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君臣母子

  1.收復新疆與國防政策

  清王朝進入了光緒時代，而這艘在風雨中飄搖的大船的掌舵人仍是西太后慈禧。東太后慈安深居鍾粹宮，很少陪慈禧聽政。剛入宮的光緒帝年僅四歲，還是沒有行為能力的幼童，所以光緒朝初期仍由慈禧獨掌朝政。這時，後宮的人們尊稱慈禧為 「老佛爺」。按照滿族習慣，孫子輩的稱祖父母及以上長輩為 「老祖宗」，但光緒帝是慈禧的堂侄、表侄，稱她為 「老祖宗」明顯不合適，那麼為何又稱 「老佛爺」呢？原來，女真族首領最早稱為 「滿柱」，而 「滿柱」是佛號 「曼殊」的轉音，意為 「佛爺」「吉祥」。這是顯赫家族、世襲首領的專用尊稱，象徵著地位和權力，這樣的稱呼慈禧自然喜歡，儘管她才四十歲。

  本書首發𝑏𝑎𝑛𝑥𝑖𝑎𝑏𝑎.𝑐𝑜𝑚,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重握權柄，慈禧自然喜上眉梢，可是內外交困的局面並沒有讓她高興太久，因為清朝西北的邊疆問題更加嚴重了。同治四年 （1865），阿古柏率軍侵入新疆；同治六年 （1867），攻占庫車、庫爾勒，侵占了整個南疆。同治十年 （1871），沙俄為阻止阿古柏的擴張出兵占領伊犁，並向準噶爾盆地滲透，新疆面臨著被英、俄肢解吞併的危險。同時，廣東至直隸的沿海防務也十分緊張。清王朝就像一間破屋子一樣四處漏風，到底先堵哪個漏洞，這個問題考驗著慈禧和朝中文武官員。當時慈禧對新疆的局勢並不是很了解，但知道新疆地理環境的惡劣和遠征新疆的艱難。她一時不好抉擇，便令恭親王奕訢、李鴻章、左宗棠、榮祿、景壽、奕劻、文祥、寶鏨、沈桂芬、李鴻藻以及戶部尚書翁同龢等人就「塞防」與 「海防」之重要性進行陳述，奏章紛紛遞送朝堂，而爭論也就此而起。

  海防派主要代表是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他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新疆，他認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煙稀少。乾隆年間平定新疆，傾全國之力，徒然收數千里曠地，增加千百萬開支，實在得不償失。依臣看，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為好。」

  東閣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宗棠這時正率軍平定陝甘回民起義，對新疆情勢較為了解，認為新疆自古以來物產富饒，在戰略上非常重要，應該趁英國、俄國還沒有完全介入的時候及時收復。他和翁同龢都反對李鴻章的 「新疆貧瘠論」，認為 「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他說：「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非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此處他特別強調了新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此外，他尤其不贊同李鴻章的新疆 「土地瘠薄」一說，反駁道： 「天山南北兩路糧產豐富，瓜果纍纍，牛羊遍野，牧馬成群。煤、鐵、金、銀、玉石藏量極為豐富。所謂千里荒漠，實為聚寶之盆。……」他指出，不收復新疆，則邊疆不穩、中原不保。慈禧、翁同龢等人都認可左宗棠的看法，畢竟守土有責，丟掉國土將被視為民族罪人，慈禧也不想在這方面遺臭萬年。隨後，慈禧授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全權負責新疆軍務，準備西徵收復新疆。

  左宗棠在軍事戰略上提出要 「先北後南」「緩進速戰」。根據這一戰略，他在出征前對所屬部隊進行了整頓，剔除空額，汰弱留強；規定凡是不願出關西征的，一律給資，遣送回籍，不加勉強。他還發現西征的主力部隊士氣不高，擔心無法平定回民起義，震懾不住武器精良的沙俄軍隊。為了穩定軍心，他下令把自己的棺材從肅州運到哈密，以自己不勝不還的決心鼓舞軍士。

