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隆武政權同魯監國的爭立

  第一節　隆武政權的建立

  1645年六月十一日，唐王朱聿鍵見潞王朱常淓已經決定投降，不勝憤慨，在一批文官武將的支持下，離開杭州前往福州籌辦監國。倡先擁戴朱聿鍵的實際上是靖虜伯鄭鴻逵，黃道周在這年六月十九日記載：六月十一日，清兵進抵塘西，馬士英被方國安兵裹脅而去，他「與德公、麂子赤亟移舟至富春，遂不知臨安動靜。惟聞岸上鼓吹響甚，則朱大典、阮大鋮翱翔從富春拿舟欲入婺州者矣。予至桐廬，鄭靖虜檄所在扶駕，恫疑久之，見其人乃稱聖駕蓋唐王，非潞王也。大典適過訪，亦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諸人旨以虜信甚迫，臨安不能孤存，潞王閉閣修齋，亦度不能修康王（指宋高宗趙構）故事。鄭為桑梓，不作段煨、張方，能作如此事，須當與眾推之。十有三晚，始從舟中晤唐殿下，慷慨以恢復自任，遂同諸臣交拜，約成大業。明日，乃具小啟，共請監國。雖靖虜意，亦以板蕩之會，非太祖親藩不足復襄大業也」[1]。

  讀了這篇自敘，可以知道朱聿鍵和其他藩王的經歷有很大的不同，雖說貴為王孫，在出生後的四十三年裡除七年奉藩以外，其餘歲月都是在逆境中度過的。多災多難的經歷使他受到了其他藩王所沒有的磨鍊，增加了許多閱歷，在國家處於危難時期正是充當最高統治者的有利條件。黃道周寫的勸他接受監國的表文中就有這樣的文字：「險阻備嘗，晉公子之播遷，良有以也；閭閻親歷，史皇孫之艱難，豈徒然哉！」[5]朱聿鍵正是在這樣一種特殊條件下，被推上了維繫明統的監國和帝位；他是位胸有大志的人，自然也正中下懷。

  六月十五日，黃道周第三次請監國疏中說：「近聞清逼武林，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思高皇創業之艱，退一尺即失一尺；為中興恢復之計，早一時即易一時。幸切宗社之圖，勿固士大夫之節。神器不可以久曠，令旨不可以時稽。亟總瑤樞，以臨魁柄。」經過這徒具形式的三推三讓以後，朱聿鍵表示「萬不得已，將所上監國之寶，權置行舟。……俟至閩省，面與藩鎮文武諸賢共行遵守」[6]。十七日，朱聿鍵行至浙江衢州，就在檢閱軍隊時發布誓詞，表示將親提六師「恭行天討，以光復帝室；驅逐清兵，以纘我太祖之業」[7]。表明他已公開接受監國重任。閏六月初六日，由南安伯鄭芝龍等迎接入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監國。二十天以後，又在臣僚的擁戴下於閏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紀元從本年七月初一日起改稱隆武元年，以福州為臨時首都，政府名為天興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為行宮。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個政權，一般稱為「隆武政權」。

  朱聿鍵以明朝疏藩即位稱帝，儘管他頗想有一番作為，重建明朝江山，可是他一年以前還是高牆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沒有足夠的名分，這一先天弱點使他不能不依賴倡先擁立的福建實權人物鄭芝龍、鄭鴻逵兄弟。即位後他就以擁戴之功加封鄭芝龍為平虜侯、鄭鴻逵為定虜侯、鄭芝豹為澄濟伯、鄭彩為永勝伯。為了收攬人心，任命黃道周、蔣德璟、蘇觀生、何吾騶、黃鳴俊、陳子壯、林欲楫、曾櫻、朱繼祚、傅冠等二十餘人為大學士，入閣人數之多，在明代歷史上從未有過。[8]任命張肯堂為吏部尚書，何楷為戶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尚書，周應期為刑部尚書，鄭瑄為工部尚書，曹學佺為太常寺卿[9]。

  隆武朝廷建立後，頒詔各地，得到了兩廣、贛南、湖南、四川、貴州、雲南殘明政權的承認。

  第二節　魯王朱以海監國浙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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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年（順治二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會杭州被清軍占領，不少州縣也遞上降表，歸順清朝。「閏六月初旬，頒開剃之令，人護其發，道路洶洶；又郡縣奉檄發民除道開衢為馳馬之地，人情益恇擾。」[10]在這種情形下，亡國之痛以強迫剃頭為引線迅速點燃了一場反清的熊熊烈火。閏六月初九日，明原任九江道僉事孫嘉績起義於餘姚，殺清朝委署知縣王玄如；初十日，生員鄭遵謙起兵於紹興；十二日，又發生了寧波的抗清運動。

  浙東的反清起義，和福建的隆武政權有一個重大區別：浙東是在本地當權官紳已經投降清朝以後，一批有志之士激於剃頭改制，揭竿而起，不顧殺身亡家的危險而展開的反清復明運動。它的骨幹成員大多數是些社會地位比較低的明朝生員和中下級官員。

