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隆武政權的作為和覆敗

  第一節　1645年秋到1646年夏的形勢

  朱聿鍵在福建即位和朱以海在浙東監國反映了南方紳民的抗清願望。就當時的形勢來看，南明方面弘光朝廷雖然已經覆亡，但南明政權還控制著福建、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幾個全省（四川在張獻忠為首的大西軍控制下）和浙東、贛南地區，人力和財力還相當可觀。而清朝統治者在摧毀了大順政權和弘光政權兩大對手後，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以為只要稍事招撫，全國即可平定。1645年六月，英親王阿濟格率師「凱旋」；九月，豫親王多鐸也領兵回京，換來了一位年紀很輕的貝勒勒克德渾以平南大將軍名義帶領一支滿洲八旗兵鎮守南京。勒克德渾部下的兵員數目不詳，但肯定比多鐸的兵力少；此外就是奉命招撫江南各省的內院大學士洪承疇和一批投降不久的漢軍。如果僅就兵力對比和人心向背而言，南明當局是可以利用清軍主力北返的時機有一番作為的。然而，南明地域雖廣，各派勢力卻在很大程度上陷於割據紛爭，朝廷虛有其名，無法組織有力的反攻。

  唐、魯的對立削弱了東南的抗清勢力。表面上奉隆武正朔的各地大臣也往往私心自用。朱聿鍵是位有恢復大志的君主，他所採取的政策措施大體上也是正確的。可是，真正效忠於他的人並不多，在福建他受制於鄭芝龍、鄭鴻逵兄弟；在外的湖廣等地總督何騰蛟只知利用隆武帝的信任把湖南和貴州東部視作自己的禁臠，威福自操；廣西巡撫瞿式耜意在擁立桂藩，同隆武朝廷貌合神離。向心力比較強的是贛南和廣東。隆武帝開初並沒有看出何騰蛟的割據自雄心理，對何騰蛟的請官請爵幾乎是言必聽從，不僅把湖廣地區的全權委任給他，還指望他派兵進入江西，把自己從鄭氏集團控制下的福建迎接到贛州或者湖南。當時，正是大順軍餘部同何騰蛟、堵胤錫達成聯明抗清協議、湖廣兵力正盛的時候，隆武帝認為浙東、福建有魯監國、鄭芝龍的兵力抗擊清軍，自己移駐贛州或湖南，可以就近節制贛南、湖廣、廣東和雲南、貴州調來的軍隊同清方較量，收復失地。然而，他的這一計劃既遭到鄭芝龍的反對，又得不到何騰蛟的真心支持，終於化為泡影。

  大致可以這樣說，崇禎朝時雖已出現少數武將擁兵自重的跡象，朝廷的威令基本上還能暢通無阻；弘光時武將跋扈，封疆大臣仍不敢違反朝廷旨意；隆武以後督撫大臣也效法武將，一味盤踞地方，爭權奪利，朝廷威令不行，幾乎談不上統一部署、統一指揮。清廷雖有內部傾軋，但掌權者基本上能威福自操，令行禁止。相形之下，清勝明敗主要決定於內部凝聚力。

  清阿濟格、多鐸主力北返之後，江南留守兵力相當單薄，擁明勢力雖展開了一些反擊，但收效甚微，原因在於各自為政，互相觀望，甚至坐視清軍打掉擁明旗幟下的異己力量，心中竊喜。南明軍閥和封疆大吏多數是這樣一批鼠目寸光的人物，才使清方得以有限兵力集中使用，達到各個擊破的效果。1645年秋天，魯監國的軍隊渡錢塘江攻杭州和浙東等地；堵胤錫督忠貞營攻荊州；江西明軍和義師也奮起同清方爭奪建昌、吉安等府縣。兵餉最足的鄭芝龍和何騰蛟卻一味坐食內地，毫無作為。

  第二節　隆武帝的政策和舉措

  隆武朝廷和魯監國政權都是在國內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形勢下建立的，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抗清復明。由於魯監國政權控制區太小，影響有限，這裡著重敘述隆武朝廷的大政方針。

  第一，在總體戰略上，弘光朝廷以「平寇」（鎮壓農民起義）為主；隆武朝廷改為「御虜」（抗清）為主。這自然是形勢造成的，正如順治二年十月清廷派遣的招撫江西孫之獬揭帖中所說：「福藩喚醒唐藩之迷，馬士英喚醒黃道周之迷。」[4]奉行「聯虜平寇」方針的弘光朝廷在南下清軍鐵騎的衝擊下土崩瓦解，擁明勢力終於認識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脅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朝。朱聿鍵能夠洞察客觀條件的變化，總結弘光覆亡、潞王降清的教訓，不失時機地樹立起抗清大旗，符合漢族百姓反對滿洲貴族強制推行的剃髮改制等民族壓迫政策的願望，畢竟是難能可貴的。他即位十天後，就誅殺清朝派來招降的使者馬得廠，敕諭文武臣民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污我宗廟，害我子民，淫掠剃頭，如在水火。朕今誅清使、旌忠臣外，誓擇於八月十八日午時，朕親統御御營中軍平彝侯鄭芝龍、御營左先鋒定清侯鄭鴻逵，統率六師，御駕親征……」[5]這次親征由於鄭芝龍兄弟的阻撓，沒有實現。朱聿鍵在基本政策上的轉變，仍然值得稱道。聯合農民軍共同抗清，是從隆武時期開始的。後來的歷史證明，如果沒有大順、大西農民軍的聯明抗清，南明政權絕對延續不了近二十年之久。

