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永曆朝廷的覆亡（1）

  第一節永曆帝流亡緬甸

  1659年（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五日（丙子），朱由榔和小朝廷的文武官員在平陽侯靳統武護衛下，由永昌府（今雲南保山市）退到盞達土司，第二天行至布嶺，距離中緬邊境已經不遠了。馬吉翔認為只要進入緬甸國境就可以保住身家安全，同他的弟弟馬雄飛、女婿楊在秘密商議道：「我等百千謀議，方得車駕幸緬。今從官相隨又已至此。萬一得有寧宇（？），上意必悔不早入蜀；在廷又欲持文墨以議我弟兄。今護衛平陽侯右協孫崇雅與我極為同心。莫若先示以意，使之妄傳追逼，則乘輿今夜必兼程入關。伺夜半昏黑，車駕一過關，便將從官盡劫，則東奔西竄，流離萬狀，必無有隨駕者矣。」三人議定後即往告知孫崇雅。孫是靳統武的部將，本已感到前途黯淡，又有馬吉翔的慫恿，乘機發一筆國難財，何樂而不為？於是在這天晚上縱兵大肆擄掠。在夜色籠罩之下亂兵搶劫，連永曆皇帝也未能倖免，光著腳上不了山，直到天威營等兵趕到，才在深夜竄到銅鐵關（指銅壁關和鐵壁關），隨行的文武官員在流離當中又遭搶劫，苦不堪言；不少將士也在混亂當中若鳥獸散。二十六日白天到曩本河，距緬關十里。黔國公沐天波先派人去通知守關緬兵。由於歷史的原因，明朝鎮守雲南的沐國公是緬甸當局熟知的人物，守關緬兵紛紛下馬以禮相待。當他們得知隨永曆帝避難緬甸的文武有近兩千人馬，要求「必盡釋甲仗，始許入關」。永曆帝同意，「一時衛士、中官盡解弓刀盔甲，器械山積關前，皆赤手隨駕去」[1]。這一舉動曾經遭到一些忠於明室的人士的指責，認為自動解除武裝是「墮緬人計」，「向使馬吉翔、孫崇雅不暮夜兼程，則車駕入緬，護兵不散，猶易於出險而會兩藩（指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緬人不敢拘執，況敢獻清乎？」[2]就當時形勢而言，緬甸是個比較弱小的國家，其當局接受南明皇帝入境避難而要求解除隨行人員武裝無可非議。問題在於朱由榔貪生怕死，在李定國等人還在雲南西部邊境地區組織兵力抗擊清軍時，就在馬吉翔之流攛掇下流入外邦，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以為這樣清朝就可以放過他們，從而苟且偷安。

  永曆帝入緬及敗亡圖

  作為實權人物的李定國在兵力不足以保衛昆明時，對朝廷的去向可能做了不正確的決策。他沒有堅持取道建昌入據四川，即便形勢危急還可以順長江而下同據守夔東的抗清義師會合，而贊成了馬吉翔等人向中緬邊境撤退的錯誤主張。然而，決策西撤併不等於同意流亡緬甸。事實上他自己當時沒有入緬，由他指派的護駕隊伍靳統武所轄兵員也只是到關為止，沒有跟隨永曆朝廷進入緬甸。當他接到靳統武的報告，緬甸當局禁止南明軍隊入境，永曆帝下令隨行人員自動解除武裝後，「慮緬情叵測」，派高允臣趕去，企圖追回永曆帝和隨行人員，不料，高允臣一入緬境即遭到緬方殺害[3]。從後來的情況看，李定國同白文選等一再出兵緬甸想把永曆帝迎接回來，表明朱由榔的流亡緬甸根本未徵得李定國、白文選等最高將領的同意。從復明事業來看，永曆帝慌不擇路地進入外邦避難，標誌著旗幟半倒，給各地的復明志士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對李定國、白文選等人來說，既要在窮山僻壤的邊境地區繼續抗擊清軍，又要擔心在緬甸的永曆帝的安全，弄得顧此失彼，心力交瘁。