  浙東民風比較強悍，1643年在東陽爆發了許都領導的反對貪官的運動，很短時間就攻克了附近幾個縣，明政府束手無策，紹興府推官陳子龍憑藉個人關係對許都進行招撫，保證他的生命安全，不料許都投降後卻被巡按御史左光先處死。[11]鄭遵謙同許都是生死之交，東陽起事後，他也準備響應，被其父鄭之尹（曾任山西按察司僉事）關在房裡，才未能實現。1645年六月，潞王降清後，浙東郡縣也望風歸附，紹興府通判張愫降清被任為知府，彭萬里任會稽知縣。鄭遵謙的父親鄭之尹也親赴杭州剃髮降清。深懷報國之心的鄭遵謙卻大義凜然地決定起兵反清。他聯絡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郡將，慷慨聲稱：「天下事尚可為，我欲舉義旅，何如？」得到大家的支持。於是在閏六月初十日樹立大旗，招兵誓師，有眾數千人。他下令把張愫、彭萬里處斬，自稱義興元帥。為了解決義軍糧餉問題，鄭遵謙召集曾任明朝尚書的商周祚、姜逢元等縉紳開會，要求他們拿出錢來。有的縉紳訴說家境貧困，難以應命。鄭遵謙大罵道：「若受高官厚祿數十年，今國破君亡，尚欲擁厚資安享耶？」命人拖出斬首，闊老們嚇得膽戰心驚，只好答應按額輸餉。正在這時，他的父親鄭之尹從杭州回來，見形勢陡變，大吃一驚，跪在遵謙面前磕頭大哭道「汝幸貸老奴命，毋使覆宗」，妄想以父子之情勸說遵謙不要同清朝作對。鄭遵謙毫不動搖，絕裾而去。《南疆逸史》的作者溫睿臨在記述這件事時不勝感嘆地寫道：「明之紳士，大約榮利祿，趨聲勢，私妻子是計耳。寧有君父之戚，家國之感乎哉！故闖至則降闖，獻至則降獻，一降不止則再，其目義士皆怪物耳！」[12]這段話頗能說中肯綮，明末清初大多數高官顯貴在天翻地覆的大變亂之際，最關切的是千方百計維護自己聚斂起來的巨額財富，國家民族的利益被置之度外。

  總兵方國安是浙江人[17]，潞王降清時他率部眾一萬多名由杭州退至錢塘江東岸，和王之仁部構成反清武裝的主力。這樣，浙東地區的反清運動風起雲湧，慈谿縣有沈宸荃、馮元騮起義，石浦參將張名振也帶兵來會合；慈谿知縣王玉藻、定海知縣朱懋華、奉化知縣顧之俊、鄞縣知縣袁州佐、象山知縣姜圻紛紛提供糧餉、招募義兵。

  浙東各地反清運動興起後，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和在籍官僚陳函輝、宋之普、柯夏卿商議，認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監國，而當時在浙江的明朝親、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魯王朱以海沒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復明勢力擁立的唯一人選。閏六月十八日，張國維等人奉箋迎朱以海出任監國；二十八日又再次上表勸迎。朱以海到達紹興後，於七月十八日就任監國[18]。以分守台紹道公署為行在，立妃張氏為元妃，改明年為監國元年。這意味著朱以海為首的監國政權在乙酉年七月到十二月仍沿用弘光元年年號[19]。順便說一下，史籍中有「監國魯某年」和「魯監國某年」的不同用法，從現存魯監國頒發的印信來看，兩種紀年方法都曾使用過。隆武政權是以當年七月改元，魯監國則是次年（1646）改元，在1645年下半年仍沿用弘光元年[20]。

  魯監國政權成立後，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被任命為東閣大學士，不久又起用舊輔臣方逢年入閣為首輔。任命章正宸為吏部左侍郎署尚書事，陳函輝為吏部右侍郎，李向春為戶部尚書，王思任為禮部尚書，余煌為兵部尚書，張文郁為工部尚書，李之椿為都察院左都御史[21]。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起義有功，均加右僉都御史銜督所部義師；進封大將方國安為鎮東侯，王之仁為武寧侯，鄭遵謙為義興伯[22]，而以大學士張國維為督師，統率各部兵馬。

  魯王朱以海出任監國是在潞王朱常淓投降後，浙東士大夫迫於清廷強制推行剃髮令而自發組織的抗清政權，帶有很大的地區性特色。參與擁立魯藩的官紳開初並不知道唐王朱聿鍵已經在福州繼統，他們在擁立朱以海之後立即處於進退兩難之勢。就親疏而言，唐王和魯王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後裔，在譜系上與崇禎帝相距甚遠；在擁立時間上，唐藩略早於魯藩，而且由監國稱帝；地域上，唐藩為首的隆武政權得到了除浙東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權的承認，魯監國政權只侷促於浙東一隅之地。閩、浙的紛爭使南明業已呈現的劣勢進一步惡化了。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朱明王朝的宗室有的屈膝降敵，輕信清廷給予「恩養」的空言；有的利用國無常主，妄圖黃袍加身，哪怕過上一天皇帝癮也好。而相當一批文官武將也以擁立定策作為自己飛黃騰達的機會，演出了一幕幕兄弟鬩牆、鉤心斗角的鬧劇。瞿式耜在一封信中寫道：「以我觀之，分明戲場上捉住某為元帥，某為都督，亦一時要裝成局面，無可奈何而逼迫成事者也。其實自崇禎而後，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統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過抵一庶僚，其部堂不過抵一雜職耳。」又說：「其見在朝廷者，幹濟則平常，爭官則犀銳，部曹則想科道，科道則想督撫，畢智盡能，朝營暮度，無非為一身功名之計。其意蓋謂世界不過此一刻，一刻錯過便不可復得矣！彼其胸中，何嘗想世界尚有清寧之日，中原尚有恢復之期也哉！」[23]這段文字是在永曆元年寫的，但所指出的南明殘餘勢力醉生夢死，熱衷於亂中竊權卻是概括了弘光以來的普遍現象。從宗藩到官僚大抵都是利令智昏，為眼前的名利爭得不可開交。

