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光輝「挖牆腳」

  其實，早在特務處草創之初，違犯紀律的事便時有發生，只是當時工作千頭萬緒，戴笠尚無暇顧及。

  第一件令戴笠惱火的「違紀」事件，發生在上海第一任區長翁光輝身上。

  翁光輝，浙江麗水人，出生於1900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三期，與趙世瑞、陳恭澍、趙理君等人，同為「洪公祠特訓班」第一期同窗。

  鑑於上海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特務處成立伊始，戴笠就首先在上海建立外勤機構，並一經成立便比天津站、北平站高一個檔次——上海區，任命翁光輝為區長。

  由此可見，翁光輝受戴笠之器重，並不亞於王天木與陳恭澍。

  而翁光輝上任沒幾天，便干出一件「違紀」大舉措，其性質與唐縱、趙世瑞的「違紀」大相逕庭，誰都不會想到，他幹的竟然是一件「挖牆腳」的勾當，想越過他的戴老闆，直接邀功於蔣介石，企圖一步登天。

  事發1932年夏，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破獲一處中共地下黨機關，搜查出紅軍在江西的部署、裝備等情況材料。戴笠安插在法租界巡捕房的情報人員、華人探目范廣珍，意識到這份材料十分重要，便將材料交給了區長翁光輝，由翁光輝上交特務處。

  翁光輝同樣意識到這是一份重要的軍事情報，一時異想天開，認為將這份重要軍事情報直接呈遞蔣介石，將是立功的大好機會。

  不知他是否想過，作為被戴笠委任的上海區長，他在蔣介石心目中的重量如何能超得過他的戴老闆？無論這份情報有多重要，歸根到底只是一份情報，且既非他本人所獲取，又是違規遞送，怎見得能博取蔣介石歡心？

  但無論如何，翁光輝主意已定，並想好了怎樣去廬山。北伐時期他曾在海軍一艘軍艦上當艦長，軍艦對他來說是再好不過的交通工具。經打聽，正有一艘中國軍艦在上海造船廠檢修，他很快疏通了關係，乘此軍艦，溯流而上，直駛九江，準備從九江登陸，再上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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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正在廬山牯嶺召開軍事政治會議，部署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然而翁光輝並沒有如願登上廬山，他乘坐的軍艦剛離開上海，戴笠便得到了消息。

  這件事令戴笠大為震驚，放眼特務處上上下下，連蔣介石信賴的特務處負責人鄭介民、邱開基等人，元老一級的王天木、周偉龍、唐縱等人，都無人敢挑戰戴笠在特務處的絕對權威，更無一人敢與戴老闆爭高下，倒是戴笠本人精心挑選培養的「晚輩」，初生牛犢不怕虎，膽大包天。此風一開，特務處豈不天下大亂！

  戴笠乘飛機從南京直飛九江，當翁光輝駕駛的軍艦入港時，戴笠攜帶的特務隊已經恭候在碼頭上。

  翁光輝還在美滋滋做著春秋大夢，不料一出船艙，等候他的竟是特務隊烏黑的槍口。翁光輝登時傻了眼，乖乖交出范廣珍給他的材料，束手就擒。

  回到南京後，翁光輝被撤職，同時被監禁。上海區長一職由余樂醒接任。

  事實上翁光輝並沒有被關押多久，畢竟是戴笠最器重的愛將之一，又值此用人之際，戴笠怎會與部下一般見識？且翁光輝也是聰明人，受此懲戒，必然會接受教訓。不久戴笠就將他放出，並升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長，抗戰爆發後又先後任命為重慶衛戍總司令部警務處大隊長、副處長，第十綏靖區司令部調查室少將主任等職。

  但翁光輝違紀事件並未引起戴笠的高度重視，懲戒之後也就拋到了腦後。一年多後箱屍案案發，戴笠這才真正感到痛心疾首，因為王天木所犯的事，遠遠超出了他的制裁權限。隨後，又相繼發生了唐縱、趙世瑞「違紀」事件，以及陳恭澍「畏罪潛逃」事件。

  應該說，翁光輝、王天木、唐縱、趙世瑞、陳恭澍這幾人，都是特務處內外勤工作中一等一的「大腕」，連這些「大腕」都會闖下如此大禍，其他人員的法律法規觀念與紀律性就可想而知了。

  為懲戒嚴重違紀，或因工作失誤造成嚴重後果的「同志」，戴笠也曾採取過措施，那就是關禁閉。按照各自的錯誤程度，分別關在甲、乙、丙三地，讓他們在禁閉中反省。

  但這種懲戒畢竟是亡羊補牢，治標不治本。為改變現狀，戴笠於1934年年初便開始醞釀建立督察制度，對外勤人員予以監督制約與引導。

  當然，這種督察制度不是每個區長、站長都歡迎的，譬如北平站站長陳恭澍，對這一制度便相當牴觸。

  對戴笠來說，發愁的是能擔此重任的人才。「督察」一職的政策水平、法律觀念要遠在各區長、站長之上，才可發揮督導作用。一員員「大腕」的相繼倒下，已令戴笠深感人手不敷使用，又何來可擔督導重任的人才呢？

  都說世上沒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可在1934年秋季，戴笠偏偏遇到這樣一樁好事，一塊足夠大的「餡餅」毫無預兆地從天而降，結結實實「砸」在了他的頭上，讓他的用人困境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