  遠征新疆最大的困難是後勤補給。左宗棠花了將近一年半的時間籌措軍餉。考慮到國庫虧空，他精打細算、想盡辦法給朝廷省錢，最終向朝廷申報了一千萬兩軍費，這不是一筆小開支。慈禧經過斟酌，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國事而自任，只要邊地安寧，朝廷何惜千萬金，可從國庫撥款五百萬，並敕令允其自借外國債五百萬。」老佛爺發話後，管錢的大臣們東拼西湊，給了左宗棠五百萬兩白銀，其餘的由他自己出面去借。為了借錢，左宗棠可謂絞盡腦汁，既不想讓外國銀行藉機提出無理要求，又要盡最大努力保障軍隊的正常補給。

  光緒二年 （1876）三月，左宗棠在肅州祭旗時，朝廷轉給他一份戰報：雲貴督兵大臣岑毓英在西南平定了回民暴動。左宗棠大受鼓舞，馬上制訂西進計劃，命令手下大將劉錦棠(1)、金順兵分兩路，先後率軍出關。

  六月初，兩路大軍走了一千七百餘里，順利到達哈密。接著，各營把從肅州等地陸續運到哈密的軍糧再通過東天山九曲險道，分運至巴里坤和古城。左宗棠計劃首攻新疆門戶重鎮烏魯木齊。為了迷惑敵人，清軍採取聲東擊西的戰法，避開供水困難的大道，走敵人嚴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直逼烏魯木齊北面重地——古牧地。

  左宗棠親督主力兵馬疾進，六月中下旬，基本掃清了烏魯木齊外圍的敵人據點。他下令用大炮轟塌烏魯木齊城牆，於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從缺口沖入城內，敵守將白彥虎(2)等倉皇南逃。清軍一舉殲敵五千餘人，於六月二十九日收復烏魯木齊。

  七月，金順部進占昌吉後，開始攻打瑪納斯南城，月余不克。後劉錦棠、伊犁將軍榮全先後增援會攻，於九月二十一日占領該城。至此，天山北路全部被清軍收復。

  時臨冬季，大雪封山，劉錦棠等遵命就地籌糧整軍，以待來年進軍南疆。連戰告捷，左宗棠更加信心滿滿，召集張曜、劉錦棠、周紹濂、魏光燾(3)、劉端冕、黃鼎、雷正綰、陶茂林等一干大將，共議下一年的作戰計劃。經討論，決定平定南疆之前先平定吐魯番。因吐魯番是進入南路的門戶，故左宗棠分兵三路進軍：西路由劉錦棠率部自烏魯木齊向東；東路由張曜由哈密向西；北路由徐占彪由巴里坤與古城向南。三部通力合作，進軍迅猛，以摧枯拉朽之勢打敗阿古柏集團。

  慈禧收到左宗棠的捷報後，既高興又憂愁。她不懂軍事，但也知道數千里之外的號稱十萬之眾的大軍每天要消耗多少糧草，如果一兩個月就能收兵，朝廷還能扛過去，但若拖個兩三年，朝廷必然無法承受。慈禧把管錢的戶部尚書翁同龢找來問話，看能給西征大軍籌集多少糧草。翁同龢一臉懊喪，當初他是積極支持左宗棠收復新疆的，但真要拿真金白銀出來，他也束手無策。慈禧不得不召開王公、六部、九卿大臣會議，讓眾臣齊心協力想辦法。有人提出募捐，讓各地商賈出錢買官。這時，慈禧突然想到一個人，他就是曾經因資助左宗棠平剿太平軍而被賞三品頂戴的官商胡雪岩。她立刻下發諭令，讓胡雪岩進京。同時，不少大臣呼籲停止圓明園的修復工程，慈禧下狠心叫停了工程。有些大臣則提議繼續增加稅賦。這時地方各種稅賦已沉重無比，要加只能加關稅和工商業稅，但這樣做很冒險，極有可能激怒洋人，甚至引發戰亂。