  朱以海的出任監國，是在特殊條件下形成的。明第一代魯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封於山東兗州。其九世孫朱以派嗣封魯王，1642年（崇禎十五年）清兵南下山東，攻破兗州，朱以派遇難。其弟朱以海也幾乎被清軍殺害，死裡逃生後於崇禎十七年二月襲封魯王[24]；同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北京，進兵山東，朱以海南逃，弘光時寓居浙江台州。朱以海親身經歷了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患難生活，培育了他對清廷的仇恨，在清兵侵入浙江時堅持了民族氣節，並且毫不猶豫地在強敵壓境之時毅然肩負起抗清的旗幟，甚至親臨前線犒師，這是難能可貴的。但是，他畢竟是深養王宮之中的龍子龍孫，過慣了腐朽荒淫的貴族生活，既缺乏治國之才，又不肯放棄小朝廷的榮華富貴。李寄有《西施山戲占》詩描繪了朱以海監國時的狀況：「魯國君臣燕雀娛，共言嘗膽事全無。越王自愛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獻吳。」詩後原註：「魯監國之在紹興也，以錢塘江為邊界。聞守江諸將日置酒唱戲，歌吹聲連百餘里。當是時，余固知其必敗矣。丙申年（1656，順治十三年）入秦，一紹興婁姓者同行，因言曰：『余邑有魯先王故長史某，聞王來，畏有所費，匿不見。後王知而召之，因議張樂設宴，啟王與各官臨家。王曰：將而費，吾為爾設。因上數百金於王。王乃召百官宴於庭，出優人歌伎以侑酒。其妃亦隔簾開宴。余與長史親也，混其家人得入。見王平巾小袖，顧盼輕溜，酒酣歌作，王鼓頤張唇，手象箸擊座，與歌板相應。已而投箸起，入簾擁妃坐，笑語雜沓，聲聞簾外。外人咸目射簾內。須臾三出三入，更闌燭換，冠履交錯，傞傞而舞，優人、官人，几几不能辨矣。』即此觀之，王之調弄聲色，君臣兒戲，概可見矣。何怪諸將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敗，非不幸也。」[25]這宛如一幅太平天子的行樂圖。

  魯監國政權的腐敗還表現在任用皇親國戚上面。元妃張氏的哥哥張國俊招權納賄，任用匪人。著名的例子如謝三賓這樣鮮廉寡恥的小人，被迫參加魯監國政權後，竟然走國舅的後門出任大學士。其用人行政由此可見。張岱對朱以海的評論是：「從來求賢若渴，納諫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魯王，則反受此二者之病。魯王見一人，則倚為心膂；聞一言，則信若蓍龜，實意虛心，人人向用。乃其轉盼則又不然，見後人則前人棄若弁髦，聞後言則前言視為冰炭。及至後來，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滿廷，終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無柁之舟，隨風飄蕩，無所終薄矣。魯王之智，不若一舟師，可與共圖大事哉！」[26]

  在軍事上，魯監國政權處於抗清前線，卻並不能有效地利用當地的兵力和財力。浙東的抗清事業本來是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等官紳士民憑藉一股正氣，不願降清，得到百姓支持而幹起來的，說明民心可用。可是，領兵大將方國安、王之仁來到之後，立即接管了浙東原有營兵和衛軍，自稱正兵；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等雖被授予督師官銜，部下只有臨時招募而來的市民、農夫，稱之為義兵。方國安、王之仁憑藉兵力優勢，竭力主張「分地分餉」：正兵應該瓜分全部正餉，即按畝計征的正額田賦；義兵只能食義餉，即通過勸輸等辦法取得的銀米。這實際上沿襲了弘光時四鎮和左良玉等軍閥割據余習，使義兵處於沒有固定糧餉來源而自生自滅的困境。魯監國命廷臣會議，方國安、王之仁派來的司餉官員堅決要求全部田賦由正兵自行分地徵收，遭到許多廷臣的反對。戶部主事董守諭奏曰：「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核兵而後給餉，核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為繼。」[27]這本是正常朝廷財政軍費開支的通行辦法，卻被方、王使者堅決拒絕。另一戶部主事邵之詹建議以紹興府田賦歸戶部，寧波府田賦供王之仁，金華府歸朱大典，其他地方歸方國安，意在使監國政權多少還有一點財政支配權。可是，連這樣一個不得已的折中辦法仍然遭到方、王的斷然反對。最後，還是把浙東各府縣每年六十餘萬錢糧由方、王二軍自行分配。浙東各處義師斷絕了糧餉來源，大多散去；連督師大學士張國維直接掌管的親兵營也只有幾百人。