  第二，朱聿鍵針對萬曆以來黨爭給國事帶來的危害，提出了消除黨爭，「用舍公明」的方針。就任監國時，他親自撰寫了「縉紳」「戎政」「儒林」三篇《便覽》。其中說：「蓋國家之治，必文武和於上，始民兵和於下。不然，立敗之道也。」「孤惟帝王之御世也，必本祖法而出治。治不獨出於帝王，必與文武之賢者共之。始於得賢將相，終於得賢百職，四海兆民，方有信賴。民安則華強彝服矣。……帝王量大，則識必高。識高，必用舍公明。又何有乎東林、門戶，魏黨、馬黨之紛紛哉！嗚呼，三黨成，偏安矣；四黨成，一隅矣！」下文說，他「監國閩省，創設有司，約率眾而本己，官不備以惟人；焦勞昕夜，惟賢是求」[6]。同年八月二十七日，親出考選推官策題云：「歷代之受患，莫過於群臣朋黨之最大。於今兩京之覆，二帝之傷，皆此故也。……大明開天，黨肇於神廟之季。東林、魏黨；門戶、馬黨，交激遞變，而有如此之痛效矣。朕今志在蕩平，盡去諸黨之名，惟在廷嚴說謊之條，在外正貪婪之罰。……邇日在廷，似猶有不醒之迷，欲啟水火之戰，朕甚懼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令文武真和衷而共濟乎？……朕今亦曰：『去寇易，去黨難。』然黨不去，寇不驅也，審矣。」[7]隆武二年（1646）正月，又在詔書中說：「此後真正魏黨，亦與一概滌寬。但責後效，不計已往。蓋中興之時事，臣民悔過且與維新，況輕於此者乎！」[8]當時，弘光朝首輔馬士英在浙東成了過街老鼠，日子很不好過，要求入仙霞關朝見。隆武帝內心裡是歡迎他的，鄭芝龍同馬士英關係較好，也主張收用馬士英。可是，朝廷上許多文臣都表示強烈反對，禮部尚書黃錦、太常寺卿曹學佺等上疏力爭。朱聿鍵只好下詔定士英為「罪輔」「逆輔」，讓他在江浙「圖功自贖」[9]。對於弘光時依附馬士英的楊文驄父子，朱聿鍵優加委任（主要原因是在唐、魯爭立中楊氏父子站在隆武朝廷一邊）。隆武二年正月，在給楊文驄之子左都督楊鼎卿的詔書中特別轉達了他對馬士英的關切：「閣部臣馬士英，朕必不負其捧主之心，在輔臣亦當痛悔其誤陷聖安（弘光帝）之戾。諸臣萬疏千章，豈奪朕心公論？」[10]可見，隆武帝在用人取捨上力戒門戶之見，不咎既往，只要參與抗清就量才錄用。在這一點上，不能不承認隆武帝的見識比那些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東林—復社骨幹人士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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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隆武帝在南明諸統治者中是比較關心百姓的。為了減輕民間疾苦，他施政的一個重點是整頓吏治，嚴懲貪污。規定「小貪必杖，大貪必殺」[11]。監察御史吳春枝糾劾邵武通判陳主謨、古田知縣吳士燿、汀州知府王國冕貪污虐民。他當即下旨：「各官贓私可恨，皆紗帽下虎狼也。若不嚴懲，民生何賴？都著革了職，該撫速解來京，究問追贓充餉。」[12]當他聽說被清朝逼勒剃頭的軍民往往遭到南明官軍誅殺時，特別下詔「有發為順民，無發為難民」[13]，嚴禁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施屠戮。隆武元年七月，敕諭總兵何成吾曰：「兵行所至，不可妄殺。有發為順民，無發為難民，此十字可切記也。」[14]史籍記載，給事中張家玉監永勝伯鄭彩的軍隊進入江西，「時大清兵所至令民剃髮，而南軍遇無發者輒殺不問。難民因是多輸牛酒，為間導；南軍咫尺不得虛實，餉、導俱絕。家玉設小牌，免死，給予難民，歡呼來歸者千百人」[15]。這個政策同清廷的「留髮不留頭」形成鮮明的對照，顯然是更得人心的。

  第四，朱聿鍵的個人品德在南明諸君中也是很罕見的。黃道周在一封信里曾經描述了隆武帝的為人：「今上不飲酒，精吏事，洞達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見也。」[16]不少史籍中都說他喜歡讀書，無聲色犬馬之好。做了皇帝之後，仍然自奉甚儉，敕諭云：「行宮中不許備辦金銀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銅、錫等件，並不許用錦繡、灑線、絨花，帳幔、被褥，止用尋常布帛。件件俱從減省，成孤恬淡愛民至意，違者即以不忠不敬治罪。」[17]他身穿土布黃袍，安貧若素。曾在隆武朝廷任職的錢秉鐙作《宮詞》六首，其一云：「內使承恩新置機，詔傳大布織龍衣。六宮羅綺無人著，敕與無戎繡將旗。」其四云：「旌旗十萬護乘輿，二聖軍中共起居。長信宮人騎馬出，從龍只有五車書。」詩前有序云：「比聞宮中蔬布辛勤如一日也，北狩之禍，天乎，人乎，追思往事，令人痛絕。」[18]

  第三節　鄭芝龍兄弟的跋扈

  鄭芝龍原先是海盜，受明政府招撫後，在崇禎年間曾奉命鎮壓福建、江西、廣東的「山寇」和「海寇」，由參將逐步升到總兵官。弘光時加封南安伯。他的接受招安，既為明王朝效力，使東南沿海地區相對穩定；主要意圖卻是借用朝廷命官身份，掃除海上異己勢力，壟斷福建、廣東等地的對外貿易。到明朝覆亡的時候，他在福建已經擁有左右地方軍事和經濟的實力。1645年六月，他的弟弟鄭鴻逵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權，自然是得到他的同意的。然而，這種結合卻難免貌合神離。朱聿鍵以恢復明室為己任，具體目標是首先恢復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他稱之為「半功」），進而收復北方（他稱之為「全功」）。鄭芝龍的用心卻大異其趣，他以迎立隆武作為定策勛臣第一，借隆武朝廷的名義鞏固自己在福建等地區唯我獨尊的地位，帶有很大的割據色彩。這樣，隆武朝廷從建立開始，就處於一種微妙的狀態之中。朱聿鍵得到了除魯監國據守的浙江東部地區以外南方各省的支持，至少在名義上他是公認的南明第二個正統朝廷。然而，他的政權是依靠鄭氏兄弟的支持才得以建立，又處於鄭芝龍集團實力控制下的福建，一切作為都必然要受到鄭芝龍的挾制。朱聿鍵即位以後，大政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他為抵制和擺脫鄭氏家族的控制也做了相當大的努力。隆武朝廷建立不久，朱聿鍵和鄭芝龍、鄭鴻逵之間的蜜月很快就結束了，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

  朱聿鍵為了提高朝廷的威望，特別注意網羅人才，以禮敦聘各地名聲較高的官員入朝任職，延請入閣的大學士名額超過了明代任何時期。鄭芝龍卻憑藉實力根本不把這些文官看在眼裡。朝廷建立不久，就發生了朝班事件。鄭芝龍自以為帝由己立，朝見時自然應當排於文武諸臣的前面，首席大學士黃道周卻以祖制勛臣從來沒有位居班首的先例為理由，堅持不讓。在隆武帝親自干預下，黃道周贏得了表面上的勝利。接著在一次朝見群臣的時候，鄭芝龍、鄭鴻逵當著皇帝的面揮扇去暑，戶部尚書何楷上疏劾奏他倆「無人臣禮」；隆武帝嘉獎何楷敢於直言，立即給他加了左僉都御史的官銜。鄭氏兄弟懷恨在心，處處加以刁難，何楷被迫請求致仕回籍，隆武帝違心地同意他暫時回鄉養病。鄭芝龍仍不肯罷休，派部將楊耿在半路上割掉何楷的一隻耳朵，藉以向朝廷示威。[23]

  朱聿鍵原本希望鄭芝龍、鄭鴻逵統兵出福建，建功立業。在他的一再訓令下，鄭芝龍不得不派永勝伯鄭彩帶兵出杉關，援救江西建昌義師。鄭彩到達杉關之後卻按兵不動，無論監軍給事中張家玉怎樣催促，他一概置之不理。不久聽說清軍將至，拉起隊伍就跑，三日夜退到浦城。張家玉極為憤慨，上疏劾奏；隆武帝下詔削去鄭彩的伯爵。1646年（隆武二年、順治三年）正月，又因鄭鴻逵部將黃克輝從浙江江山撤退回閩，隆武帝大怒，指責鄭鴻逵「始則境內坐糜，今覆信訛撤轉，不但天下何觀，抑且萬世遺恥。未有不能守於關外而能守於關內者」，下詔將鄭鴻逵由太師降為少師。[24]這些事實表明隆武帝致力於中興事業，不願充當鄭氏兄弟的傀儡。