  胡雪岩奉旨進京後，從商業的角度幫朝廷做了一些分析。由於捐來的官有名無實、地位也低，讀書人的熱情大減；靠工商業無償捐助，多數人是敷衍了事，捐來的錢只是杯水車薪，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說完這些，他給朝廷出主意，向外國銀行貸款，由朝廷擔保。萬般無奈的慈禧最後接受了胡雪岩的建議，決定向外國銀行貸款來打這場仗，並將貸款事宜交給胡雪岩去辦。

  正在達坂城附近指揮作戰的左宗棠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振奮，他沒有料到老佛爺如此重視新疆收復事宜。軍費充足，收復南疆的戰事也得以順利進行。他立馬修改作戰計劃，將部隊調回來攻打吐魯番和鹽池，這是阿古柏重兵把守的地方。光緒三年 （1877）春，左宗棠一舉突破阿古柏的主要防線，昌吉、呼圖壁及瑪納斯北城的敵人聞風潰逃。

  戰事的進展出乎意料地順利，戰前左宗棠已經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在蘭州建立蘭州製造局，同時命令一部分清軍在哈密屯田。儘管遇到地理條件、人為因素等方面的困難，但經過努力，屯田積糧的效果很好，僅頭一年就收穫五千餘石糧食，解決了西征軍近半年糧食所需。而且，開春後朝廷的軍費也撥發下來，基本上解決了後顧之憂。

  光緒三年 （1877）三月，冰雪漸漸消融，左宗棠再次調整作戰計劃。在收復地區設立善後局，並留兵力駐守，以防敵人反撲；主力大軍再分三路向西並進，以求速決。三月初三，劉錦棠部奇襲達坂城，當夜破城，斃俘敵方三千餘人。三月十一日，劉錦棠分兵一部向東助攻吐魯番，主力則向西直搗託克遜，迫使守敵海古拉棄城西逃。與此同時，張曜、徐占彪率領清軍連克辟展、勝金台等地，吐魯番守敵白彥虎望風西竄。至此，南疆門戶大開。

  在後續的幾次戰役中，清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左宗棠嚴令各部軍將不准虐殺叛軍，所以眾多叛軍紛紛獻城歸降。阿古柏見大勢已去，於四月初十在庫爾勒自殺。阿古柏的兒子海古拉留下白彥虎防守庫爾勒等地，自己帶了幾個人用車拖著父親的靈柩，一口氣向西跑了幾百里，準備安葬父親。來到庫車時，海古拉被兄長伯克胡里殺死。之後伯克胡里在喀什噶爾稱王，企圖在英俄的庇護下負隅頑抗。

  左宗棠決心徹底收復南疆，光緒三年 （1877）秋，他以劉錦棠部為 「主戰」之軍，以張曜部為 「且戰且防」之軍，相繼長驅西進。南疆各族人民久受阿古柏荼毒，紛紛拿起武器配合清軍作戰。

  八月，劉錦棠部以破竹之勢馳騁兩千餘里，收復喀喇沙爾 （今焉耆回族自治縣）、庫車、阿克蘇、烏什等南疆東四城。西四城葉爾羌 （今新疆莎車縣）、英吉沙爾、和闐 （今新疆和田）、喀什噶爾之敵愈加孤立，內部分崩離析，已降敵的前喀什噶爾守備何步雲也乘機在內部策應，劉錦棠聞訊，立即揮師分路挺進，於十一月中旬連克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沙爾。白彥虎等率殘部逃入俄境。隨後，清軍進攻和闐並攻克。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區外，全部收復。