  朱由榔、沐天波和其他朝廷隨行人員在順治十六年閏正月二十六日進入緬甸以後，二十九日到蠻莫，當地緬甸土官思線前來迎接，永曆帝賜給了金牌、緞帛厚禮[4]。當時，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王惟華、東宮典璽太監李崇實三人頭腦還比較清醒，他們認為把朝廷命運完全置於緬甸保護之下，萬一緬甸當局態度發生變化，將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因此，經過商議後共同提出建議：「此地屬緬邊，尚未深入。我等若將文武將士一半隨大駕（指朱由榔）入緬，以一半導太子入茶山調度各營，即上在緬地亦有外援可恃。不然，深入夷穴，音耗內外不通，終於生困。」永曆帝覺得這個建議有道理，可以考慮；可是，中宮王氏卻捨不得愛子遠離身邊，堅持不肯[5]。朱由榔唯恐清軍跟蹤而來，自身難保，離開蠻莫時即諭土官思線砍倒樹木，阻塞道路。思線既得此諭，就在車駕啟行後，對關內外山箐搜括三天，碰上倉皇追駕的明朝官員一律加以拘捕，抄沒隨身財物，身強力壯者殺害於關前溝下，老弱者散給各土寨令其舂米，被折磨而死的即投入江中，銷屍滅蹤。三十日，行至河邊（約為八莫，靠伊洛瓦底江）。二月初二日，緬甸國王派了四艘客船來迎接。由於船隻狹小，永曆帝挑選隨從官員六百四十六人扈從三宮由水道南下，其中有的官員還是自己出資雇買船隻隨行；剩下的九百多人由總兵潘世榮保護岷王世子等騎馬走陸路，其中有文書房太監江國泰、劉九皋、劉衡、段然忠、翟國禎等十四人，文官朱蘊金等，武官溫如珍、范存禮、姜承德、向鼎忠、高升、季大勝、謝安祚等。

  永曆帝聞風喪膽、自亂陣腳從他即位以來已成司空見慣。逃入緬甸時，李定國還在組織磨盤山戰役，清軍不可能直接威脅到小朝廷的安全。然而，二月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擁簇著永曆帝登上緬甸客船，不僅隨從文武官還有不少人船隻沒有著落，連太后和東宮都沒人料理。永曆帝坐船開行後，太后大怒，說道：「皇帝此時未至顛沛，即不顧親娘耶？」朱由榔等才停泊了兩天，到初六日水路人員草草準備就緒，陸續開船南下。一路上緬甸寨民供應物品，十八日船到井梗（地近當時緬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二十四日，緬甸國王請永曆帝派兩位大臣過舟講話。朱由榔派中府都督馬雄飛（馬吉翔之弟）、御史鄔昌琦前往「宣諭南幸之意」[6]。儘管永曆朝廷仍以宗主國自居，事實上卻是逃難而來，這點緬甸君臣自然非常清楚。為了避免禮節上難以處理得當，緬甸國王拒絕接見使者，只派漢人通事居間傳達信息。通事拿出明神宗時頒給緬甸的敕書同馬雄飛、郭昌琦帶來的永曆敕書相核對，發現所蓋玉璽大小稍有出入，因此對永曆朝廷的正統地位產生懷疑[7]。幸虧沐天波攜有歷代相傳的征南將軍印是明代同西南沿邊土司和接壤國家往來文書中經常使用，緬甸當局對比之後才解除了疑惑，允許永曆帝和他的隨行人員暫時居留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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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潘世榮帶領取陸路南行的明朝官員士卒在三月十七日就到達了緬都阿瓦城隔河對岸處。由於人馬雜沓，引起緬甸國王的不安，他說：「此等非避亂，乃是陰圖我國耳！」派出兵丁加以包圍，強行把這批南明人員不分男女老幼分別安插於附近各村民家看管，一家一人，禁止往來。這批南明人士頃刻之間妻離子散，家產盪盡，失去了人身自由。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成德被迫自縊。[8]