  隨著雙方矛盾的激化，隆武帝明白除了離開福建，擺脫鄭芝龍兄弟的控制，不可能有任何作為。於是，他決意親征，目的是第一步把行在移到江西贛州，然後視情況而定，如果江西用兵得手，局勢穩定，可以西連湖南何騰蛟部，東接福建鄭芝龍部，南靠廣東，收就近指揮之效。即便江西作戰不利，還可以西移湖南，南下廣東。朱聿鍵決策移蹕明清雙方激烈爭奪的江西，而不是遷往比較安全的廣東，說明他確實是有恢復之志的，和後來的永曆帝不可同日而語。隆武元年八月，江西督師萬元吉上疏請移蹕贛州，疏中寫道：「贛（指贛州）居上游，豫（豫章即南昌）不能仰面而攻，且左為楚，右為閩、浙，背為東粵，足以控制三面，宜駐蹕。」[25]朱聿鍵於十二月十六日離開福州，二十六日到達建寧[26]，開始做向西轉移的準備。

  朱聿鍵和忠於他的臣僚做的這種戰略部署，連當時任清朝江西提督的金聲桓也看得很清楚，他在給清廷的奏疏中寫道：「以臣今日細觀福建（指隆武朝廷）陳兵之勢，儼然一常山之蛇，以浙東為首，江西為腹，湖南、廣西、雲貴為尾，敵畏江南滿州（洲），故宿重兵於浙東以拒錢塘之渡（這是指魯監國政權的兵——作者按），乘臣江西兵力之單弱，意欲奪路而出，以震動江寧；何騰蛟擁重兵從上游而動武昌，滿州（洲）有數，東南半壁豈不一鼓而復乎？臣計南贛、建昌、廣信之賊雖號有三十餘萬之眾，若得滿州（洲）二萬從江西來，合臣兵二萬，臣效前驅，立可翦滅無餘，隨由南贛直搗閩廣，憑腰肋之間鏟為兩斷，敵人首尾不能相顧，錢塘可一葦而渡矣。然後合力平定雲貴，一統之業豈不易易哉！」[27]可見，明清雙方都認識到江西在戰略上的重要地位。問題是，南明方面隆武帝既調不動鄭芝龍的軍隊由福建入江西，他寄予厚望的何騰蛟派精兵強將由湖南入江西迎駕也全盤落空；而清方洪承疇卻抽調了柯永盛、高進庫等部赴江西協同金聲桓部作戰，先後攻陷吉安、贛州、南安等府。江西戰局的逆轉，歸因於鄭芝龍、何騰蛟的私心自用，它不僅直接導致了隆武朝廷的覆亡，而且對後來南明局勢的發展影響極大（順治五年，金聲桓、李成棟反清歸明時都是在贛州城下屢遭挫敗，不能全力北上，詳見下文）。

  第四節　黃道周的出征和被俘殺

  隆武帝銳意恢復，鄭芝龍卻擁兵自重，挾制朝廷，無意進取，雙方的矛盾日益激化。首席大學士黃道周不勝憤慨，自告奮勇督兵出福建，聯絡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帶的金聲等部義軍，設法為隆武朝廷打開局面。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黃道周勉強拼湊了三千多名士卒踏上了征途[28]，隆武帝派趙士超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任軍前監紀。掌握兵馬錢糧大權的鄭芝龍內心竊喜，唯恐其不去，既不撥給精兵，糧餉也只支給一個月的定額。師出不久，兵餉就接濟不上。黃道周只好利用自己的聲望和書法親筆書寫委任狀，沿途召募一些忠貞之士。黃道周雖然身處多事之秋，讀過一些兵書，為《廣百將傳》做了注斷，卻只是紙上談兵，從來沒有指揮過軍隊。部下兵將大抵是應募而來，缺乏作戰經驗，憑著一腔熱血奮勇向前。施郎（後改名施琅）當時充當偏裨，隨同道周出征，他自稱「十七歲作賊」，憑軍事眼光看出依靠這樣一支隊伍同清朝正規軍作戰必敗無疑。因此，他向黃道周建議，遣散隊伍，只帶少數經過挑選的人由小路直接進入贛州，以首席大學士督師的名義節制和調遣南贛、湖廣、廣東、廣西等地總督、巡撫、總兵，會師進取。黃道周為人迂執，不達權變，以為自己有這麼一支松松垮垮的軍隊總比沒有好，又把自己的聲望估計過高，認為所到之處必將群起響應；何況在他心目中施郎不過一介卑微末將，哪能有什麼奇謀良策。施郎見黃道周不採納自己的意見，不願陪著他送死，逕自返回福建[29]。黃道周到達徽州府境之後，矇頭轉向，直到金聲兵敗被俘，他才弄清楚原來自己的軍隊同金聲部義軍只隔一座山。他的兵力能不能解救金聲固然是個問題，但至少說明他情報不明，缺乏軍事才能。金聲部既已覆敗，黃道周帶領的少數軍隊又不是清軍對手，出兵援徽的目的落了空。他率部從徽州婺源轉入江西，一再寫信策反清江西提督金聲桓，被置之不理。十二月二十四日清軍探聽到黃道周在婺源縣境明堂里下營；第二天清徽寧池太提督張天祿率領寧國總兵胡茂禎、池州總兵於永綬、徽州總兵李仲興、蕪采總兵卜從善分三路圍攻，黃道周部下士卒犧牲的有一千多人，餘眾星散，他本人和文官兵部主事趙士超、通判毛志潔、中書蔡雍、賴繼謹，武官游擊朱家弟等被胡茂禎部俘虜。[30]順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黃道周等被押送到南京，洪承疇勸降不成，奏報清廷後於三月初五日將他殺害[31]。隆武帝得到黃道周殉難的消息，非常痛惜，追贈為文明伯，諡忠烈。

  第五節　清兵占領浙東與魯監國航海

  1646年（清順治三年、明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二月十九日，清廷命多羅貝勒博洛為征南大將軍，同固山額真圖賴領兵南下，進攻浙江、福建[32]。博洛帶領的滿洲八旗兵到達南京後，原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渾把東南軍務做了交代，就帶領本部兵馬回北京休息[33]。博洛調集了江南一批明朝降兵降將，積極準備進軍事宜。據洪承疇報告，「今欽命行征南大將軍貝勒督兵赴浙閩征剿，職會發提督曹存性、總兵李應宗、於永綬、張應夢、賀胤昌、范紹祖、王之綱、蘇見樂、馮用等共官兵七千餘名」[34]隨征。實際上跟隨博洛進攻浙東、福建的漢族軍隊遠不止此，例如吳淞總兵李成棟部五千兵馬後來也被抽調南下，總數至少在一萬名以上。

