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三叛：諸葛誕引發了一場大戰

  在司馬懿父子相繼獨攬大權，並最終篡魏立晉的道路上，淮南郡無疑是一個最大的障礙。

  司馬懿執政時，王淩據淮南發動第一次叛亂；司馬師執政時，毌丘儉據淮南發動第二次叛亂；如今輪到司馬昭執政，時任征東大將軍的諸葛誕竟然又在此地發動了第三次叛亂！

  壽春，簡直成了曹魏後期的一座「造反者孵化基地」，而且效率奇高，凡進駐者，包你反叛！哪怕第一撥和第二撥造反者都已身死族滅，可諸葛誕還是義無反顧地成了第三撥造反者，大有前仆後繼、不死不休之勢。

  那麼，諸葛誕為何要造反呢？

  據《資治通鑑》轉引《三國志》的相關記載稱，是因為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淩、毌丘儉相繼誅滅」，諸葛誕便「內不自安」了。如此看來，原因就是物傷其類、唇亡齒寒。

  不過，當初毌丘儉、文欽造反時，就想拉諸葛誕入伙，可他二話不說就把人家的使者砍了，表現得十分忠於朝廷（司馬師）。既如此，就說明至少在司馬師執政時，諸葛誕是堅決與毌丘儉等人劃清界限的，絕無造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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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真正促使諸葛誕揭起反旗的，應該還是與司馬昭有關。準確地說，是因為司馬師在位時，對諸葛誕頗為器重，二人相互信任的程度很高；但是到司馬昭上位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彼此開始有了猜疑之心，導致互信程度急劇降低。

  有一件事，足以證明這一點。

  那是在曹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冬，諸葛誕得到情報，說東吳準備入侵徐堨（東關以東，今安徽含山縣西南）。諸葛誕當即上奏朝廷，請求向壽春增兵十萬，並建議在淮河沿岸修築要塞，以防備東吳。

  而司馬昭卻認為，諸葛誕現有的兵力足以應付東吳，根本沒必要大舉增兵並修築要塞，於是駁回了他的請求。

  如此一來，一條猜疑鏈的第一環就悄然生成了：

  在司馬昭看來，諸葛誕請求增兵、修築要塞，與其說是為了防禦外敵，不如說是想壯大實力、擁兵自重；而在諸葛誕看來，司馬昭斷然駁回他的請求，分明就是不信任他，對他起了猜忌之心。

  緊接著，猜疑鏈繼續延伸，順理成章地生出了第二環：

  司馬昭上位後，為了鞏固權力，派遣心腹賈充（賈逵之子）等人前往壽春、新野、長安、薊縣四地，分別去「慰勞」曹魏帝國的征東、征南、征西、征北四位手握重兵的大將軍，試探他們對司馬昭是否足夠忠心。而賈充就被司馬昭派到了最不放心的淮南，任務便是刺探諸葛誕。回朝後，賈充立刻稟報司馬昭，說：「諸葛誕在壽春根基深厚，民望所歸。不如徵召他入朝，我料他不會來，且必定造反，但現在反，後果不會很嚴重；倘若今日不徵召，讓他繼續壯大，那將來的後果會比現在嚴重得多。」

  言下之意，長痛不如短痛，既然疑心諸葛誕會反，不如提早將他逼反！

  司馬昭深以為然，遂於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徵召諸葛誕回朝，擔任司空。

  這就是典型的「外示尊崇，內奪其權」，諸葛誕當然不會乖乖回朝，引頸就戮。

  至此，司馬昭與諸葛誕之間，便從相互猜疑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不是諸葛誕起兵推翻司馬昭，就是司馬昭出兵掃平諸葛誕，二者必居其一！

  諸葛誕懷疑是同駐壽春的揚州刺史樂告發他，遂斬殺樂，然後集結了淮南、淮北各郡縣的屯墾兵團十餘萬人，另外徵召精兵四五萬人，並囤積了足夠大軍一年所用的糧草，在壽春揭起了反旗。