  第三節　唐、魯政權的對立與紛爭

  上文說過，弘光朝廷覆亡，潞王屈膝降清，使南明帝系再次中斷，唐藩朱聿鍵、魯藩朱以海以遠系宗室先後被福建、浙東官紳將領擁戴繼統。這是在消息不靈的混亂狀態下出現的一國二主局面。不久，隨著情況的明朗化，唐藩為首的隆武朝廷建立時間稍先，又得到其他各省南明地方政權的支持，魯監國政權就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按道理說，退位歸藩可以使南明政權至少在名義上實現統一；然而朱以海黃袍加身容易，一旦退位依舊過寓公生活難免駑馬戀棧，何況擁立他的大臣也有的不願放棄自己「定策」之功，擔心轉入隆武朝廷將不受重視。唐、魯對峙的局面一直拖延不決。

  九月，隆武帝派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為使者，前往紹興頒詔，宣布兩家無分彼此，魯監國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擔任同等官職。對於是否承認隆武朝廷的正統地位，在魯監國大臣中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贊成開讀詔書和反對開讀的大約各占一半。大學士朱大典、督師錢肅樂、大將方國安認為「大敵當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即權宜稱皇太侄以報命，未為不可；若我師渡浙江，向金陵，大號非閩人所能奪也」[28]。「聖子神孫，總為祖宗疆土。今隆武既正大統，自難改易；若我監國，猶可降心以相從」[29]。這說明他們的意見是贊成閩浙聯合，接受隆武朝廷的正統地位，以免浙東獨樹一幟，孤立無援。可是，大學士張國維、督師熊汝霖、大將王之仁、國舅張國俊等卻堅決反對。[30]張國維的疏中說：「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勠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比時未可言上下也。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悔莫可逭。」[31]熊汝霖說：「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腳，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難倒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詔，亦未為晚。」[32]甚至還有人說出「憑江數十萬眾，何難回戈相向」的話[33]，不惜動武爭奪帝位。朱以海見朝臣中不少人主張尊奉隆武帝，憤憤不平，宣布退歸藩位，於九月十三日返回台州。十月初一日，主張承認隆武朝廷為正統的大臣開讀了詔書。然而，在張國維、熊汝霖等人的堅持下，終於決定拒絕接受隆武政權詔書，重新迎回朱以海。唐、魯爭立從此愈演愈烈。

  1646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陸清源攜帶白銀十萬兩前往浙東犒師，卻被魯監國部將殺害[34]。由於魯監國政權中許多文官武將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朱聿鍵也加意籠絡，給他們進官封爵。朱以海針鋒相對採取挖牆腳措施，在這年四月間派左軍都督裘兆錦、行人林必達來福京「以公爵封芝龍兄弟」[35]。隆武帝聞訊大怒，將來使囚禁。不久，又殺魯監國所遣使者總兵陳謙，更引起了鄭芝龍的不滿[36]。由此可見，唐、魯爭立不僅是兩個南明政權的對立，而且在兩個政權內部也引起了嚴重紛爭，儘管唐、魯政權都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很大一部分精力卻消耗在內部矛盾上。與此相應的是，文官武將的升遷不是以抗清功績為據，而是被作為拉攏的一種手段。隆武、魯監國兩政權封爵拜官的人數很多，大抵都是因在內部傾軋中有「功」。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組織有效的防清陣線。就當時的形勢而言，隆武朝廷得到了南方絕大部分明朝地方政權的承認，魯監國僅憑浙東一隅之地與之相抗是極不明智的。他和忠於他的大臣明知在南明管轄區內競爭不過隆武政權，卻幻想攻克杭州後進取南京，先拜孝陵，建立超過隆武朝廷的威望。以監國政權的兵力要實現這種戰略目標顯然是不現實的。何況，即便旗開得勝，如願以償地拿下了留都南京，唐、魯對峙的局面也將繼續下去。由於魯監國堅持同隆武朝廷分庭抗禮，地理原因監國政權處於抗清的前線，給福建提供了屏障，隆武朝廷的實權人物鄭芝龍對這種局面心中竊喜，按兵不動有了藉口。

  朱以海既自外於隆武朝廷，不惜以高官厚爵收買支持者，流風所及，官職紊濫。「時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而江湖游手之徒，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臥丘園而雲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雲聚兵千萬。」禮部尚書吳鍾巒上疏請嚴加查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敕書札付」[37]，但在當時情況下根本行不通。

  第四節　魯監國政權的抗清活動

  儘管魯監國政權的建立分散了抗清的力量，但是朱以海等人為了保有浙東，進而恢復失地，還是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除了沿錢塘江布防外，方國安、王之仁等部曾渡江配合當地義師收復富陽、於潛。1645年八月間一度進攻杭州，未能得手。這年九月清浙閩總督張存仁奏報：「叛賊方國安、王之仁從富陽渡江犯杭城。遣副將張杰、王定國督兵往剿，斬首四千級，余賊復盤踞富陽。又令定國往餘杭防剿，至關頭，遇賊對壘，我師奮勇掩殺，追至小嶺二十餘里，斬獲無算，陣擒國安子士衍等，斬之。」[38]