  五月十五日，博洛統率的軍隊經蘇州進抵杭州。這年夏季浙江久旱不雨，錢塘江水涸流細。清軍見有人在江中洗澡，水深不過馬腹，於是，在五月二十五日分兵兩路，一路由主力馬步兵組成，從杭州六和塔、富陽、嚴州一線涉水過江大舉進攻；另一路由水師組成，從鱉子門沿海而進，二十九日東西會合，全線出擊。方國安等部署的錢塘江防線頓時瓦解，各部明軍損兵折將，紛紛逃竄。五月二十九日晚上，魯監國在張名振等護衛下離開紹興，經台州乘船逃往海上。[35]次日早晨，博洛過錢塘江，親自指揮追擊[36]。六月初一日，清軍占領紹興[37]。朱以海出逃時，派靖夷將軍毛有倫保護宮眷、世子退往台州，毛有倫卻改道蛟關以便入海，途中被叛將張國柱截獲，送往杭州[38]。魯監國所封越國公方國安帶領馬兵五百名、步兵七千名不戰而降，先後跟隨降清的還有新建伯王業泰、內閣大學士方逢年、謝三賓、宋之普、吏部尚書商周祚、兵部尚書邵輔忠、刑部尚書蘇壯，依附於方國安的弘光朝兵部尚書阮大鋮、太僕寺卿姜一洪等，武將有總兵陳學貫等十八人，副將以下不計其數。[39]興國公王之仁見大勢已去，流淚說道：「壞天下事者，方國安也。敵兵數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唯一死而已。」他率領部分兵員乘船數百艘，攜帶大批輜重由蛟門航海到舟山，打算同隆武帝所封的肅虜伯黃斌卿會師共舉。「斌卿偽許之，且曰：頃張國柱犯魯宮眷，不義，請合聲其罪。乃甫出洋，忽炮反攻之仁，盡有其舟。」王之仁對黃斌卿的背信棄義痛恨不已，把家屬九十三人的乘舟鑿沉，全部溺海而死，魯監國頒發的敕印也投進大海，自己留下一條大船。豎立旗幟，鼓吹張蓋，直駛吳淞江口。當地清兵以為他是前來投降的明朝高官，在六月二十八日送到松江府，吳淞總兵李成棟不敢怠慢，立即轉送南京[40]。王之仁見到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時，慷慨陳詞，說自己是「前朝大帥，國亡當死，恐葬於鯨鯢，身死不明，後世青史無所徵信，故來投見，欲死於明處耳！」洪承疇開初還希望他回心轉意，以禮相待，婉言勸他剃髮投降。王之仁斷然拒絕，大罵洪承疇「反面事仇，先帝贈若官，立廟祠若、祭若，蔭若子；若背義亡恩，操戈入室，平夷我陵寢，焚毀我宗廟，若通天之罪，過李陵、衛律遠矣」[41]。洪承疇羞愧滿面，無地自容，下令將他殺害。

  清軍進占浙東府縣後，大學士張國維、督師兵部尚書余煌、禮部尚書陳函輝、大理寺少卿陳潛夫等先後自殺。督師大學士朱大典據守金華，誓死不降。博洛親自統率滿、漢軍於六月二十三日從紹興前往金華，二十六日把該城四面包圍。由於明軍在朱大典指揮下憑城頑抗，博洛從杭州調來紅衣大炮，浙閩總督張存仁也奉命帶兵參加攻城[42]。清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猛攻了二十天，直到七月十六日金華才被攻破。朱大典帶領家屬和親信將校來到火藥局，用繩索捆在火藥桶上，點燃引線，轟然一聲，壯烈成仁。朱大典在明末官場上以貪婪著稱，然而當民族危難之時他卻破家紓難，體現了威武不能屈的氣節。清軍進入金華，藉口「民不順命，因屠之」[43]，又炮製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

  關於馬士英的末路，諸書記載差異極大。大抵傾向於東林黨的人都說他同阮大鋮一道投降了清朝，清軍追殺隆武帝時在繳獲的文書中發現了他降清後給明方的表文，因而處斬。藉以證明馬士英先為奸臣，繼為叛賊，死有餘辜[44]。然而，根據比較可信的材料，馬士英並沒有降清。清實錄記載，順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勛等進剿太湖逆賊，擒獲偽大學士馬士英、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等。捷聞，令斬士英等，其有功將士，所司察敘」[45]。蔣良騏《東華錄》卷五載，順治三年「六月，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勛進剿太湖逆賊，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獲，偽大學士馬士英潛遁新昌縣山內，都統漢岱追至台州，士英屬下總兵葉承恩等降，並報稱馬士英披剃為僧，即至寺拘獲，並總兵趙體元，令斬之」。時人所作《吳城日記》記同年「八月中，聞吳日生、馬士英旨下俱論斬訖」[46]。按時間推算，二書完全符合。當時蕪湖抗清志士沈士柱有《祭阮大司馬文》，開頭就說「丙戌長至（指冬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下文云：「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跡補過蓋愆。天奪其魄，委贄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共榮名，天實為之也。」[47]可見，沈士柱在當年冬天即已知馬士英不屈遇害，晚節「榮名」。在馬士英之前殉難的夏允彝論及馬士英時稍有恕辭，在馬士英之後死難的沈士柱也不掩沒其晚節。黃宗羲卻一筆抹殺：「今古為君者，昏至弘光而極；為相者，奸至馬士英而極，不待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48]平心而論，馬士英在弘光朝秉政時毫無作為，弘光垮台後他投奔魯監國和隆武帝，招來的是一片討伐聲。王思任寫的「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一語膾炙人口，就是直接針對馬士英的，責令他盂水自裁。張岱以魯藩舊臣的身份上疏魯監國，「懇祈立斬弒君賣國第一罪臣」馬士英，「疏入，監國召岱至御榻前，詔以先殺後聞。岱即帶兵數百人往躡之，士英宵遁江上，見其私人方國安，挾制魯王，斥逐張岱。令士英統兵汛地，協守錢塘」[49]。馬士英在唐、魯兩政權中幾乎成了過街老鼠，他並沒有因此就轉投清方[50]，而是盡力以抗清的實際行動改變自己過去的不佳形象。清方檔案證明，馬士英曾經多次參加渡錢塘江攻餘杭、富陽以及會攻杭州之役[51]。1646年六月浙東兵敗，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髮為僧，被俘就義，實屬難能可貴[52]。相形之下，黃宗羲、張岱在魯監國政權處境艱難時，轉入清方統治區遵制剃頭，以明朝「遺民」自居，既不能見危授命，也大可不必那樣義形於色地痛斥「奸臣」馬士英以顯示自己才是正人君子。在這方面，張岱還有點自知之明，《自題小像》一文云：「功名耶落空，富貴耶如夢，忠臣耶怕痛，鋤頭耶怕重，著書二十年耶而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沒用？」[53]本書講的是南明史事，不涉及張岱、黃宗羲等人的文學、學術著作在歷史上的貢獻。同樣，也無意於為馬士英當國時期的昏庸辯解。只是由於黃宗羲等人往往出於偏私心理任意歪曲史實，甚至造謠生事[54]，在當時既加劇了南明內部的紛爭，對後來的史家又造成了許多人為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依據可信史料對某些比較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加以澄清就是必要的了。

