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亂：兩步臭棋，一場劫難

  除掉了逆賊董卓，王允和呂布就成了朝廷的功臣，自然是要論功行賞。

  王允已是司徒，本來便行使著宰相職權，不好再往上升，於是兼了一個「錄尚書事」的職務，相當於在總攬外朝的基礎上，把內廷的機要工作也管了起來，差不多算是權傾內外了。

  呂布更是贏得缽滿盆滿，不僅升任奮威將軍，封為溫侯，而且還被賜予「假節、儀比三司」的特殊待遇，並與王允「共秉朝政」，儼然成了朝廷的二號人物。

  這裡順帶解釋一下，「假節」的意思，是持有皇帝的節杖，代表皇帝親臨，擁有誅殺之權，類似於後世戲劇舞台上經常出現的先斬後奏的尚方寶劍。「儀比三司」，意指未任三公而享有三公的同等禮遇和待遇。

  表面上看，王允和呂布一文一武，共同輔佐劉協，似乎給劫後餘生的大漢朝廷帶來了希望。如果二人能夠勠力同心、精誠合作，還是有機會在關中創造一個相對安定的政治局面的。

  然而，很多人能做到「同患難」，卻往往很難做到「共富貴」。因為後者比前者更考驗人性。當王允和呂布面對同一個敵人董卓時，他們必然會為了共同的利益，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可董卓一死，共同的利益基礎就消失了，他們也必然會因利益訴求的變化而不可避免地產生分歧與矛盾。

  第一個分歧，如何處理董卓麾下那些悍將，如牛輔、李傕、郭汜、張濟等人。呂布的意見是斬草除根，永絕後患。可王允卻不同意，他認為這些人沒有罪，不該殺。

  第二個分歧，如何處理董卓留下的巨額財產。呂布提議，應該把錢分了，凡朝中公卿和軍中將領，大家都有份。可王允又拒絕了，這次連理由都不給，反正就是不行。

  應該說，王允和呂布因身份和立場的不同，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並沒有嚴格的孰是孰非的問題。而且，有分歧不要緊，大家可以坐下來慢慢商量，總是能找到既顧全大局又符合多數人利益的方法。

  只可惜，他們倆並沒有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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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在於，兩個人都以誅殺董卓的首功之臣自居。尤其是王允，董卓死後，他就成了朝廷說一不二的頭號人物，一手掌握了曾經屬於董卓的生殺予奪之權。於是，就像董卓隨隨便便可以殺死張溫一樣，王允一旦跋扈起來，也是可以任意置人於死地的。

  比如一代名士蔡邕，就在這時死在了王允手上。

  事情源於董卓被殺當日。那天，蔡邕在王允府上做客，賓主正坐著聊天，然後消息傳來，說董卓死了。蔡邕驚愕之餘，下意識地嘆了口氣。就是這一嘆，給他惹來了殺身之禍。王允當場就變了臉色，怒道：「董卓是國之大賊，險些傾覆漢室，你身為大漢臣子，理應疾惡如仇，可你卻顧念他給你的一點私人恩惠，反而為他悲痛，豈不是同為逆賊!」

  說完，就把蔡邕抓起來扔進了監獄。

  憑良心說，蔡邕這一聲驚嘆，純屬人在突遇意外時的自然反應，可王允偏偏上綱上線，進行了一番惡意解讀，這就頗有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味道了。

  蔡邕也知道自己那一嘆相當不合時宜，於是在獄中主動認罪，甘願承受「黥首刖足」(額頭刺字，斬斷雙腳)之刑，只求王允留下他的性命，讓他完成幾年前就開始動筆寫作的漢朝歷史。朝中的士大夫也紛紛替他求情，時任太尉的馬日磾親自去找王允，說：「蔡邕是曠世奇才，熟悉我朝掌故，若能完成這部史書，將成一代巨典，而他的罪名卻微不足道，殺了他，豈不令天下人失望？」

  王允卻不為所動，冷冷道：「昔日，武帝不殺司馬遷，以致司馬遷寫出謗書流傳後世。而今，國勢衰微，戰亂頻仍，若是讓佞臣在幼主左右執筆著史，不僅無益於主上的聖德，而且會令我們這些人受到妄議和毀謗。」