  十一月，魯監國晉封方國安為越國公、王之仁為興國公，並且築壇拜方國安為大將，節制諸軍。十二月十九日，朱以海親自到錢塘江邊西興犒軍，每名士兵賞銀二錢，「責限過江，攻取杭城」[39]。二十四日，方國安、馬士英、王之仁派總兵三員領兵二萬多名於五鼓從朱橋、范村、六和塔三處過江，直至張家山、五雲山、八盤嶺等處，迫近杭州府城。清總督張存仁與梅勒章京朱馬喇、濟席哈、和托、總兵田雄、張杰等分兵三路迎擊，明軍大敗，被俘的副將有十一人，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四十八人[40]。這次渡江攻杭戰役失敗後，魯監國政權的將領壯志頓消，基本上轉為劃江扼險的守勢。查繼佐上魯監國書中說：「自十二月廿四日之後，我兵一挫，□驕益逞。乃諸鎮養尊，將心萬不足恃，而私鬥者互見，無所為兵律也。米價騰沸，過常數倍，財竭則內必變，民情已洶洶可慮。……而舉朝泄泄，猶然飾太平之容，豈以示□鎮靜如謝安之於秦乎？臣未能為之解也。」[41]

  第五節　靖江王朱亨嘉之變

  正當唐、魯二藩在福建、浙江爭立的時候，分封於廣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也不甘寂寞，夢想黃袍加身。明代的靖江王是太祖侄兒朱文正的後裔，在宗室諸王當中譜系最遠，按宗法觀念他根本不具備繼統的資格。然而，自從崇禎帝自縊北都覆亡以後，朱明王朝宗室中不少人心中竊喜，妄圖乘亂謀取大位，朱亨嘉正是其中的一個。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五月，清軍占領南京，弘光帝被俘，七月間消息傳到廣西，朱亨嘉認為機會來了，「即借勤王為名，有妄窺神器之心」[42]。他對左右親信孫金鼎等人說：「方今天下無主，予祖向於分封之日以粵西煙瘴不願就封，馬皇后慰之使行，於是以東宮儀衛賜之。目今東宮無人，予不儼然東宮乎！太子監國自是祖宗成憲，有何不可？」[43]廣西總兵楊國威、桂林府推官顧奕等人也想以擁立為功，三章勸進，推波助瀾。八月初三日，朱亨嘉居然身穿黃袍，南面而坐，自稱監國，紀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44]改廣西省會桂林為西京[45]。楊國威被委任為大將軍，封興業伯；孫金鼎為東閣大學士；顧奕為吏科給事中[46]；廣西布政使關守箴、提學道余朝相等在桂林的官僚都參與擁戴[47]。為了擴大影響，爭取多方支持，朱亨嘉還派使者前往湖南、貴州等地頒詔授官，[48]檄調柳州、慶遠、左江、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以增加自身兵力。當時，廣西巡撫瞿式耜、巡按鄭封正在梧州，得到靖藩僭位的消息，立即檄令思恩參將陳邦傅保持戒備，又以巡撫印文通知土司「狼兵」不得聽從靖江王調令。朱亨嘉深知廣西巡撫的態度直接關係到自己「事業」的成敗，企圖加以籠絡。他先派顧奕為使者，攜帶詔令任命瞿式耜為刑部尚書，遭到瞿式耜的嚴詞拒絕。[49]八月十二日，朱亨嘉親自統兵來到梧州，把瞿式耜拘捕，十九日押回桂林軟禁于靖江王府，不久移居劉仙岩。[50]

  朱亨嘉自立後，感到廣西「地方狹小，兵馬錢糧件件有限，難以為守，立志要下廣東，先到肇慶會同兩廣商議而行，以觀天下形勢，以為保守之資」[51]。他命楊國威留守桂林，自己帶領兵馬由水路出平樂、梧州，以參贊嚴天鳳、范友賢為將軍，充當左、右前鋒[52]。不料兩廣總督丁魁楚已獲悉隆武即位後，除了浙江的監國魯王以外，江南明朝各地政權都表示擁戴，而且隆武帝已給他加銜為大學士[53]。因此，他認為這是自己建功立業的天賜良機，立即派出精兵數千名進至廣西梧州，同時差官乘船由小路而來，船頭打著「恭迎睿駕」的牌子，藉以麻痹朱亨嘉。八月二十二日半夜，丁魁楚兵在梧州突然發起進攻，朱亨嘉拼湊的兵馬被打得落花流水，自己狼狽不堪地由五屯所、永安、荔浦逃回桂林。[54]「大學士」孫金鼎原是個不齒於士類的充軍罪犯，憑藉靖江王的寵信同思恩參將陳邦傅打得火熱，結為兒女親家。亨嘉兵敗以後，孫金鼎逃往陳邦傅處避難。陳邦傅翻臉無情，將他處死，「把石灰淹了，解到兩廣識認明白」，立了一功[55]。這件事在屈大均《安龍逸史》中記載得比較詳細：孫金鼎逃到陳邦傅處躲避，邦傅密語參畫胡執恭等曰：「靖江無謀，動輒敗衄，我等若少依違，禍不旋踵矣！幸金鼎自來送死，乘此擒戮，以邀大功，何愁不富貴耶！」合計已定，於是「醉而投之水，仍取其屍，擦灰包紮，即傳諭各舡易剿逆旗幟，解功至梧州。廣督丁魁楚大喜，敘以首功，官征蠻將軍，協東師前赴桂林」[56]。九月初五日，丁魁楚親自來到梧州，命參將陳邦傅、趙千駟、嚴遵誥、都司馬吉翔等統兵向桂林進發。楊國威同他部下的旗鼓（相當於傳令官）焦璉本來就有矛盾，瞿式耜暗中聯絡焦璉反正，夜間用繩索把陳部將士縋上城牆，一舉擒獲楊國威、顧奕等。[57]二十五日攻靖江王邸，朱亨嘉被活捉[58]。十月下旬，朱亨嘉和同謀文武官員被押解到廣東肇慶。1646年（隆武二年）二月，丁魁楚派馬吉翔把朱亨嘉等人押抵福建[59]。隆武帝「命錦衣衛王之臣用心防護，無得疏虞。仍敕刑部侍郎馬思理安置靖庶，還要酌議妥當。所刻《靖案》作速頒行，在閩親、郡各王並令具議來奏，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不可草率，亦不許遲誤」[60]。同年四月，「安置靖庶人於連江，敕奉新王嚴加鈐束，不許令見一人，透出一字」[61]。「尋命掌錦衣衛事王之臣縊殺之，託言暴疾死。戮楊國威、顧奕、史其文等於市」[62]。