  第六節　清軍占領贛南

  順治三年三月二十四日，金聲桓等部攻克吉安。隨即由江西提督金聲桓部、支援總兵柯永盛部合兵向贛南推進。明督師萬元吉計劃在皂口據險扼守，然而兵無固志，紛紛南逃。六月初八日，清軍前鋒即抵贛州城下。由於贛南地區東連福建、西接湖南，又是廣東的屏障，戰略地位非常重要，隆武朝廷為挽救危局，除令原江西巡撫李永茂（時丁憂告去）、新任巡撫劉廣胤（後來改名劉遠生）、江西總督萬元吉等加強守御外，武英殿大學士楊廷麟原已奉詔入福建，也命他留在贛州「專辦江楚事」[55]；並命各地出軍火速增援。先後到達贛州地區的有御史陳藎[56]從雲南召募來的滇將趙印選、胡一青部三千精兵；兩廣總督丁魁楚派的童以振、陳課部四千人；大學士蘇觀生遣發的廣東兵三千人；湖廣總督何騰蛟發總兵曹志建領兵二千名，加上原江西贛州守將吳之蕃、張國祚部和楊廷麟等從雩都調來的受撫閻羅總四營頭張安等部，至八月間聚集贛州（隆武帝賜名忠誠府）城內外的明軍兵馬不下四萬。這些從各地抽調來的援軍本來就缺乏同心同德精神，利在速戰。督師萬元吉卻不趁諸軍初至，銳氣方張之時同清軍決一雌雄，而以動出萬全為由，要等待廣東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黎遂球招撫的「海寇」羅明受[57]統率的水師來到，以便水陸並舉，力創清軍。八月二十三日，清軍乘羅軍不備，夜間在章江上偷襲水師，巨舟八十餘艘全被焚毀，船中所載火攻器械付之一炬，羅明受帶領殘兵逃回廣東。次日早晨敗訊傳來，萬元吉、龔棻、黎遂球等撫膺慟悼，追悔莫及。清軍趁勢於八月二十八日衝破廣營，二十九日擊敗滇軍，其他各路援軍見勢不妙，退往雩都、韶州。贛州城內只有大學士楊廷麟、督師萬元吉、兵部尚書郭維經和一批地方官，守城兵卒不過六千名。

  清軍在九月初九日占領南康縣，十五日攻占上猶縣，十九日起包圍贛州城。雙方相持十餘日。十月初三日，清軍大舉攻城：副將高進庫、馮君瑞攻南門，副將劉伯祿、賈熊、白元裔、何鳴陛攻東門，副將徐啟仁、楊武烈、崔國祥攻西門，副將李士元等攻龜尾。到當天晚上三更時分，清軍豎梯登上東面城牆，城內明軍仍拼死抵抗。高進庫、徐啟仁、李士元、楊武烈、馮君瑞、崔國祥等督促部下官兵由突破口上城大戰。至初四日午時，明軍抵敵不住，贛州失守。[58]楊廷麟投清水塘自盡，[59]萬元吉也投水而死，郭維經入嵯峨寺自焚死，同時遇難者有翰林院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太常寺卿兼守道彭期生（彭孫貽之父），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王其宖、黎遂球等官紳三十餘人。[60]

  贛州的失守在南明史上具有關鍵意義，因為以贛州為中心的江西南部是連接福建、湖南的要區，又是廣東的屏障。後來，金聲桓、李成棟的敗亡都同清軍扼守這一重鎮有密切關係。清軍憑藉有限兵力攻陷贛州，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明朝督師萬元吉部署不當，但湖廣總督何騰蛟的坐視不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隆武帝在福建處於鄭芝龍集團束縛之下，一籌莫展，早就有意移駐江西。1646年正月，朱聿鍵手敕何騰蛟命他「先遣精甲一萬，迎朕湖東（指江西省湖東道管轄地區）」；[61]同月給大學士蘇觀生的手敕中又提到：「仍有七省左、右將軍印信二顆，順齎與郝永忠、張先璧恭受，再給楚督臣、撫臣、鎮臣敕各一道……速遣勁兵一萬來湖東迎駕。」[62]四月間，隆武帝派太監楊守明、兵部職方司官員路太平來到長沙，督促何騰蛟出兵江西，既可加強贛南防務，又可做迎駕之用。何騰蛟勉強派遣南安伯郝永忠帶領部下兵馬一萬餘名經郴州入龍泉（今江西省遂川縣），張先璧率部由湖南攸縣出江西永新，號稱左、右兩路「迎駕軍」。然而，何騰蛟的所謂「迎駕」只是表面文章，他內心裡極不願意把隆武帝從鄭芝龍的牢籠中接到自己的防區。我們不應忘記，朱聿鍵還是唐王時封藩地在河南南陽，何騰蛟曾任南陽知縣，他對朱聿鍵的敢作敢為有相當了解。朱聿鍵登上皇帝寶座後，何騰蛟被視為南陽故人，備受青睞，由湖廣巡撫擢升為湖廣等七省軍務總督。李自成在湖北通山縣被當地地主武裝擊殺，何騰蛟明知該地已淪入清方之手，僅據大順軍部將的報告，就飛疏告捷，說成是自己組織團練的「功勞」，隆武帝因此給他加封定興伯。何騰蛟得意忘形，給湖南地方官員寫信道：「新上為南陽故人，魚水之合，吾輩皆有緣也。」[63]然而，何騰蛟只知利用隆武帝的信任，提高自己的聲望，毫無知恩報答之念。他唯恐隆武帝進入江西後自己在湖廣獨斷專行的局面將受到扼制。正如王夫之所記：「顧騰蛟以便宜制楚，文武將吏皆出其門，不忍失權借。謂章曠曰：上若幸楚，則□（虜）當聚力攻楚，恐未易支也。」[64]於是，他玩弄手段，一面大張旗鼓地派郝永忠、張先璧二將領兵「迎駕」，一面卻私下叮囑他們絕不可假戲真做，萬勿進入江西。五月十七日，郝永忠率軍從長沙出發，一路上慢慢吞吞，經過衡州，九月初二日才到達郴州，即停留該地，觀望不前。[65]張先璧部也在行至同江西接境的攸縣後就「屯師不進」[66]。這幾個月正是清軍進攻贛州，隆武帝進退維谷的時候。何騰蛟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勢，竟然置大局於不顧，一連幾個月不派使者向隆武帝報告情況。奉命督促郝永忠入贛的楊守明、路太平「皇皇使者，不敢出一語」[67]。到隆武政權覆亡前夕，何騰蛟的使者才姍姍來遲地到達行在覲見，隆武帝大為震怒，責問使者何騰蛟派遣的迎駕軍為什麼毫無動靜，「使者詭辭以對」[68]。不久，隆武帝被清軍俘殺，閩、贛、粵相繼失陷，何騰蛟在湖南的處境也越來越困難。許多南明史籍敘述隆武朝廷的覆亡都簡單地歸咎於鄭芝龍的降清，如楊鳳苞所說：「福京之亡，亡於鄭芝龍之通款。」[69]這自然包含部分真實。但隆武帝鑑於鄭芝龍的跋扈自雄，寄希望於何騰蛟派精兵迎駕，移蹕江西，等了半年多終歸落空，何騰蛟實難辭其咎。歷來的南明史家大抵以是否死節作為忠佞的唯一標準，帶有很大的片面性。臨危受命固然值得肯定，因為他們在最後關頭表現了民族氣節；但如果就因此而掩蓋何騰蛟之流的卑污心理，導致大局全盤逆轉，一味讚美，稱之為「忠臣」，奉之為圭臬，顯然不符合事實。