  在起兵的同時，諸葛誕就找好了後路，命長史吳綱帶上其幼子諸葛靚及部分將領的子弟，前往東吳充當人質，同時向東吳稱臣，請求發兵援助。

  得知曹魏內亂再起，孫大喜，立刻命將軍全懌（全琮之子）、全端（全琮之侄）、唐咨、王祚，率三萬部眾，與文欽同時出發，馳援諸葛誕，同時給諸葛誕封了一堆官爵：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

  同年六月，司馬昭集結了二十六萬大軍，親自率領，出征壽春。

  在這支東征大軍的隊列中，赫然有少帝曹髦和郭太后。這是司馬昭專門安排的，因為他擔心把二人留在京師，萬一被人利用，給他來個「挾天子以令諸侯」，那他司馬昭可就進退失據了。所以，他必須時時刻刻把少帝和太后攥在掌心，心裡才踏實。

  同月二十五日，東征大軍迅速進抵丘頭。司馬昭命大將王基、陳騫為前鋒，率部進圍壽春。

  王基等部進至壽春後，還沒來得及圍城，文欽、全懌等東吳援軍已從城池北面的八公山突入了城中。

  一座小小的壽春城，頓時擠滿了軍隊——諸葛誕自有部眾十五六萬，加上全懌等人的三萬，再加上文欽所部，總計應該超過了二十萬。

  司馬昭得知對方大軍雲集，遂命王基固守營壘，可王基卻屢屢要求出戰。就在此時，東吳鎮南將軍朱異（朱桓之子）又率所部三萬人自武昌出發，迅速進抵安豐郡（今安徽霍邱縣），與壽春遙相呼應，並從南面對魏軍側翼構成了威脅。

  司馬昭擔心王基腹背受敵，遂命他放棄營壘，轉移到壽春北面的八公山。

  王基接到軍令後，卻將其扔到了一邊，對部將說：「如今，我軍對壽春的包圍圈已經完成，營壘堅固，兵馬就位，只需加強工事，防止他們突圍就行了，要是現在轉移陣地，令敵人突圍逃逸，只怕再有智謀的人來都沒辦法了。」

  隨後，王基上疏司馬昭，解釋了自己拒絕聽命的理由：「與敵軍對峙，應當不動如山，若轉移到險要之地，軍心反而會動搖，聲勢也會居於下風。如今，各軍均已進入深溝高壘之中，軍心穩固，切不可輕易改變行動。」

  司馬昭經過一番斟酌後，收回成命，採納了王基的建議。

  於是，一場大規模的攻城戰就此打響。以王基所部為首的魏國大軍將壽春四面合圍，且以壕溝和營壘組成了數重包圍圈。文欽等部多次企圖突圍，都被魏軍打了回去。

  為了防止吳國援軍從背後進行攻擊，司馬昭命大將石苞、州泰、胡質等人，遴選精兵，在外圍游弋，阻擊來援之敵。很快，州泰所部便跟吳將朱異在陽淵（今安徽長豐縣南）遭遇，雙方交戰，朱異敗退，州泰追擊，殺死殺傷吳軍二千人。

  同年七月，得知文欽等部被困、朱異進援遇阻，孫遂親率大軍，推進到鑊里（今安徽巢湖市西北），大有與魏軍決一死戰之勢。

  至此，這場由諸葛誕叛亂引發的戰役迅速升級，演變成了一場魏、吳兩國的大戰。

  這一戰，魏國投入的兵力是二十六萬；而吳國援軍加上諸葛誕的兵力，僅壽春一地就超過二十萬，再加上朱異的三萬及孫帶來的援軍，總兵力絕對在二十六萬以上，甚至可能達到三十萬。