  五月初七日，緬甸當局才把永曆帝及其隨從由井梗移到原陸路人馬到達的阿瓦城隔河相望的地方，用竹子圍造了一座城，裡面建草房十間作為永曆帝的住所，其他隨行官員人等自行構房居住。

  朱由榔和他的隨從人員在緬都阿瓦城郊居住下來以後，同國內（包括邊境地區）的抗清實力之間已經很難保持聯繫，所謂「朝廷」「正朔」不過虛有其名。緬甸當局雖然允許他們入境避難，卻始終沒有給予正式的官方接待。儘管緬甸國王住在阿瓦城中，流亡入緬的永曆君臣住於阿瓦城外，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各種文獻卻表明，兩人從來沒有見過面。

  開初，緬甸當局還給予一些物資幫助，即所謂「進貢頗厚」。永曆帝也還攜帶了一點積儲，有意回贈一份厚禮，用明朝習慣的說法是居高臨下的「賞賜」。緬甸官員表示「未得王命，不敢行禮」[9]，意思是不願對明朝皇帝行藩臣禮。朱由榔既無實力，也只好聽其自然。

  永曆朝廷暫時得到安置，多數文武官員毫無失國憂君之念，繼續過著苟且偷安、苦中作樂的生活。據記載，當地的緬甸居民紛紛來到永曆君臣住地進行貿易，這本無可非議，許多南明官員卻不顧國體，「短衣跣足，混入緬婦，席地坐笑」[10]。一些緬甸人士也鄙夷這種醜陋行徑，私下說道：「天朝大臣如此嬉戲無度，天下安得不亡？」[11]一位通事也說：「我看這幾多老爺越發不像個興王圖霸的人。」[12]永曆帝為了維護小朝廷的安全和體統，決定派官員輪流巡夜，奉派官員即乘機「張燈高飲，徹夜歌號」[13]。這年八月間，朱由榔左腳患病，晝夜呻吟。馬吉翔、李國泰於中秋節晚上會飲於皇親王維恭家內，維恭家有廣東女戲子黎應祥，吉翔、國泰命她歌曲侑酒，黎應祥流著眼淚說：「上宮禁咫尺，玉體違和，此何等時，乃欲行樂。應祥雖小人，不敢應命。」王維恭竟然拿起棍子就打。朱由榔聽到哄鬧哭泣之聲，派人傳旨道：「皇親即目中無朕，亦當念母死新喪，不宜聞樂。」[14]王維恭等人才暫時收斂。此外，綏寧伯蒲纓、太監楊國明等大開賭場，日夜呼么喝六，一片喧譁。永曆帝大怒，命錦衣衛士前往拆毀賭場，諸臣賭興正濃，哪管什麼皇帝聖旨，換個地方重開賭場，喧嘯如故。

  八月十三日，緬甸國王派人來請黔國公沐天波過江參加十五日的緬歷年節。沐天波攜帶永曆帝原擬贈送的禮品過江後，緬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強迫他換上民族服裝同緬屬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禮至緬王金殿前朝見。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慣例，鎮守雲南的黔國公沐氏代表明帝國管轄雲南土司並處理周邊藩屬國家的往來事務，體統非常尊貴。這時卻倒了過來，要光著腳身穿民族服裝向緬王稱臣，心中苦惱可想而知。禮畢回來後，沐天波對朝廷諸臣說：「三月在井亘（吉梗）時不用吾言，以至今日進退維谷。我若不屈，則車駕已在虎穴。嗟乎，嗟乎，誰使我至此耶？」說完大哭起來。禮部侍郎楊在、行人任國璽還上疏劾奏沐天波失體辱國，永曆帝只好留中不報。