  第七節　隆武帝汀州遇難

  清軍進占浙東，朱以海遁往舟山一帶海島，魯監國政權瀕於瓦解。博洛即部署清軍乘勝入閩。早在這年三月間，清廷所派招撫福建黃熙允的使者蘇忠貴就秘密到達福建，「見到鄭芝龍，見其有誠意歸附」。六月初，清軍渡過錢塘江，征南大將軍博洛又命蘇忠貴「持敕書齎送鄭芝龍」[70]。鄭芝龍既已決定投降清朝，秘密下令仙霞關守將武毅伯施福（施天福）放棄天險，自動撤退[71]。接著又謊報海盜進犯其家鄉安平，上疏道：「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海警則無家，非專救不可。」隆武帝派內使持手敕云：「先生少遲，請與先生同行。」[72]鄭芝龍置之不理，逕自帶領軍隊返回安平。

  八月十三日，貝勒博洛、閩浙總督張存仁、巡撫佟國鼎帶領滿、漢軍從衢州出發，收取福建。[73]十八日，清軍未遇任何抵抗，就越過了仙霞嶺。[74]不久前降清的阮大鋮跟隨清軍入閩，行至仙霞嶺下時忽然頭面腫脹，其他官員勸他暫時休息，不要過關。他唯恐失去「立功」機會，堅持隨軍越嶺。為了顯示自己身強體健，他爭先步行登山，對落在後面的人吹噓道：你們這些年輕人爬山還不如我這六十歲的老頭。攀登到山頂，疾病突發，死於嶺上。其他官員氣喘吁吁到達嶺上時，見他坐在大石上一動不動，呼之不應，以馬鞭撥其辮子毫無反應，仔細一看，才發現他已經死了。[75]跟隨的家人上嶺、下嶺，幾經周折，才在附近居民家中找到幾扇門板，勉強收殮。清軍過嶺後，隨即占領浦城，明巡按御史鄭為虹不屈被殺。「時有民謠曰：峻峭仙霞路，逍遙軍馬過。將軍愛百姓，拱手奉山河」[76]，對鄭芝龍的不戰而降做了巧妙的諷刺。

  鄭芝龍的背叛行徑並不是個別的，當清軍占領浙東時，隆武朝廷的許多官員眼看大軍進逼，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計，紛紛暗中派人前往浙江向清軍投遞降表。錢秉鐙記載：

  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門。群臣朝罷，將退，上命內臣捧出一盤，覆以黃帕，置御前。上諭群臣曰：「朕本無利天下之心，為勛輔諸臣擁戴在位。朕布袍蔬食，曉夜焦勞，有何人君之樂？只是上為祖宗，下為百姓，汲汲皇皇，唯恐負諸臣擁戴之初心。今觀諸臣大非初意，昨關上主事搜得關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今俱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命錦衣衛檢明封數，捧至午門前對眾焚之。班中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問。有之者當從此改心易慮；其本無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貳初衷。特諭。」[77]

  八月二十一日，隆武帝從延平行在起程前往江西贛州。他並沒有意識到噩運已經臨頭，在沒有多少軍隊護送的情況下，還帶了大批書籍和宗室、隨駕官員，根本沒有輕裝前進。不久，得知清軍迫近，隆武君臣大驚狂奔，隨駕大學士何吾騶本有足疾[78]，又「墜馬垂死」，從間道返回原籍廣東[79]。從行的宮人有「一騎而三人者」[80]。二十七日到達汀州（今福建省長汀縣），隨行的只有忠誠伯周之藩、給事中熊偉帶領的五百多名士卒。長汀知縣吳德操「吏才非其所長」，隆武帝與隨行人員奔至該縣時，「需役數千名，民逃不應命」[81]。次日（二十八日），清軍追到汀州，隆武帝、曾皇后、沈嬪、陳嬪被俘於趙家塘，周之藩、熊偉被殺[82]。隆武帝、後大約在被俘之日即遇害於長汀。據清實錄記載：征南大將軍多羅貝勒博洛將軍入閩，連下建寧、延平等府，「聞偽唐王朱聿釗遁走汀州，遣護軍統領阿濟格尼堪、杜爾德等率兵追擊，直抵城下。我軍奮擊先登，擒斬朱聿釗及偽陽曲王朱盛渡、西河王朱盛佺、松滋王朱演漢、西城王朱通簡併偽官、偽伯等，撫定汀州。……獲偽璽九顆，馬騾輜重無算」[83]。江日升《台灣外紀》云：「隆武帝後死於汀州府堂，乃順治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諸家紀事，悉書隆武被執，送福州斬於市。但時有錦衣衛陸昆亨從行，眼見隆武帝後戎裝小帽，與姬嬪被難。昆亨脫出。百姓收群屍葬於羅漢嶺，豎其碑曰『隆武並其母光華太妃諱英忠烈徐娘娘之墓』。後昆亨歸鄭，繼而為僧，年八十有奇，為口述雲。故特表出。」[84]歷史上的事件往往會在記載上出現程度不等的分歧，隆武帝的下場也是這類問題之一。江日升批駁了押回省會福州斬首的說法，是有見識的，因為在清方檔案文書和福州人士的記載中從未提及這樣一個重大事件。還有一種說法是在汀州遇害的是隆武帝的替身，他本人逃到廣東五指山當了和尚。這種說法很難令人置信，理由是：第一，當時廣東是擁戴隆武朝廷的，朱聿鍵如果真能逃到廣東，毫無必要遁入空門；即令說他心灰意懶，看破紅塵，那又同傳說中的「帝派使者慰勞群臣」自相矛盾。第二，這一流言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出面證實；相反，跟隨朱聿鍵逃難的大學士何吾騶回到廣東以後，肯定得到相當準確的消息，才寫信給肇慶當局另立新君。