  馬日磾無奈，出門後仰天長嘆，連聲咒罵王允會斷子絕孫。

  不久，蔡邕便死在了獄中。

  從這件事足以看出，大權在握的王允，完全有成為董卓第二的潛質，只不過他殺起人來，手段比董卓溫和一些罷了。

  連一代名士蔡邕，王允都沒放在眼裡，更何況一介武夫呂布呢？

  據史書稱，王允本來就是把呂布當成一名「劍客」看待的——說好聽點是劍客，說難聽點就是武夫。此前，他之所以表現出一副「折節下士」的樣子，對呂布噓寒問暖，無非是出於「革命工作」的需要。現在沒有這個需要了，大領導的架子肯定得端起來，對呂布自然就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態度。

  而呂布身為親手誅殺董卓之人，理所當然認為自己的功勞最大，加上他的性格本來就比較驕矜自負，這下更是牛皮烘烘、眼高於頂，兩項提議均被王允駁回，自然是一肚子不爽。

  於是，呂布決定甩開王允，自己動手去對付牛輔那幫人。

  此刻的呂布絕對沒有料到，他這個舉動，將引來一場滔天大禍。

  他命親信李肅前往陝縣，聲稱有天子詔書，要誅殺牛輔。牛輔當然不會束手待斃，就把李肅打得大敗而逃。呂布大怒，斬了李肅。

  牛輔雖然贏了一仗，但接下來該何去何從，卻沒了主意。正憂懼不安時，某天夜裡軍營又發生騷亂，牛輔嚇得帶上幾個親兵連夜出逃。可還沒跑出多遠，左右親信就砍下了他的腦袋，往長安邀功請賞去了。

  牛輔的部將李傕、郭汜等人，之前被派往中牟攻擊朱儁，順便在陳留、潁川一帶洗劫百姓，此刻回到陝縣，才知道大老闆董卓和上司牛輔都死於非命了，頓時六神無主。沒辦法，只好派人去長安，請求朝廷赦免。

  面對這幫悍將的請求，王允只給了一句冷冰冰的答覆：「朝廷今年已經赦過了，不能再赦。」

  這算什麼狗屁理由？!

  李傕、郭汜等人一下就傻了眼：照這意思，咱哥兒幾個就得伸直了脖子等著挨刀嘍？

  不得不說，在對待董卓舊部的問題上，呂布和王允都下了一步臭棋，都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呂布是有勇無謀，擅自行動，只想著殺人，完全沒有考慮後續的應對策略。而王允作為此時的文官領袖、朝廷的一把手，在這件事上更是表現得毫無腦子，一點政治手腕都沒有——非但沒有設法安撫李傕等人的不安情緒，反而在激化矛盾，等於是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魚死網破的理由。

  你如果想殺他們，完全可以把他們先調回朝中，來個明升暗降，奪了他們的兵權，然後再動手；而如果不想殺他們，那就直接赦免，放他們一條生路，何必找個「一歲不可再赦」的可笑理由逼他們造反呢？

  所以，接下來馬上就將爆發的這場禍亂，主要責任在於王允，次要責任在於呂布。說白了，這都是他們自找的。

  當然，雖說王允和呂布點燃了導火索，但如果不是有人在緊要關頭又加了一把火，火藥桶也不會炸。

  關鍵時刻煽風點火的這個人，就是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郡姑臧縣(今甘肅武威市)人，舉孝廉出身，祖上是漢初名臣賈誼。賈詡後來成了曹操帳下的著名謀士，被譽為「奇謀百出、算無遺策」，不過此刻在董卓這邊，還只是個區區校尉。

  正當李傕、郭汜等人惶惶不安，準備吃一頓散夥飯，然後各回老家的時候，賈詡開口了，說：「諸位若是解散了部眾，單獨行動，一個小小的亭長就能把你們生擒。而今之計，不如率領弟兄們，西進關中，殺入長安，為董太師報仇。大事若成，則奉國家以正天下；萬一不成，到時再散夥也不遲。」

  李傕、郭汜等人一聽，頓時豁然開朗，遂連夜拔營，引兵向西。出發之時，本來只有幾千人，可他們打著為董卓報仇的旗號，一路上不斷集結人馬，把原本分駐各地的西涼軍如樊稠、李蒙等都收攏了過來，待到兵臨長安時，已經是一支十餘萬人的大軍了。

  不過，長安城牆高大堅固，李傕等人來得倉促，未及準備攻城器械，沒法攻城，只能將長安團團圍困。就這麼圍了八天，到了第九天，呂布的手下叛變，打開了城門，李傕大軍像潮水般湧入，開始大肆劫掠。

