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不演義3第一章 諸葛亮謝幕

  孫權稱帝，經略海外

  公元229年農曆四月十三日，孫權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登基稱帝，大赦天下，改元黃龍。

  同日，孫權追尊亡父孫堅為武烈皇帝，追尊亡兄孫策為長沙桓王，立王太子孫登為皇太子，封孫策之子孫紹為吳侯。

  主公由吳王升格為皇帝，麾下群臣的官職自然跟著水漲船高了：陸遜由輔國將軍進位上大將軍，諸葛瑾由左將軍進位大將軍，步騭由右將軍進位驃騎將軍，朱然由昭武將軍進位車騎將軍，朱桓由奮武將軍進位前將軍，潘璋由平北將軍進位右將軍，等等。

  而滿朝文武中，唯一一個沒有升官、仿佛被孫權遺忘的人，就是老臣張昭。

  張昭不僅沒有升官，還在登基大典上，被孫權當眾羞辱了一把。

  當時，孫權頗為感慨地對百官表示，自己能有今日，吳國能有今日，全是周瑜的功勞。身為兩朝元老、輔政大臣的張昭聞言，覺得在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裡，自己肯定得站出來說兩句，首先當然是歌頌一下孫權的英明神武，順帶也表一表自己的功勞——畢竟他是當年孫策指定的顧命大臣，孫權能有今日，焉能沒有他張昭的輔弼之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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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張昭舉著朝笏，跨前一步，清了清嗓子，正準備開講，孫權卻忽然抬手止住了他，然後當著文武百官的面，冷冷地說了這麼一句：「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三國志·張昭傳》注引《江表傳》）

  意思是：假如赤壁之戰前，孫權聽從了張昭降曹的主意，今天恐怕已經在要飯了。

  此言一出，無異於當眾扇了張昭一記響亮的耳光。張昭木立當場，頓覺臉頰火辣辣的，一張老臉不知該往哪兒擱，半晌才「撲通」一聲跪伏在地，臉上冷汗涔涔，嘴裡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張昭之所以被孫權當眾打臉，首要原因就是當初那個「降曹」的餿主意。當年若不是周瑜和魯肅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今天的孫權恐怕早已埋屍荒野了，說「要飯」都是輕的。僅此一事，就足以讓孫權記恨張昭一輩子了。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張昭仗著自己「兩朝元老」「顧命大臣」的身份，經常犯顏直諫，不止一次讓老闆下不來台。

  雖說張昭對孫權的勸諫，總體上也是出於對社稷負責的公心，初衷肯定是好的，問題是他那倚老賣老的架勢，終究讓孫權不爽。

  被當眾打臉後，張昭意識到自己在朝廷待不下去了，便以老病為由主動請辭。孫權立刻批准，給了他一個「輔吳將軍」的虛銜，又給了一個「婁侯」的爵位和一萬戶食邑，只讓他列席朝會，再無實際職權，相當於光榮離休，但還保留顧問的身份。

  孫權稱帝不久，便派出使節前往蜀漢，以「並尊二帝」的說辭對盟友進行了通報。所謂「並尊二帝」，意思就是現在咱們兩家平起平坐了，你劉禪是皇帝，我孫權也是皇帝，至於北邊的曹叡那小子，純屬篡逆，咱們都別承認他。

  對於孫權「並尊二帝」的說辭，蜀漢百官都不認同，反應十分強烈。

  在他們看來，只有蜀漢才是當今天下唯一的「正統」。因為先帝劉備是漢室宗親，繼承的是大漢的國祚，名正言順，根正苗紅。所以不光曹叡是篡逆，孫權也是篡逆，憑什麼跟蜀漢平起平坐、「並尊二帝」？