  九月十九日，清軍在貝勒博洛統率下長驅進至福州[85]。城中百姓紛紛逃竄，留下的人剃髮留辮。隆武朝廷工部尚書鄭瑄投降，「跪泥沙中永日，貝勒不為禮，徐乃令之去，曰：爾官在明朝若是大乎？茲不便用也，速去！」[86]禮部尚書曹學佺（字能始），是著名的文學家，不屈自縊而死。曾任崇禎、隆武兩朝大學士的傅冠避居於邵武府泰寧縣門人江亨龍家中。「亨龍同子養源私計公常握重兵，大兵索公必連居停，不如自首乃免。」於是，向傅冠假說已被別人告發，藏身不住。傅冠慨然道：「一死報國，吾事已畢，鼠子齧肉，所得幾何？」當即投繯準備自盡，江養源為了獻俘清軍邀賞，竟然橫加阻止，說：「公不生見大兵者，江氏百口立碎矣！」又唆使莊客道：「即此族何辜，令為血池乎？」在江氏父子指揮下，傅冠求死不得，被捆綁押往清將李成棟處獻功。傅冠為天啟二年榜眼，歷任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名望很高。江亨龍攀援附會，執贄為門人；一旦局勢翻轉，立即賣師求榮，拖曳著被捆綁的傅冠躑躅道路間，甚至「有以掌摑公者」。送到李成棟軍營後，成棟執禮甚恭，說：「公大臣也，釋、留當取令旨，非成棟所專。顧國法剃髮令特嚴，異令以逆論。倘委曲相從者，成棟保公無他，此後攀鱗曳尾，惟公之便。」傅冠堅決拒絕剃髮，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我鄉先進也。吾鄉無叩頭宰相，但有斷頭宰相耳！」不久，李成棟奉命領兵入粵，傅冠被押送到汀州由鎮將李發管押。1646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汀州遇難[87]。

  [1]　《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下），第二九七頁。

  [2]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四。

  [3]　順治三年八月三十日招撫江南各省大學士洪承疇密揭帖，《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七〇頁。曹存性原為弘光朝左都督，多鐸部清軍抵南京時投降，被委任為總管五營提督省城（江寧）軍務，其時年已遲暮，順治二年九月命其孫副總兵曹胤吉進表（見同上書，第一二八、一二九頁），部下兵將多系明代南京世襲之軍，沒有多大戰鬥力。

  [4]　《明清檔案》第三冊，A3—115號。

  [5]　《思文大紀》卷二。

  [6]　《思文大紀》卷二。

  [7]　《思文大紀》卷三。

  [8]　《思文大紀》卷四。

  [9]　《思文大紀》卷三。

  [10]　《思文大紀》卷四。

  [11]　《思文大紀》卷三。

  [12]　《思文大紀》卷三。

  [13]　《思文大紀》卷三。瞿式耜丙戌（1646）九月二十日家書中寫道：「朝廷所謂無發為難民也。庸何傷？」可證隆武這一詔書傳到了廣西，見《瞿式耜集》，第二五四頁。

  [14]　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

  [15]　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

  [16]　黃道周《與楊伯祥書》，見楊廷麟《楊忠節公遺集》卷六。

  [17]　《思文大紀》卷二。

  [18]　錢秉鐙《藏山閣詩存》卷五《生還集》。

  [19]　錢秉鐙《所知錄》卷一。查繼佐《魯春秋》作：「朕與王約，朕未有子，得金陵為期，朕當讓位皇孫，布衣角巾，蕭然物外。」

  [20]　錢秉鐙《所知錄》卷二。

  [21]　錢秉鐙《所知錄》卷一。

  [22]　錢秉鐙《所知錄》卷一。按，錢秉鐙《藏山閣詩存》卷四《生還集》所收此詩個別字不同，如「昨夜中宮誕元子」作「昨夜室中誕元子」。

  [23]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八記載，鄭芝龍原意是於半途邀殺何楷。何楷見伏兵持刃突出，心知是鄭氏指使，鎮靜如常，「出謂賊曰：『知君所欲得者，吾頭耳，毋及他人。』伸頸命取之。眾愕眙許時，曰：『好一個都院，且取若耳可矣。』割耳而去，以已殺報芝龍。隆武聞元子（何楷字玄子，此處避康熙諱）被盜殺，哭幾日。當時人作一對曰：『都院無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

  [24]　《思文大紀》卷四。

  [25]　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二。

  [26]　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三；《思文大紀》卷三作：「十二月初六日，御駕親征。」又記：「帝手敕鳳陽知府張以謙：朕今正位福京，志雪救民。八月十八日，兵發五路。十二月初六日，朕駕親征。」

  [27]　順治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金聲桓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三冊，A3—177號。

  [28]　李世熊《再上石齋黃老師書》中說：「先生之行也，召募市人才三千耳，餉不給於國帑，而資於門生故友之題助，此一時義激慷慨耳。朝廷才給空門札百十道以當行銀，兵事歲月未可解，義助能歲月例輸乎？空札可當衣食易死命乎？就令士馬飽騰、人人致命，三千未教之卒可枝住諸道分進數十萬之方張之寇乎？」見黃宗羲編《明文海》，補遺第五二三七頁。鄭達《野史無文》卷十二《鄭成功傳》記：「道周與芝龍隙，請督師援廣信府，芝龍給羸弱卒三千以往，至則敗績。」這兩種書記載道周出師時兵力比較可靠。

  [29]　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八。

  [30]　順治三年二月十九日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揭帖中說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婺源縣一都明堂里「生擒偽閣部黃道周」的是寧國總兵胡茂禎下都司白世彥、張養忠，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四五至一四六頁。又《史料叢刊初編》所收順治四年七月洪承疇報「徽寧池太安慶廣德總兵將領清冊」內，不少將領有「順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徽州婺源明堂頭敵破陣」的記錄。

  [31]　莊起儔編《漳浦黃先生年譜》卷下，見《黃漳浦集》卷首。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八《黃道周傳》說「三月七日」遇害；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三十七則記於三月十八日。李光地記黃道周被俘後堅貞不屈、從容就義的情況頗詳細，令人肅然起敬，見《榕村語錄》卷二十二。

  [32]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五。

  [33]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七。

  [34]　順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〇四頁。

  [35]　佚名《舟山紀略》（收入《明季史料叢書》）記：「丙戌五月二十九日，北兵飛渡錢塘江，荊國公方國安、盪虜伯方元科、閣部馬士英先走。巡邊閣部張國維護王至台州。……時方、馬將獻王自全，令洪疇率內司千人守之。疇忽病，於夢中訴逆狀。王大驚，召閣臣張國維、陳函輝、柯夏卿、謝三賓、陳盟、宋之普、田仰等定航海之策。（六月）十七日，王哭辭享廟，適富平侯張名振遣中軍方簡率艫迎，王倉促登舟，軍民萬餘焚香遮道號呼追送。」

  [36]　順治三年六月江寧巡撫土國寶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六○頁。

  [37]　查繼佐《國壽錄》卷三《余煌傳》。

  [38]　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蠡城監國》。

  [39]　參見順治三年七月初六日浙閩總督張存仁、浙江巡撫蕭起元聯名奏報，《明清檔案》第四冊，A4—162號；同日張存仁啟本，《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六三頁；李聿求《魯之春秋》卷一。按，張存仁、蕭起元奏疏中說大學士張國維也曾「削髮」投順，但張國維在紹興失守後不久自儘是毫無疑問的。