  到九月間，馬吉翔、李國泰對永曆帝訴說廷臣和隨從人員生活困難，有的人已經沒糧下鍋，意思是要朱由榔拿出「內帑」（這時流亡他國，自然不可能有任何財政收入）來救濟。朱由榔本來就沒有多少家產，這時屢經劫難，已經捉襟見肘，一怒之下把黃金製造的國璽扔到地上，讓他們鑿碎分給群臣[15]。典璽太監李國用叩頭道：「臣萬死不敢碎此寶！」馬吉翔、李國泰卻毫無顧忌，當即將國璽鑿碎，分給各臣數錢至一二兩不等。這件事充分說明隨永曆帝入緬的多數官員已如行屍走肉，毫無共赴國難之意。不久，緬甸政府送來一批新收的稻穀，朱由榔指示分給窮困的隨行官員。馬吉翔卻視若己物，分給同自己交情密切的人員，引起小朝廷內部極大不滿。護衛總兵鄧凱大呼道：「時勢至此，尚敢蒙蔽上聽。升斗之惠，不給從官，良心何在？」馬吉翔命手下人把鄧凱打翻在地，傷足不能行走。[16]

  第二節清方對西南明軍的剿撫政策

  清軍占領包括貴陽、昆明在內的黔、滇兩省腹心地區以後，南明永曆朝廷已經出現瓦解的形勢。然而，這種局面的形成並不是南明軍隊受到毀滅性打擊的結果，而是永曆朝廷決策失誤所致。從當時的戰局來考察，清軍三路迅速推進，南明軍隊節節敗退，長期經營的大片土地被清軍占領，明軍在阻擊過程中雖然損失了一些兵將，但並沒有發生大量主力被清軍殲滅的情況。這就說明，明軍的全線失利主要是戰略部署不當。永曆帝倉皇逃入緬甸，李定國在磨盤山戰役後領兵轉入滇南邊境地區，散處西南各地的南明文官武將實際上失去了領導核心，他們既缺乏統一部署，只好自尋出路。

  清軍入滇以後，多尼、趙布泰、吳三桂、線國安的龐大兵力集中於雲南，羅托的軍隊駐守貴陽，加上原屬經略洪承疇、吳三桂的部分軍隊留守交通要道，南明戰敗後分駐各地的軍隊不僅很難組織反攻，而且多處於邊境窮荒之地，條件異常艱苦。

  相對而言，在吳三桂軍由貴州進入雲南以後，四川的清軍防禦力量是相當單薄的。李定國在放棄昆明時決策向滇西撤退，沒有帶領主力由建昌入川，是一個重大失策。在這以後，四川大部分地區有半年左右時間仍然在明軍控制之下。1659年（順治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清四川巡撫高民瞻依據川陝總督李國英的指示，派出軍隊由保寧出發，先後收取灌縣、綿竹、什邡、漢州、簡州等地，二十六日進抵成都，守城的明朝總兵劉耀、楊有才、曹昌祚、陳安國、趙友鄢等雜牌軍隊自動撤退，清軍就在當天進入「滿城荊棘」的省會成都[17]。