  因此，百官紛紛表示，應該跟東吳斷絕同盟關係，以彰顯大義。

  群情洶洶之際，諸葛亮站了出來，否決了他們的提議。

  孫權稱帝，諸葛亮當然也不樂意，可再怎麼不樂意也只能憋在心裡，絕不能跟東吳翻臉。非但不能翻臉，還必須派人前去道賀。

  之所以必須這麼做，原因很簡單：以蜀漢現在的國力，光對付一個曹魏就已經竭盡全力了，怎麼可能與曹魏和東吳兩面為敵？倘若罔顧現實，堅持那所謂的「正統」和「大義」，結果只能是自尋死路。

  為此，諸葛亮語重心長地對百官說了這麼一番話：

  「孫權早有僭越篡逆之心，我們之所以不追究，是因為必須與吳國相互援助，成掎角之勢。若現在與吳國斷交，他們必然懷恨在心，我們就要動用兵力駐防東線，與之對抗，到時候勢必先取東吳，而後再圖中原。可如今的吳國，人才眾多，將相和睦，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平定。雙方陳兵相持，坐等歲月流逝，只能令曹賊得益，這不是上策。昔日文帝劉恆對匈奴態度謙卑，而先帝也力求與東吳結盟，這都是通權達變、深謀遠慮之舉，我們絕不能像一介匹夫那樣，動不動就要用武力泄憤。」

  有人反駁，說孫權現在樂得三足鼎立，不會真心與蜀漢合力北伐，且稱帝之後，孫權志得意滿，只想守住長江，很難再有進取中原的雄心壯志。

  諸葛亮則認為，此乃似是而非之論。

  他耐心解釋說：「孫權之所以利用長江天險自保，是因為實力不夠。換言之，東吳不能越過長江北上，正如曹魏無法渡過漢水南下一樣，都不是實力有餘而不去做，也不是明知有利而不去取。若我們出動大軍伐魏，孫權有兩個選擇：第一，與我們合力，瓜分魏國土地，此乃上策；第二，襲擾魏國，擄掠其百姓，顯示武力，此乃下策。總之，孫權不會端坐不動。退一步說，就算他按兵不動，只要能與我國和睦相處，那我們的北伐就沒有東顧之憂，魏國的兵力也會被牽制在東線，從而減輕我們在西線的壓力。如此，對我們就已經很有利了。所以，孫權的僭越篡逆之罪，我們不宜公開聲討。」

  諸葛亮是一個理性而務實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說穿了都是利益主導——有共同利益，大家就是盟友；一旦產生利害衝突，彼此就是敵人。至於「正統」「大義」那些東西，都只是幌子罷了，要是真的用它來決定國家行為，那就是犯傻了。

  隨後，諸葛亮便派遣衛尉陳震出使吳國，一來是向孫權道賀，二來是就共同關心的一個重大國際問題進行雙邊會談。

  這個國際問題就是：一旦兩國合力消滅了曹魏，那魏國這塊大蛋糕該怎麼分？

  蜀、吳雙方本著互相尊重、平等協商的原則，通過友好的交談和充分的磋商，最終達成一致，出台了一個符合各自利益的「中分天下」的方案：

  豫、青、徐、幽四州歸東吳，兗、冀、並、涼四州歸蜀漢；另外還有一個司隸州，被一劈兩半，以函谷關為界，東邊歸吳，西邊歸蜀。

  方案很公平，蜀、吳雙方皆大歡喜。不過像這種牆上畫大餅的事情，也就是孫權和劉禪的妄想罷了，人家曹叡又不是死人，哪那麼容易被你們宰割呢？

  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到幾十年後來看，當蜀漢和東吳先後被魏、晉滅國的時候，蜀、吳君臣若是回想起當年的這個瓜分方案，定會感覺到一種無比辛辣的諷刺。

  稱帝之後的孫權，並未如蜀漢百官所言，因志得意滿而失去了雄心壯志。反之，從戴上天子冕旒的那一刻起，孫權胸中就湧起了一股開疆拓土、經略四方的豪情。

  當然，北方的曹魏目前還很強大，跟蜀漢幻想一下瓜分方案無傷大雅，但真要動手還是得三思而行；西邊的蜀漢是盟友，也不能用兵。所以，當孫權環顧天下之時，只能把目光投向南邊和東邊。