  [40]　順治三年七月吳淞總兵李成棟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四冊，A4—208號。按，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七《王之仁傳》、查繼佐《魯春秋》等書記王之仁封爵為寧國公；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四十二《王之仁傳》記丙戌三月「以功晉興國公」，應以李成棟揭帖為準作興國公。

  [41]　《石匱書後集》卷四十二《王之仁傳》。按，錢肅潤《南忠記》《總兵王公傳》記王之仁斥責洪承疇的一段話痛快淋漓，但反覆提及自己就義後將於九泉下與洪承疇之父相見。承疇父死於是年九月，王之仁的就義據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記為「八月十五日」；鄭達《野史無文》卷十《張名振傳》也記載王之仁「八月十五日請死於雨花台之山下」。錢肅潤的說法恐不可信。

  [42]　順治三年七月初六日浙江福建總督張存仁啟本，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六三頁。

  [43]　康熙二十二年《金華府志》卷二十五《祥異》附《歷朝變亂》。按，道光三年《金華縣誌》卷十二《兵燹》記清軍攻破金華，前段文字與康熙府志所載相同，只是因屢興文字獄，編撰者把屠城一句刪掉。

  [44]　華廷獻《閩游月記》；錢秉鐙《所知錄》；溫睿臨《南疆逸史》等書說馬士英降清後在福建延平黯淡灘與阮大鋮、方國安一道被清貝勒博洛所殺，甚至繪形繪聲地說：「貝勒曰：我為天下誅賊臣。剝其皮而屍之。」有人於該處親見白骨一堆，即馬士英、方國安父子，云云。其實，馬士英直到被俘殺未曾入閩，阮大鋮降清後隨軍過浙閩交界的仙霞嶺猝然病卒，也沒有到延平之事。

  [45]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六。按，清實錄曾多次修改，從蔣氏《東華錄》可以看出張存仁奏疏中寫的是兩件事，修改後的清實錄只顧刪繁就簡，遂致二事合而為一。

  [46]　《吳城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與《丹午筆記》《五石脂》合印一冊，第二二三頁。

  [47]　黃宗羲《明文海》卷一四○。

  [48]　黃宗羲《汰存錄》。請注意，沈士柱文收入黃氏編《明文海》。

  [49]　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四十八《馬士英阮大鋮列傳》。

  [50]　陳名夏因「從賊」不容於弘光政權，即北上投靠清廷，後世史家述及陳名夏時比評價馬士英寬厚得多。

  [51]　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順治二年十月丁酉日、丁卯日記載；參見《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一九八頁、二五七頁。

  [52]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三一七頁記軍中奏報：「聞偽魯王、閣老馬士英、國公方國安等適走台州府……將為紙張事只身前往大蘭山之馬士英擒獲解回。」

  [53]　張岱《琅嬛文集》卷五。

  [54]　黃宗羲記述明清之際史事往往出於門戶之見和個人好惡。像魏學濂在甲申三月於北京投降大順政權，本無可議，黃宗羲因為同魏學濂是患難世交，絕力開脫其「從賊罪名」。在弘光帝和其嫡母鄒太后事上胡言亂語已如上述。

  [55]　彭士望《楊文正公傳》，見《恥躬堂集》。

  [56]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記弘光朝廷於1644年六月「遣御史陳藎往雲南募兵」，有的史籍誤作陳賡。

  [57]　彭士望《楊文正公傳》寫作羅亞夫。

  [58]　順治三年十月江西提督金聲桓、總兵官柯永盛「為飛報官兵奮勇攻克贛城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五冊，A5—36號。順治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柯永盛、金聲桓「為恭報克贛大捷事」題本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七一頁。

  [59]　楊廷麟死於清水塘見魏禧《崇禎皇帝御書記》，破城時清參將賈熊發現楊廷麟遺體，「以四門扇為棺，痤之西門外」，後來賈熊鎮守寧都，即住於魏禧家。上引題本云：「本標右營參將賈熊城頭陣斬偽閣部楊廷麟，屍首見存。」

  [60]　康范生《仿指南錄》。參見黃宗羲《行朝錄》卷六《贛州失事》。清軍屠城事見康熙二十三年《贛州府續志》卷十二。

  [61]　《思文大紀》卷四。

  [62]　《思文大紀》卷四。

  [63]　吳晉錫《半生自記》卷下。

  [64]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七《何騰蛟傳》。

  [65]　吳晉錫《半生自記》卷下。

  [66]　《永曆實錄》卷七《何騰蛟傳》。

  [67]　《半生自記》卷下。

  [68]　《永曆實錄》卷七《何騰蛟傳》。

  [69]　《南疆逸史》跋四。

  [70]　順治三年八月黃熙允題為招撫鄭芝龍情形事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一頁。

  [71]　王沄《漫遊紀略》卷一云：「仙霞最險……兩崖斗絕，中通鳥道，仰高俯下，因險設關，裁容一夫。今已頹廢。閩人言，先年鄭氏望風送款，預撤守兵，啟關以俟，故入閩者無血刃焉。」

  [72]　華復蠡《閩游日記》卷二。「三關」指由浙、贛入閩的三個必經關隘，即仙霞關、杉關、分水關。

  [73]　江日升《台灣外紀》卷二。

  [74]　乾隆十七年《汀州府志》卷四十五《兵戎》。

  [75]　錢秉鐙《所知錄》卷六《阮大鋮本末小紀》。當時阮大鋮和降清的金華府同知耿獻忠在一起，錢氏所記即得自耿獻忠（隨李成棟反正）之口，相當準確。

  [76]　《台灣外紀》第七十四頁。

  [77]　錢秉鐙《所知錄》卷一。

  [78]　《思文大紀》卷八記，1646年七月「上因首輔何吾騶決意幸汀入虔」，即決策經福建長汀前往江西贛州。同書卷七兩次提到何吾騶患足疾，並記隆武帝對吾騶曰：「卿足疾，朕親見蹣跚之狀。」

  [79]　黃士俊撰《首輔象岡何公墓志銘》，引自馬楚堅《明清邊政與治亂》第五一五頁。

  [80]　華復蠡《閩游月記》卷二。

  [81]　錢秉鐙《藏山閣文存》卷五《吳廷尉鑒在傳》。

  [82]　乾隆十七年《汀州府志》卷四十五《兵戎》。

  [83]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九。按，文中把朱聿鍵誤寫成朱聿釗，是因為軍中奏報用滿文拼寫漢字，回譯時據音寫作劍字，劍、釗二字形近，謄錄時誤寫。

  [85]　《思文大紀》卷八；海外散人《榕城紀聞》載於九月十八日。

  [86]　《思文大紀》卷八。

  [87]　傅冠被俘和殉難事跡有多種史籍記載，這裡是根據李世熊作《傅相公傳》，見黃宗羲編《明文海》，卷三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