  上文已提及早在這年閏三月間，明慶陽王馮雙禮率領進入四川建昌的軍隊，由於部將狄三品等叛變，活捉馮雙禮向清方投降[18]。九月，清「川陝總督李國英疏報，收復嘉定一路，招降偽將軍楊國明、總兵武國用，各州縣偽官皆繳印投誠」[19]，「蘆山偽武義將軍杜學率所部偽官六十餘員，兵二千餘名繳印投誠」。[20]十月，「四川巡撫高民瞻奏報：偽侯郝成裔、偽伯陳建等謀誅首逆高承恩獻土投誠，及偽文武官八十員各繳印札來歸，川南底定。」[21]這些事實說明當時四川省內的明朝軍隊為數尚多，控制的地區也相當可觀，主要是因為永曆朝廷和李定國統率的主力向滇西撤退，節制無人，才在清方招降下自行瓦解。如果李定國決策奉永曆帝由建昌入川，以嘉定、敘府一帶為基地，北取成都平原，東攻重慶與夔東十三家會合，只留少數兵力在雲南邊境聯絡土司牽制清軍，清朝在新定的雲南、貴州兩省必留重兵鎮守，在戰略上極易造成被動。即使清方雲貴主力回師四川，明軍作戰不利，順江而下同鄭成功、張煌言會師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除了四川地區淪入清方之手外，分散在雲南邊遠地方的不少明朝將領也由於群龍無首，同主力聯絡不上，對前途悲觀失望，紛紛投降清朝。其中如敘國公馬惟興、淮國公馬寶、將軍塔新策、漢陽王馬進忠的兒子馬自德、公安伯李如碧、宜川伯高啟隆等帶領兵馬六七千人撤到滇西北鶴慶、劍川、麗江、蘭州（今雲南省蘭坪縣東南）一帶，先後向清朝投降[22]。懷仁侯吳子聖於十二月初一日在永昌府（今雲南保山）投降[23]。此外，降清的還有岐山侯王會，總兵楊成、趙武、史文、鄧望功等率眾四千一百餘人，楊武伯廖魚領兵六百名；文官有東閣大學士張佐宸、戶部尚書龔彝、兵部尚書孫順、侍郎萬年策、大理寺少卿劉泌、兵科都給事中胡顯等[24]；宗室勛戚有岷藩朱企鋘、皇親武靖侯王國璽等[25]。次年（順治十七年）正月，明徵蠻後將軍楊武收得染瘴身死的廣昌侯高文貴（即參加磨盤山戰役的明軍三將領之一）部卒三千餘人向清軍投降；五月，咸寧侯祁三升率領孟津伯魏勇之子魏君重、總兵王有功等兵員七千九百餘人、馬一千三百餘匹、象三隻降清[26]。這年七月，吳三桂奏請朝廷批准，把投降明軍分作十營，以馬寶、李如碧、高啟隆、劉之復、塔新策、王會、劉偁、馬惟興、吳子聖、楊威為十營總兵[27]。從雲南邊境地區入降的明軍兵員總數大約在三萬名以上，其中不少擁有相當多的馬匹、器械，能征慣戰的將領也頗不乏人。何況，撤退到邊荒地區之後，因染瘴病死，缺糧餓死，在混亂中逃散的官兵肯定不在少數。如果加上跟隨李定國、白文選轉往滇緬邊境的主力，南明統帥如果能夠指揮得當，在清軍三路進軍時集中兵力殲滅其中一路，整個戰局絕不至於這樣混亂不堪，一敗塗地。聯繫到給予追擊清軍以沉重打擊的磨盤山戰役，李定國部署的只是竇名望、高文貴、王璽三將，兵員據一種記載說是六千餘人[28]，由此可見，撤退時缺乏統一部署，各部失去聯繫，是南明軍隊瓦解的重要原因。

  作為全軍主帥的李定國在磨盤山戰役以後，率領部分軍隊向南撤退，崎嶇於雲南邊境地區。他曾經在車裡（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停留了一段時間，又轉移到孟艮（在今緬甸景棟一帶）。由於整個局勢惡化，內部軍心不穩，李定國既指揮不了散處四川、雲南的明軍，又要防止隨從文官武將的變節。1660年（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六月間，廣國公賀九義被他下令亂棍打死。原因是賀九義的妻子被清軍俘獲，清方乘機寫信要挾賀九義投降，賀九義尚在猶豫之中，沒有向李定國報告。李定國得知此事後，判斷賀是心懷兩端，決定立即將其處死。賀九義原是孫可望的部將，他從廣西南寧帶來的近萬名兵馬又是一支實力比較強的從伍，定國對他懷有戒心，為了防止賀九義率部降清，就採取了這一斷然措施。賀九義被杖殺後，他的部下深為不滿，「賀營官兵鼓譟逃出」[29]。李定國又擔心逃出的官兵可能充當清軍嚮導，潛來襲擊，於是，「於九月初五、六兩日將孟艮城裡房子盡燒，孟艮彝人少壯者擄去，弱幼小的殺了。初七日，撤營走景邁、景線，奔偽鞏昌王白文選一處……合營走木邦緬甸」[30]。被李定國杖死的還有他的親信文官吏部侍郎金維新。金維新有《西行永昌旅次題墨牡丹》詩云：「繁華頓謝三春景，尺幅長留冰雪天。玉宇瓊樓都似夢，郵亭攬筆意悽然。」[31]吐露了他隨軍西撤至保山時意氣消沉，但被杖死的確切原因則不清楚[32]。