  收復南疆進展非常迅速，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雖然為了打贏這一仗，朝廷向外國銀行借了近兩千萬兩白銀，利息至少占總數的一半，可以說是非常驚人的高利貸，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一借款對清朝乃至後來的中國都是極有意義的。左宗棠一生中功勳最為卓著的就是收復新疆，而慈禧決策最正確的一件事就是支持左宗棠西征。實際上，這也體現了光緒朝前期的靖邊與國防政策。面對外國勢力的不斷滲透，慈禧也曾採取過一些強硬的抵抗對策。

  日本人製造 「牡丹社」事件，強行霸占琉球國，直逼台灣。對於琉球，清廷當時已沒有足夠的保護能力。西部與英、俄的博弈還未結束，東部與日本的交涉又起，面對琉球爭端，慈禧擔心整個國家陷入長期的紛爭之中，於是選擇了放棄琉球，卻並未承認歸屬日本，後來在台灣爭端上指示劉銘傳堅決抵抗，暫時挫敗了列強覬覦寶島台灣的企圖。

  左宗棠從新疆凱旋後，慈禧準備封他為一等公爵，但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對，理由是曾國藩曾向清廷引薦左宗棠，他在剿滅太平軍後封的是一等侯爵，如果左宗棠這次封的爵位高於一等侯爵，則對曾國藩不公。最後慈禧聽取多人意見，詔封左宗棠為二等恪靖侯。新疆各地則先後在大小村鎮修建左公祠，燒香禮拜。

  2.東太后慈安之死

  自光緒帝即位，慈安太后便不再主動聽政，除非慈禧太后邀請。左宗棠鎮壓陝甘回民起義和西征新疆，李鴻章大辦洋務和整頓江海邊防、籌建新式海軍，岑毓英平定西南回民起義，以及遣使與俄國就伊犁歸還問題進行談判等重要政務，雖然頒諭用的是兩宮太后的名義，實際上慈安太后並沒有怎麼過問。

  這一期間，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慈安太后也只在慈禧詢問時才發表意見。比如，改調山西巡撫曾國荃駐守遼東；派劉錦棠等幫辦西域軍務；加吳大澂(4)三品卿銜，令隨吉林將軍銘安督辦東陲防務；飭彭玉麟操練長江水師；調沈葆楨進京，升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辦南洋海防；起用淮軍、湘軍中久經沙場的名將如劉銘傳、鮑超等……這些安排基本上是慈禧一人說了算，而慈安則 「倦怠少聞外事」。

  光緒六年 （1880）五月二十七日，鮑超奉詔進京覲見兩宮太后，因西南形勢緊急，有可能與法國發生武裝衝突，作為漢人中的第一 「壯勇巴圖魯」，慈禧派鮑超督辦軍務。鮑超覲見慈禧時，慈安太后並不在殿，鮑超表示一定要向慈安太后請安答謝，慈禧便讓內監去請慈安太后。

  慈安太后不願駁慈禧的顏面，過了一會兒來到殿內，簡單地與鮑超說了幾句。慈安太后問：「你這到湖南好多路？」鮑超回道：「輪船不過十餘日至湖北，由湖北不過十餘日即到任所。」慈安太后又問：「你咳嗽好了沒有？」鮑超回道：「咳嗽已好。」慈安太后轉而嚴肅地說：「本宮靠你們在外頭，你須任勞任怨，認真公事！」鮑超惶恐回道：「仰體天恩，臣不敢有負委任。」慈安太后最後問：「湖南尚有洋人否？」鮑超回道： 「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眾一趕，所以最後並沒有到湖南。」