  平定朱亨嘉的僭亂後，隆武帝加封兩廣總督丁魁楚為平粵伯，陳邦傅為富川伯掛征蠻將軍印[63]。在給丁魁楚的誥敕中說：「卿有聞檄擁戴之大志，又有迅平逆寇之巨績。王守仁當全盛之時，無推舉之事，以卿比之，功實為過。」這種過譽之詞反映了朱聿鍵渴望得到兩廣官員的支持。靖江王爵由朱亨歅襲封。瞿式耜卻因為有意擁立桂藩，受到隆武帝的猜忌，被解除廣西巡撫職務，調任行在兵部添注左侍郎；廣西巡撫一職由晏日曙接替。

  靖藩之變固然暴露了朱亨嘉覬覦大位的野心，隆武帝為穩定自己的地位而表現出來的私心自用也是很明顯的。丁魁楚、陳邦傅僅因為投機有功，就加升伯爵，掌握了兩廣地區的實權，後來在永曆朝廷上爭權奪利，紊亂朝政，又先後投降清朝，基本上沒有起過積極作用，可謂獎賞失當。真正忠於明室的瞿式耜卻因有意擁立桂藩而遭到排擠。《思文大紀》卷六記載，直到隆武二年（1646）五月即朱亨嘉之亂平息半年以後，「廣西桂林府、全州等州，進貢監國登極表箋四十六通。上雖嫌其遲，然亦念路遠阻滯也」。這自然是表面文章，正如瞿式耜自己所說：「然余之不服靖江王而甘受其逼辱者，非為唐王也，為桂之安仁王也。」「六月到廣西梧州。八月隨遘靖藩之禍，時閩中已立思文矣。弟心心在神宗之孫，故既受靖禍，而又見疏於隆武。比奪西撫與晏公，遂堅意不赴佐樞之命。」[64]瞿式耜卸任後拒不赴閩就任，在廣西梧州、廣東肇慶一帶留連賦閒。

  除了靖江王朱亨嘉的爭立以外，還有益陽王的自稱監國。1646年（隆武二年）二月，朱聿鍵下詔禁止益陽王在浙江龍游、遂昌一帶私授知縣。其中說到益陽王「借受慈禧（弘光太后鄒氏）之命，又借勛鎮方國安之推奉，近日表奏雖來，公然用監國之寶，不知此寶授自何人？」[65]兵部郎中王期升在太湖奉楚藩宗室朱盛澂稱通城王行大將軍事，「居然帝制，派餉、賣札、強奪民女，為兩山（指太湖中的東、西洞庭山）百姓不容」，王期升站不住腳才逃入福建。[66]在南明歷史上，這類事件多次發生。朱明宗室覬覦帝位者頗不乏人；部分官紳以「定策」為功，內部紛爭不已，文官武將的升遷也深受這種風氣影響。弘光、隆武、魯監國等小朝廷以及妄圖自立的某些宗室一脈相傳，往往以高官顯爵酬謝擁戴者。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爵祿不用於勸獎抗清有功官員，而以是否效忠於己為依據。南明之不競，與此頗有關係。

  [1]　黃道周《逃雨道人舟中記》，見《黃漳浦集》卷二十四，記。據此可知黃道周的參與擁戴是在六月十三日晚上，第二天具啟請朱聿鍵監國。《思文大紀》卷一雲黃道周六月十一日上第一疏，十二日上第二疏，日期稍誤。又，文中德公指塗仲吉，見《臨安旬制記》卷二；黃道周《答楊伯祥太史書》中亦提及塗德公，見《清江楊忠節公遺集》卷六，同書卷四楊廷麟有《塗德公內史過訪》七言詩。

  [2]　《思文大紀》卷一。

  [3]　《清江楊忠節公遺集》卷四《贈李尚書二首》。

  [4]　《思文大紀》卷二；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一。兩書所載文字略有不同，互作校改。另據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記：「福王初立，大赦，聿鍵出高牆，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平樂，未至而南都陷。」