  呂布率部與西涼軍在城中展開巷戰，無奈寡不敵眾，只能拼死突圍，僅帶數百騎從青瑣門出逃。臨走前，呂布難得地表現了一回義氣，命人去找王允，叫他一塊兒逃。可王允知道，一旦離開幼主劉協，離開這個流亡朝廷，他便什麼都不是——天下再大，也很難有他的容身之處。於是，他拒絕了。

  呂布一逃，偌大的長安城就沒有什麼像樣的抵抗力量了。涼州兵團本來就都是軍紀渙散的驕兵悍將，此刻更是如入無人之境，對長安的官員和百姓展開了無差別攻擊。多位大臣如太常種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等，都在混戰中被殺。短短半天時間，便有官吏百姓共一萬多人死於非命，城中一片狼藉，屍體堆滿了道路。

  王允扶著劉協躲到了宣平門的城樓上。李傕等人帶兵追至，但也不敢造次，只能下馬跪拜，行人臣之禮。劉協這一年周歲才十一，相當於現在的小學五年級，卻儼然已是歷經滄桑、看慣腥風血雨的小大人。他鎮定地問李傕等人：「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為乎？」

  李傕答：「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董卓報仇，不敢叛逆。只待大事了結，臣等自願領罪受罰。」

  話說得好聽，實際上劉協和王允現在都是他們砧板上的魚肉了。

  緊接著，李傕等人便圍住城樓，要求交出王允。窮途末路的王允只能乖乖下樓，束手就擒。

  次日，李傕便自封為揚武將軍，封郭汜為揚烈將軍，封樊稠等人為中郎將。同日，參與暗殺董卓的司隸校尉黃琬被捕下獄，旋即處決。

  當時，長安外圍其實還有兩支兵馬忠於朝廷：左馮翊(今陝西高陵西南)太守宋翼、右扶風(今陝西興平東南)太守王宏。兩人都是王允任命的，且都是王允同鄉。李傕擔心殺了王允會逼反他們，便以朝廷名義下詔，徵召他們回京。

  王宏料定這一去必死無疑，便勸宋翼不要奉詔，索性起兵討伐。可宋翼卻是個迂腐透頂的糊塗蛋，明知小皇帝已經被李傕等人綁架了，所謂的詔書根本就是廢紙一張，卻以「王命難違」為由，拒絕了王宏的提議。而這個王宏的智商雖然比宋翼略高，但也只是高了一點點而已，聽他這麼說，便沒再反對，跟著他一塊兒乖乖回了長安。

  兩人一到，李傕唯一的顧慮便消除了，於是當天就把王允和這兩個弱智同鄉以及王允的妻兒全都砍了頭。

  王允死後，屍體被扔在鬧市，無人敢收葬。他的一個老部下、平陵(今陝西咸陽市西)縣令趙戩於心不忍，便辭掉了官職，以個人身份替他收屍，王允才得以入土為安。

  至此，長安就徹底成為李傕、郭汜等人的天下了。

  可憐獻帝劉協，剛剛擺脫董卓的魔爪，轉眼就又落到了這幫軍閥的手裡。

  董卓雖說是一個暴虐無道的權臣，但畢竟受朝廷教育多年，多少還是有底線的，對士大夫和當時名士(比如王允和蔡邕)總體上還算尊重，所以能讓流亡朝廷維持正常運轉，百姓基本上也活得下去。可是，他的部下李傕、郭汜等人，卻幾乎就是一群窮凶極惡的兵匪，說他們是軍閥可能還抬舉他們了。劉協和朝廷落入這幫肆無忌憚的流氓手裡，處境自然更為不堪——此後的日子，朝廷的法令和綱紀完全廢弛，各項職能隨之癱瘓，整個長安的社會秩序蕩然無存，老百姓更是在兵禍和天災的雙重打擊下死亡殆盡……

  王允和呂布的兩步無腦臭棋，固然是造成這場劫難的主要原因，而只用短短几句話就讓李傕等人改變主意的賈詡，也未嘗不是造成災難的禍首之一。

  那年頭，一個謀士在某個關鍵時刻說的一句話，往往可能改變歷史的走向，並帶來誰也無法預料的或好或壞的巨大結果。

  《論語》說，「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古人誠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