  從簡短的對話可知，慈安與即將擔當大任的鮑超只寒暄了幾句，並沒提及他去西南備戰之事。她知道慈禧召鮑超來所為何事，但她早已表明凡涉及朝政大事，概不過問。

  這年夏末，慈禧突然得了一種嘔吐不止、腹部脹痛的疾病，久病不愈。宮中御醫都束手無策，朝廷便以光緒帝的名義發了一道上諭，讓各地火速推薦醫術高明的醫生前來京城為太后看病，越快越好。李鴻章、李瀚章等人保薦了名醫薛福辰，他不但醫術高超，腦子也很靈活，把脈之後斷定為孕後症狀。這個診斷結果讓薛福辰大驚失色，太后已孀居二十幾年，怎麼可能懷孕呢，假如此時說出真相必定招來殺頭之罪。他靈機一動，只說老佛爺過於操勞，身體虛弱，濕毒侵體，導致腹痛嘔吐，需要服用一些溫補、舒筋活血的藥。但這個藥方是祖上密傳，不能外泄，從抓藥到煎制只能由他一個人完成。因為這樣做有違皇室醫規，所以他請李鴻章出面擔保。

  慈禧對李鴻章一向很信任，她心目中的 「李大架子」是個靠得住的人，於是答應按薛福辰所請照方吃藥，幾個月後病癒。外界的人只知道她在經歷一次 「血崩」後死而復生。這病症或許是民間杜撰，但可以肯定這段時間慈禧在養病，且宮中留有記錄。

  光緒七年 （1881）三月初六，時隔數月，慈禧在養心殿召集奕訢、寶鋆、左宗棠、李鴻藻、翁同龢、李鴻章、王文韶(5)等一幫滿漢大臣議事，慈安太后也到場聽政。大臣們先討論了曾紀澤與沙俄簽訂的 《中俄伊犁條約》問題，然後商議甄選南洋大臣。有人推舉了曾紀澤，有人則認為曾紀澤資歷不夠，議來議去，始終沒有結果。慈安太后像往常那樣只聽不言，最後還是慈禧一人拍板，任命左宗棠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一左一李，一南一北，這是一個看似很合理的軍事、外夷事務布局。

  三月初十，宮中突然傳出消息：東宮太后薨逝！這個噩耗令朝野震驚。軍機大臣兼在總理衙門行走的左宗棠得知這個消息後更是非常驚訝，他捶胸頓足地說：「昨早奏對時，慈安太后還是清朗周密之態，哪像有病的人？即使身染暴疾，又何至於如此急速？」當日午後，為慈禧治病並得到封賞的薛福辰去戶部拜謁尚書閻敬銘(6)，兩人敘談很久，到傍晚時分，一個戶部司員進來說：「出城時，聽城中宣傳東太后上賓，已經讓準備吉祥板 （棺木）了。」薛福辰聞言大驚道：「今天早晨不才還為太后請脈，只是小感風寒，肺氣略微不舒暢而已，何至於下午就薨逝？或許是西太后病有反覆，外間訛傳，把東、西宮互換了不成？」他以為是慈禧發病了，嚇得魂不守舍。

  慈安太后的突然崩逝，不僅讓朝野上下感到意外，也讓人疑竇叢生。比如慈禧很寵愛的恭親王奕訢之女、固倫榮壽公主便懷疑有人給慈安太后下毒，矛頭暗指慈禧。後來一些野史又牽扯出兩宮太后近三十年的恩怨，把兩宮之間的鉤心斗角、爭權奪利寫得複雜曲折，讓人真假莫辨。其中，惲毓鼎的 《崇陵傳信錄》影響甚大。

  事實上，慈安和慈禧的關係一向比較融洽，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兩宮聽政的方式與順治朝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順治朝時哲哲(7)治理後宮講求公平和諧，她誠心待人，寬厚仁慈，順治帝即位後，被尊為母后皇太后，無徽號。母后皇太后的地位遠比博爾濟吉特氏(8)的聖母皇太后高，但哲哲將精力放在管理後宮上，而朝中事務則主要由博爾濟吉特氏掌管。慈安與哲哲的品行做派和處事風格非常相似，僅管家事，少問國事。