  也就是說，魏、吳雙方在這一戰中投入的兵力相加，已達到五十多萬。如此規模，放在整個三國時代，都是極為罕見的。單論兵力，此戰的規模已遠遠超過了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和夷陵之戰。假如曹操、孫權等人還在世並親自指揮的話，這一戰的精彩程度以及在後世的知名度，一定不亞於三大戰役。

  可眼下，雙方的主帥是司馬昭和孫，這就令此戰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了。接下來我們便會看到，司馬昭的表現還算可圈可點，而孫的表現，則只能用一塌糊塗來形容。

  孫發出的第一道命令，是讓剛剛撤下來的朱異再度上陣，率丁奉、黎斐等五部兵馬前去解壽春之圍。朱異只能聽令，隨即率部北上，迅速推進到壽春南面的都陸（今安徽六安市西）。朱異把輜重糧草留在此地，然後繼續挺進到黎漿（今安徽壽縣東南）。

  負責外圍打援的魏將石苞、州泰，早已在此等候多時。他們以逸待勞，趁吳軍剛剛進入戰場、立足未穩，立刻發起攻擊，結果朱異再度敗北，只能撤退。

  而朱異的這次撤退，就比上回慘多了。因為就在石苞、州泰攻擊他的同時，魏將胡烈已率一支五千人的奇兵，偷襲了都陸，把吳軍的所有輜重糧草全部付之一炬了。等朱異退到都陸時，眼前只剩下一片廢墟。

  徹底斷糧的朱異被迫帶著殘部往大本營鑊里撤退。從都陸到鑊里將近四百里，一路上，飢餓難耐的部眾只能摘葛葉充飢。

  眼見朱異帶著一幫殘兵敗將歸來，孫十分不悅，立刻下達了第二道指令，命朱異再度出發，與敵死戰。

  這顯然是一道違背常識且毫無人性的命令。朱異和他的部眾兩度被擊潰，且餓著肚子跑了四百里路，好不容易撿回一條命，你不讓他們休整，還強迫他們第三次出戰，這不等於叫他們去送死嗎？！

  朱異大為憤慨，遂以「士卒乏食」為由，抗命不從。

  孫感覺自己的權威受到了冒犯，頓時勃然大怒。同年九月初一，孫在鑊里將朱異斬殺。原本就將星凋零的東吳，很不幸又失去了一位大將。

  事實上，在此時的孫大營中，並非沒有可戰之兵，亦不無可戰之將，然而孫卻只盯著朱異和他的部眾，實乃咄咄怪事。

  究其原因，我們只能認為，孫完全沒有指揮大戰的經驗和能力，更缺乏面對強敵應有的冷靜和理性，所以只好憑藉個人情緒來指揮作戰。

  朱異在陽淵第一次戰敗後，孫可能就對他心生不滿了，但此時命朱異二度出戰，還不能說完全出於情緒，或許也有「使功不如使過」、讓朱異戴罪立功的意味；可當朱異二度戰敗、士氣盡喪後，孫不顧一切逼他三度出戰，這就完全屬於情緒驅動，沒什麼好解釋了；而到最後朱異抗命，孫一怒之下把他斬了，這種行為就更是情緒失控的產物。

  若換作一位合格的主帥，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等戰事結束後，再用軍法處置朱異，而絕不會在大戰的緊要關頭臨陣斬將。

  很顯然，當初在「窩裡鬥」時表現得十分沉著冷靜的孫，在對外作戰中就不可避免地原形畢露了。這或許就是人們常說的「內戰內行，外戰外行」。

  斬殺朱異後，孫既沒有做出新的作戰部署，又沒有再向壽春派出一兵一卒，而是於九月初三拔營而走，突然班師回朝了。

  此時的諸葛誕、文欽、全懌等人，以及他們的二十多萬部眾，分明已經被孫完全拋棄。

  是死是活，各安天命。

  我不玩了，你們好自為之。

  面對如此行為乖張又毫無責任感的統帥，東吳的臣民和將士們無不齒冷心寒。

  史稱：「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資治通鑑·魏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