1925年留學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是蔣經國的同窗；後又畢業於國防研究院第一期，並被授予香港世界大學文學名譽博士。

  論經歷，鄧文儀早年參加過東征，擔任過軍校第三期中尉區隊長、師政治部主任、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少將代理主任、蔣介石的侍從秘書。作為復興社發起人之一，任復興社幹事會幹事、書記兼組織處長等。

  相比之下，戴笠只有一個黃埔軍校第六期未畢業的資歷，在鄧文儀參加東征的時候，他還在竹山田園中尋尋覓覓，苦等著「遇雷雨」的機會。而他這個特務處長，也是由編外情報員做起，出生入死跑單幫闖出來的，說起來就是名副其實的草根出身。

  

  尤其，鄧文儀的「科」是公開單位，雖也是特工性質，卻是名正言順，招兵買馬及開展工作等均占絕對優勢；戴笠的「處」是秘密單位，人們歷來對屬於秘密行業的特務存有偏見，認為情報工作乃至抓人、殺人等秘密行動，均屬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勾當，不屑與之為伍，因此戴笠羅致高級人才就有了相當的難度。

  由於這種種差異，儘管鄧文儀在南昌行營的「科」比戴笠在南京的「處」成立時間晚了整整一年，但一經成立便勢頭強勁，其人員構成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遠在特務處之上。

  調查科除了科本身的龐大機構，在「剿匪」區域內各省政府的保安處，均設有調查科與調查股，作為直接下屬機構，儼然一張組織嚴密的特工情報網；同時在華中地區及東南各省設有外勤機構與特派員。其主要任務，除匯總本系統情報外，同時將徐恩曾主持的中央調查統計局的情報、軍委會調查統計局二處（特務處）的情報匯總在一起，研究推斷，加以整理，供統帥及幕僚長參考。或可說，該調查科也是蔣介石的三級幕僚機構。

  豈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當鄧文儀風頭正勁之時，一場意想不到的災難驟然降臨。

  1934年6月的一天中午，南昌機場突發大火，一架正在修理的飛機被大火燒毀，同時被燒毀的還有附近數十間營房。

  鄧文儀奉命調查此案，調查結果為「自然起火」，調查報告顯示起火原因有三：

  一、失火前一天，該飛機曾用若干汽油洗刷全機；

  二、失火時間為正午，酷暑盛夏，中午空氣溫度過高；

  三、隔牆有一幫人在修理房子，為焊接鐵管，用木炭發火，並用一個大風箱鼓風助燃，火星隨風飄到隔壁飛機上，引發大火。

  然而，調查報告遞交之後，鄧文儀被撤銷本兼各職。

  當時各報紙將此事炒得沸沸揚揚，眾口一詞，稱此案系人為縱火，目的為焚毀機場附近老營房中財務室報銷單據，掩蓋航空署高級官員在購買飛機中的貪贓行為。

  鄧文儀認為，這是「毫無憑證」的猜測，是居心叵測之人煽風點火所致。而最終「眾口鑠金，積非成是」，他因此引火燒身，成為眾矢之的，被指收受賄賂，貪贓枉法。

  即使被撤職，鄧文儀始終堅稱調查報告情況屬實，並稱軍委會長官調查核實此案，對他多有嘉勉。

  就鄧文儀人格而言，收受賄賂純系子虛烏有。退一步講，即使他有心袒護航空署高官，也無膽量接受其賄賂。

  最可靠的說法是，因此案牽涉到航空署兩位重要人物：宋美齡與蔣介石前妻毛福梅的侄子毛邦初，鄧文儀擔心引火燒身，遂隱瞞真相。蔣介石隨後派另一位心腹干將——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調查此案，楊永泰據實呈報。蔣介石最忌下屬不忠，鄧文儀恰犯此忌，只得請辭，正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無論何種說法，鄧文儀被撤職是不爭的事實，南昌行營調查科這塊大大的「餡餅」，便不偏不倚落到了戴笠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