  第三節清軍入滇後荼毒百姓和元江府那嵩等人的抗清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下旬，清軍分路追剿南明軍隊，所過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洪承疇在三月間到達昆明，在四十多天裡依據各道、府、州、縣、衛、所的報告，給清廷寫了一份奏疏說：

  除各土府外，其迤東之雲南府以及臨安、曲靖、澂江、尋甸各府與迤西之楚雄、武安、姚安、大理、永昌各府，無處不遭兵火，無人不遇劫掠。如衣糧財物頭畜俱被搶盡，已不待言；更將男婦大小人口概行擄掠，致令軍民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分離拆散，慘不堪言。所存老弱殘廢又被捉拿弔拷燒烙，勒要窖糧窖銀，房地為之翻盡，廬舍為之焚拆，以致人無完衣，體無完膚，家無全口，搶天呼地，莫可控訴。見今省城糧米照湖南新官倉斗每斗增價至一兩三錢有餘，每石價至一十三兩有餘；若照雲南舊用大斗一石約有新倉斗二石，價至二十六兩，猶無處尋買。軍民飢餓，道死無虛日。其在永昌一帶地方更為慘烈，被殺死、拷烙死者堆滿道路，周圍數百餘里杳無人煙。真使賈生無從痛哭，鄭圖不能盡繪。職不知滇民何至如此其極也。[33]

  洪承疇描寫上述雲南慘況採取了「沒頭狀紙」筆法，但顯然說的是滿洲八旗兵和其他清軍一手炮製了這一系列暴行。同年十一月清雲南巡撫林天擎劾奏「廣西提督線國安隨大軍進剿雲南迤西地方，大肆搶掠。及奉旨回粵，姦淫殺戮，暴虐更慘。乞立賜處分。得旨：線國安荼毒雲南地方，搶殺淫掠，情罪重大，著議政王、貝勒、大臣速行嚴察密議具奏」[34]。洪承疇、林天擎不敢直接指斥滿洲八旗兵將，彭而述私下著作中倒是透露了一些他所見到的情況。在《邵兵紀事》一文里記載了清征南將軍趙布泰的驕橫奢侈（趙布泰，鰲拜之兄，或寫作卓布泰，彭而述寫作邵），說他「有弟方貴重，位上卿，舉朝側目」。

  彭而述作為監司自稱活了五十三歲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窮於應付的差使，文章結尾嘆息道：「噫，衡苦我乎！衡之苦不可言矣！」[35]他寫的往返湖南和雲南的日記里也一再描述了滿洲貴族軍隊或使者過境時的氣焰囂張，如順治十六年六月「丁酉，曉晴，飛檄昆明縣令掃除公廨以待。是夜鼓初下，使者至一里外，喝聲如雷，人馬羽箭奔騰而來，主人刲羊豕無算，霍霍震鄰。余居草屋，離數弓地，永夜喧聒不成寐」[36]。

  清朝統治者恬不知恥地把進軍雲貴說成是「救民於水火」，完全是顛倒黑白。順治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經略洪承疇題本中說：「三月初五日，又准雲貴總督臣趙廷臣手札，內開：雲南近狀大不如上年。每市斗米一石實賣至二十五六兩，沿途窮民有死於道途溝澗，死於寺廟破屋，死於山路田野，死於旁溪曲徑，甚有母食其女，子棄其父，慘不忍言。」[37]相形之下，雲南在大西軍和永曆朝廷治理下連年豐收，「大熟」「大有」「百姓豐足」之類的記載不絕於書，直到1656年（順治十三年）仍是「是歲秋成大有，民食有餘」。1658年（順治十五年）元旦，清軍入滇前夕雲南「兵民忙忙過歲，戊戌元宵仍放燈火花炮，甚似太平」[38]。由此可見，雲南社會生產受到嚴重破壞，百姓遭難，完全是以征服者自居的清軍任情搜刮所造成的。