  吳國最南端的疆域是交州，下轄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廣東、廣西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自東漢末年起，交州便長期處於交趾太守士燮及其家族的實際控制之下。孫權於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開始經略交州，命將領步騭為交州刺史，率部南下，先是誘殺了心懷異圖的蒼梧太守吳巨，繼而成功招撫了士燮。此後，士燮向孫權稱臣納貢，孫權也不吝封賞官爵，雙方在十來年間相安無事。

  到了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孫權命將領呂岱接替步騭，開始逐步削弱士燮及其家族的勢力，欲將交州置於其直接控制之下。黃武五年（公元226年），年已九十的士燮去世，孫權一邊任命士燮之子士徽為九真太守，表面上予以安撫，一邊對交州進行了分割，由呂岱及另一位吳國將領戴良分任廣州、交州刺史，實際上就是剝奪了士徽的權力。士徽及其兄弟不甘心，憤而起兵，旋即被呂岱平定。

  至此，盤踞交州多年的地方勢力被完全清除，交州七郡在孫權稱帝前夕徹底納入了吳國的版圖。

  孫權稱帝之後，立刻把目光投向了比交州更南的地方。黃龍元年（公元229年），孫權派出使臣康泰、朱應「南宣國化」，先後招撫了扶南、林邑、堂明，令這些邊陲小國紛紛遣使入貢，成了東吳的藩屬國。

  隨後，孫權再接再厲，又準備派兵渡海，南取珠崖（今海南海口市），卻受到了陸遜的勸諫。陸遜認為，珠崖是蠻荒之地，渡海作戰風險很大，且當地民眾都是未開化的蠻夷，對此地用兵實在沒有多大的益處。

  孫權接受了勸諫，遂暫時擱置了這個計劃（不過十二年後，他還是將這個計劃付諸實施了）。

  「經略南方」就此告一段落，但孫權並未罷手，而是又把擴張的目標轉向了東邊。

  可是，吳國的東面是一片茫茫大海，孫權能往哪裡擴張呢？

  答案，當然就是海的對面——夷洲。

  夷洲是古地名，又作夷州，學界基本認為就是今天我國的台灣地區。

  除了夷洲，古人認為大海的對面還有一個地方，稱為亶洲。據《三國志·吳主傳》記載：「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若按此推斷，亶洲有可能是日本，也可能是琉球群島，甚至也有人認為是北美洲。

  當孫權準備向東經略海外時，陸遜馬上又提出了反對意見，同時勸阻的還有另一位大將全琮。他們的理由，不外乎還是覺得遠涉重洋去經略海外，不可測因素太多，且將士們很可能水土不服，或感染瘟疫，總之就是風險高而收益低，屬於得不償失之舉。

  可這一次，孫權卻沒聽他們的，而是堅持了自己的想法。

  黃龍二年（公元230年）春，孫權命將軍衛溫、諸葛直率一萬名士兵，帶領一支龐大的艦隊，從章安（今浙江台州市椒江區）出發，駛向了茫茫大海。

  按照陳壽在《三國志》中的說法，孫權派遣這支艦隊的目的，是「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也就是去尋找傳說中的這兩個海外島嶼，似乎沒有什麼實用目的。而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鑑》時，很可能覺得這麼大的行動不應該沒有實用目的，所以就加了這麼一筆：「欲俘其民以益眾」，即擄掠島上的百姓，回來充實吳國人口。

  我們在前文說過，人口在古代，尤其在三國亂世是最重要的資源，所以司馬光給出這個理由，看上去似乎很合理，只不過在我看來，這麼一解釋，固然合乎實用主義，但卻把孫權的眼光和格局寫小了。