  [5]　《思文大紀》卷一。

  [6]　《思文大紀》卷一。

  [7]　《思文大紀》卷一。

  [8]　有的史籍記隆武朝一年多時間裡入閣為大學士者有三十餘人。姓名見之於《思文大紀》者有二十四人，從朱大典的列名閣銜，參考其他文獻，隆武帝對魯監國所授閣臣一律承認，授予大學士官銜，問題是有的沒有接受，統計上難以準確。

  [9]　《東南紀事》卷一。

  [10]　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蠡城監國》。

  [11]　許都事件見陳子龍自撰《年譜》，《陳子龍詩集》附錄一。

  [12]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五十三。

  [13]　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蠡城監國》。

  [14]　王之仁在1645年六月清軍入浙時一度降清，順治二年閏六月定國大將軍豫王多多（多鐸）等「為塘報事」奏本中說：「防倭浙江總兵官王之仁歸順，所部將領官兵共二萬五千名。」見《順治錄疏》抄本。

  [16]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八，《明建寧兵備道僉事鄞倪公墳版文》。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蠡城監國》說，派往王之仁處的使者為華夏、王家勤。

  [17]　方國安的籍貫據黃道周說是浙江蕭山；張岱在《石匱書後集》中記是浙江諸暨。

  [18]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一。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亦記：「王於七月自台至蠡城，以守道署為行宮。各官奉表勸進，即監國位。」按，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五《魯王世子》記：「魯王於是年六月至紹興監國」；徐芳烈《浙東紀略》記，「八月初三日乃抵越城，遂以分守衙署作行宮焉」。時間稍有出入。但張岱在同書卷四十五《陳函輝傳》中對魯王朱以海的拒絕降清和在台州被奉為監國「頒詔諸鎮」有較詳細的記載。總之，朱以海收到浙東起義官紳請求他出任監國的表箋約在閏六月下旬，他到紹興就任則為七月。《思文大紀》記載，在唐、魯之爭激化時，隆武帝在一件敕文中特別強調以監國登極的先後作為正統所在的最重要的根據，聲稱「今朕先監國登極四十日」。唐、魯都是疏藩，無法同桂藩等血緣關係親近者相比，他說自己繼承大位早於魯王四十天，應屬可信。

  [19]　徐芳烈《浙東紀略》云：九月「初旬內，江上諸藩文移往來，突稱洪武乙酉。大宗伯陳盟具疏改正，奉旨俱允。」《南疆逸史》卷二十《方逢年傳》則云：「監國始稱洪武乙酉年，逢年入直改稱魯監國元年。」

  [20]　浙江省博物館曹錦炎、王小紅二君寄贈《南明官印集釋》一文，對魯監國頒發印信有詳細考證，頗具說服力，謹此致謝。

  [21]　黃宗羲《行朝錄》卷三《魯王監國》。李之椿任左都御史見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蠡城監國》；但該書記以朱兆柏為吏部尚書，余煌為禮部尚書兼管樞政，王思任為侍讀學士。按，參考查繼佐《魯春秋》等書可知監國政權文武官員常有升轉。

  [22]　據黃宗羲、查繼佐記鄭遵謙封義興伯在是年十一月。

  [23]　《瞿式耜集》卷三《丁亥正月初十再書寄》。

  [24]　談遷《國榷》卷一百。《監國紀年》云：「十七年二月甲戌王嗣位。」

  [25]　《李介立詩鈔》卷二，轉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第四十八頁。按，婁某所云魯先王故長史即張岱之父張耀芳。耀芳曾任魯府右長史，崇禎五年去世。張岱《琅嬛文集》有《賀魯國主冊封啟》，內云：「某愧非禾木，實為世臣。」《硯雲甲編》第八帙，張岱《夢憶》記：「魯王播遷至越，以先父相魯先王，幸舊臣第。岱接駕。……睿量宏，已進酒半斗矣，大犀觥一氣盡。……轉席後又進酒半斗，睿顏微酡。進輦，兩書堂官掖之不能步。岱送至閭外，命書堂官再傳旨曰：『爺今日大喜，爺今日喜極。』……」李聿求《魯之春秋》卷二十記：「張岱，字宗子，山陰人，參議汝霖子。汝霖嘗官山東副考官，與魯王藩邸有舊。監國駐紹興，幸岱第，授職方主事，未幾辭歸。」張汝霖為張岱之祖父，李聿求弄錯了一輩。順便說一下，張岱原以為自己同魯監國有上述特殊關係，可望重用，後來未能如願，在所著《石匱書後集》中對魯監國多有微辭，實欠公允。

  [26]　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五《魯王世家》。

  [27]　黃宗羲《行朝錄》卷三《魯王監國紀年上》。

  [28]　李聿求《魯之春秋》卷五《錢肅樂傳》。

  [29]　徐芳烈《浙東紀略》。

  [30]　查繼佐《國壽錄》卷三《張國維傳》。

  [31]　《魯之春秋》卷三《張國維傳》。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四十《張國維傳》記魯監國授國維為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隆武頒詔浙東，授國維為東閣大學士，敕輔魯王監國。廷臣多欲開詔。國維曰：「繼大統者，世治先嫡長，世亂先有功。唐殿下提兵北伐，則國維當為前驅。若止為閉戶天子，反以官爵分浙東辦鹵（虜）之心，則恢復無期，中興何日！是太祖高皇帝之罪人也。不敢奉詔。手敕凡七至，而國維終不發。謂使臣曰：張國維但知今日江上收文武人才，治戰守具為急，不知東閣大學士為何官，可即以此語報唐殿下。」查繼佐《國壽錄》卷三《張國維傳》記：「丙戌，閩師至浙，國維以前內外臣嘗奉表於唐，恐有內變，使劍伏闕曰：今日復有以和閩為言者，臣立劍斬之。」「今日請太祖高皇帝坐評此案，唐魯得失，豈以尋丈哉！」