  清軍入滇後，大肆奸淫擄掠，引起了雲南各族百姓的極大反感。沅江府土知府那嵩忠於明室，實力較強，一直以保護地方、抗擊清軍為己任。永曆帝退往緬甸時，特命加升那嵩總督部院銜，巡撫雲南；元江知府一職由其子那燾襲任，又加那嵩之弟那侖為佐明將軍，那嵩為懷明將軍[39]。黔國公沐天波也以次子沐忠亮入贅為那嵩之婿。這些措施表明永曆朝廷希望那嵩能夠聯絡雲南各地土司配合李定國等部共同抗清，恢復雲南。那嵩父子不負所望，他們趁人心未定之時，與總兵孫應科、賴世勛等秘密聯絡降清總兵高應鳳[40]、延長伯朱養恩以及石屏總兵許名臣、土官龍讚揚（或作龍贊陽，是龍在田的從孫）等迤東土司。到這年七月，那嵩認為聯絡已定，公開反清復明。清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多尼、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在九月初已向清廷報告：「沅江土知府那嵩、那燾父子主盟，勾連各土司歃血鑽刀，真正作叛，若不剿除，則地方震動。且李定國將子妻送往沅江府為質，將金銀財物抬送沅江土官，叫沅江並普洱土官由臨安出兵，候大兵出邊進剿，就來搶雲南（指當時的雲南府，即今昆明市）。」[41]九月，許名臣領兵攻克石屏州[42]，那嵩等人也分兵進攻蒙自等地，一時昆明以南迤東各地紛紛響應。當時，清軍占領了雲南主要地區，但統治並不穩固。不僅李定國、白文選等南明主力尚在，一些邊遠地區仍在明朝將領占領之下。經略洪承疇、平西王吳三桂、信郡王多尼等唯恐元江舉事將在各地引起連鎖反應，決定集中兵力迅速平定元江。他們經過會商後，決定由多尼和固山額真宜爾德帶領在滇滿軍一半留守昆明，固山額真卓羅帶領另一半滿軍同吳三桂部於九月二十一日由昆明出發，經通海縣往征元江[43]。二十六日，清軍進抵曲江驛，許名臣和龍讚揚撤回元江。十月初一日，清軍重占石屏州；初九日到達元江，憑藉優勢兵力將該城包圍。那嵩雖曾派兵出城劫營，被清軍擊退。吳三桂命降將楊威到城下喊話，聲稱那嵩只要將高應鳳、許名臣縛獻，就可以仍舊當元江府土知府。許名臣見清軍勢大難敵，要求那嵩接受清方要求把自己交給清軍處置，換取元江軍民的安全。那嵩毅然回答道：「吾三人共事，豈以生死易心乎？」拒絕了吳三桂的要求。吳三桂見那嵩矢志不移，又寫信用箭射入明軍營中，號召元江軍民捆綁那嵩出降，否則屠城。那嵩針鋒相對地射書城外，「備列三桂入關以來罪狀，且署其銜曰：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開拆」[44]。吳三桂惱羞成怒，揮軍奮力強攻，元江城破。那嵩、那燾父子合家登樓自焚，那?、許名臣等自殺，高應鳳、孫應斗等被俘[45]。

  那嵩、高應鳳、許名臣等人在元江領導的抗清雖然是響應李定國的號召而發動的，在具體行動上卻沒有同定國商量。起事前，高應鳳曾建議派人約李定國移兵北上永昌府，等吳三桂主力西進時，迤東各路義軍乘虛直搗昆明，使吳三桂等部清軍腹背受敵，可收全勝。這一合理建議未被那嵩採納。元江起事時，李定國部駐於孟艮，遭到當地土司的堵截，為了使自己有個立足之地，他被迫把兵力用於平定地方。元江反清的消息傳來時，他深為惋惜，頓足嘆息說：「何不稍待耶！」[46]元江地區的反清鬥爭由於孤立無援遂告失敗[47]。那嵩、許名臣等人的起事，是在整個形勢逆轉，許多明軍將領先後倒戈降清的情況下進行的。他們面對強敵奮勇拼搏至死不悔的鬥爭精神實在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