  人口當然是有價值的，但是探索未知的世界顯然更有價值。如果衛溫和諸葛直不辱使命，真的找到了傳說中的夷洲和亶洲，令吳國的勢力得以擴張到海外，那麼此舉的戰略價值和歷史意義，又豈是擄掠一些人口可以比擬的？

  簡言之，孫權的目的，絕非擄掠人口，而是經略海外。

  表面上看，這是出於好奇心的驅使去探索未知，屬於幾千年中國文化中罕有的一種冒險精神；往深處說，這就是利用和控制海洋，是拓展國家勢力範圍的一種戰略思維，這在中國歷史上同樣也是極其罕見的，可謂遠遠超越了他所屬的時代。

  在幾乎沒有人重視海洋的古代，孫權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具有探險精神和「海權思想」的皇帝。

  雖然孫權此舉與近代意義上的海權思想不可同日而語，但沒有人能否認，其經略海外的戰略思維的確是非常超前的。尤其是到了今天，當我們置身於「民族復興和祖國統一」這樣一個時代大背景下，再來看孫權對夷洲（今台灣省）的發現和經略，其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更是怎麼說都不為過。

  當衛溫和諸葛直的艦隊終於穿越海峽，抵達夷洲時，展現在他們面前的這個「新世界」是什麼樣子呢？

  通過三國末年吳丹陽太守沈瑩所著的《臨海水土志》，後人才得以一窺端倪。該書稱：

  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此夷各號為王，分劃土地人民，各自別異。人皆髡頭，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種荊為蕃鄣。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舅姑子婦，男女臥息共一大床……

  夷洲在臨海郡（治今浙江臨海市）東南兩千里。此地冬無霜雪，草木常綠。這裡有很多山，眾多夷人居住在此。這些夷人分成了不同部落，擁有各自的土地和百姓。這裡的男人削髮、穿耳洞，女人不穿耳洞。他們的房子沒有圍牆，只以荊棘作為藩籬相互區隔。此處土地肥沃，五穀豐饒，海產也很豐富。夷人沒有男女之防，一大家子都睡在大通鋪上。

  此外，沈瑩還記載了許多夷洲的特異民俗，如「鑿齒」之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齒」，而台灣北部的泰雅人，直到明清時期，仍有此風；又如「獵頭」之俗：部落勇士「戰得頭，著首還，中庭建一大材，高十餘丈，以所得頭差次掛之，歷年不下，彰示其功」，在歷史上，台灣原住民也長期保持著這種風俗。

  很顯然，無論是從地理方位、自然氣候，還是從物產資源、風俗民情來看，夷洲正是今日我國的台灣地區。所以，沈瑩所著的《臨海水土志》，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早記錄台灣的文獻之一，沈瑩也可以稱作最早研究台灣的學者。遺憾的是，此書早已散佚，只有部分記載因被《太平御覽》摘錄而保存了下來。

  衛溫和諸葛直率部登陸夷洲後，在這裡待了差不多一年，其間自然是與當地部落發生了戰鬥。不過，具體經過史書沒有記載，我們只知道，陸遜和全琮之前擔憂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吳軍將士因水土不服，且感染瘟疫，紛紛死亡，「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資治通鑑·魏紀四》），一萬人最後只剩下一千多人。

  衛溫和諸葛直撐不下去，只好帶著戰鬥中俘獲的數千夷人，於黃龍三年（公元231年）二月回到了大陸。

  孫權見二人未能完成「經略海外」的使命，且損兵折將，他極為憤怒，將二人以「違詔無功」的罪名斬殺了。

  雖然此次的海上經略無功而返，孫權也終究未能將夷洲納入吳國的版圖，但卻開闢了大陸與夷洲之間的海上交通，擴大了兩岸之間的人員往來，並使稍後的沈瑩得以通過來到大陸的夷人獲取諸多關於夷洲的第一手資料，從而留下《臨海水土志》這樣寶貴的著作。

  可以說，孫權經略海外的這個壯舉，相當於是在用行動向後世證明——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就此而言，孫權此舉，對後世的影響無疑是積極而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