  [32]　《魯之春秋》卷四《熊汝霖傳》。查繼佐《魯春秋》記：「九月，唐詔至，文武諸臣疏請開讀，惟兵部尚書國維、都御史汝霖、中書舍人謝龍宸正色爭之。監國不果開詔。以會稽孫榘疾上儀注罪之。唐詔略云：朕與王約，朕未有子，得金陵為期，當讓位皇侄，布衣角巾，蕭然物外。時廷臣速會稽備儀註上。國舅張國俊勇（恿）王怒，王誓不奪。龍宸字雲生，遂手批唐使者劉中藻於殿上。已赦榘別轉，而以鄉薦殳香為會稽知縣。魯文武內外諸臣咸私表於唐，不聞監國。諸原以二（□，虜）唐前後厄，自失重援，勢必餉竭，無所呼，且唐詔特至公，誠一家也。悉從唐使者中藻附表稱賀。國維、汝霖等知之，不以聞，原其隱也。」

  [33]　徐芳烈《浙東紀略》。

  [34]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一云：「閩中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浙東。方國安縱兵搜之，拘清源不遣，蓋馬（士英）、阮（大鋮）所拘也。」他書多雲陸清源被殺。

  [35]　《思文大紀》卷五。

  [36]　陳謙與鄭芝龍關係甚密。林時對記魯監國封陳謙為鎮威伯。

  [37]　黃宗羲《海外慟哭記》。

  [38]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又同書卷二十一勒克德渾奏報滿軍朱瑪喇、和托、濟席哈出戰，當為同一戰役。

  [39]　順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浙江等處總督張存仁「為塘報官兵大捷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三冊，A3—193號。黃宗羲記：十一月「上募軍於江上，駐蹕西興」，當為十二月事。

  [40]　上引《明清檔案》第三冊。A3—193號。按原文濟席哈作幾什哈，和托作合托。揭帖中還提到熊汝霖也率義兵由牛頭堰過江參加進攻杭州戰役，亦被擊敗。

  [41]　查繼佐《敬修堂釣業》，上魯監國書第十篇，見浙江古籍出版社《海東逸史》外三種。乙酉十二月攻杭州戰役是魯監國政權的一件大事，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四十八《方國安傳》也記載了這次戰役。奇怪的是，當時正在魯監國政權中任兵部主事的黃宗羲竟然闕而不載，不知所為何事。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四《監國魯王》全據黃氏記述，也未載此役。

  [42]　瞿式耜《丙戌九月二十日書寄》，見《瞿式耜集》卷三，書牘。

  [43]　雷亮功《桂林田海記》。

  [44]　雷亮功《桂林田海記》；參見光緒《臨桂縣誌》卷十八《前事志》。

  [45]　吳晉錫《半生自記》卷下。

  [46]　《桂林田海記》說顧奕被任為「翰林院修撰」。

  [47]　光緒《臨桂縣誌》卷十八《前事志》。

  [48]　吳晉錫《半生自記》云：「偽詔余為兵科給事，余揮使者不受。」《思文大紀》卷五記貴州情況說「先是，靖庶偽詔頒行，（貴州巡撫范）鑛固卻之，且勵兵固圉，至是以拱戴疏至」，隆武帝為之「欣然」，給范鑛加銜為都察院右都御史。

  [49]　瞿玄錫作瞿式耜及夫人邵氏「合葬行實」，見《虞山集》。

  [50]　同上。光緒《臨桂縣誌》卷十八《前事志》說：朱亨嘉「令楊國威留守桂林；檄思恩參將陳邦傅以總兵官會於梧州，籍兵千餘人，選宗室五百人為親軍，於十五日東行」。時日稍有不同。

  [51]　雷亮功《桂林田海記》。

  [52]　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上。

  [53]　《思文大紀》卷一。

  [54]　光緒三十年《臨桂縣誌》卷十八《前事志》。

  [55]　雷亮功《桂林田海記》。

  [56]　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上，又見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三。

  [57]　參見瞿共美《天南逸史》。

  [58]　瞿玄錫撰其父瞿式耜、母邵氏「合葬行實」，見《虞山集》。

  [59]　瞿共美《天南逸史》作「歸之福京」；《思文大紀》卷五作「械至延中」。馬吉翔從此受到隆武帝的賞識，後來成為永曆朝廷的重臣。

  [60]　《思文大紀》卷五。

  [61]　《思文大紀》卷六。

  [62]　李天根《爝火錄》卷十四。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上記，「得旨：嚴天鳳、楊國威處斬，貶靖藩為庶人，安置廣東博羅縣，至縣，未幾死。」

  [63]　《思文大紀》卷四、卷六。

  [64]　《瞿式耜集》卷三，書牘。

  [65]　這件詔書在《思文大紀》卷四內記於二月；《爝火錄》載於四月，注云：益陽，遼簡王植之裔孫。

  [66]　《爝火錄》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