  慈安猝死之因，後世給出的科學解釋多半為腦血管疾病急性發作。當時的協辦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翁同龢是光緒帝的老師，他有寫日記的習慣。他在日記中便曾記載過慈安早期的一次發病，那是在同治二年 （1863）二月，慈安二十六歲時，當時的病症表現為 「有類肝厥，不能言語」，與中風相似。厥症表現為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四肢厥冷，輕者昏厥時間較短，重者死亡。當時因病情較輕，加上慈安太后正當盛年，所以很快便恢復了，但發生急性腦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並未清除。

  東太后慈安的突然離世，使慈禧的權力到達頂峰，她成為清王朝實質上的統治者，無人能制衡她。

  3.改組樞、譯兩署

  時光飛逝，一晃光緒帝已經即位十載，慈禧越來越感到一種莫名的壓力。慈禧一次次地問自己是什麼讓她心生煩悶，終於發現是時間在折磨自己。眼看著光緒帝一天天長大，而她則一天天變老。

  為此，慈禧從光緒帝即位開始就採取了一些非常不近情理的措施：頒布懿旨，曉諭天下，光緒帝生下皇子後，皇子將承繼同治帝皇嗣，也就是說光緒帝必須以咸豐帝為父，認她這個姨母為母親。當然，要想讓光緒帝心悅誠服地認自己為母親，成為自己可操控的木偶，僅靠一份懿旨是不夠的，她還必須與光緒帝建立新的母子關係，割斷他與醇親王夫婦的一切聯繫，將皇家的威嚴與親情深深地烙印在光緒帝的心上。

  光緒帝入宮第十八天，慈禧便以兩宮太后的名義頒布懿旨，規定今後光緒帝身邊的所有近侍，只能選用老成質樸的內監，但凡年少輕佻者，概不准服侍左右。次年，光緒帝在毓慶宮開蒙讀書，慈禧指派翁同龢為帝師。翁同龢一面向小皇帝教授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今文經學中的 「微言大義」和積極進取的思想，試圖為皇帝理清社會興衰治亂的緣由，從而挽救民族危機及日益衰微的王朝；一面通過書房進講，指導光緒帝學習批閱洋務折件，向光緒帝灌輸社會變革思想。但他的革新思想與恭親王奕訢、左宗棠、李鴻章的思想有很大區別，他立足於傳統文化，是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出發的。他的思想觀點、行為做派讓慈禧認定他是老成質樸之人。而光緒帝不僅接受了翁師的思想，還接受了洋務派的思想。

  在慈禧的精心塑造下，光緒帝表面上溫和順從，逐漸與太后建立起所謂的母子關係，但骨子裡卻很叛逆。因為他只是一個傀儡皇帝，在他頭上永遠端坐著一個絕對權威——慈禧，他的 「親爸爸」。

  掌握了光緒帝的這一特點後，慈禧不得不示之以威。據 《戊戌變法資料》記載，「西太后待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呵斥之聲不斷，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太后如對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為之破。至今每聞鑼鼓之聲，或聞吆喝之聲，或聞雷輒變色雲。皇上每日必至西後前跪而請安，唯西後與皇上接洽甚少，不命之起，則不敢起」，可見慈禧在光緒帝心中已是絕對權威。這也使光緒帝在成長的過程中，從未體會到帝王的尊嚴和君臨天下的霸氣。入宮後，每逢慈禧在養心殿召見或引見臣工，他都必須到場，正襟危坐。面對匍匐在地的群臣，發號施令的只有慈禧一人，他不過是慈禧案桌上的擺設罷了。

  慈禧整天忙於政務，有意培養的親情和樹立的威嚴僅限於表面，光緒帝內心的真實感情，她很難了解。隨著年齡的增長，光緒帝越來越頻繁地表達自己的主張，一旦親政，還能否秉承慈禧的意志辦事，連翁同龢都沒有把握。所以，慈禧對光緒帝的教育引導和監督一刻也沒有放鬆。

  當然，慈禧最擔心的還是恭親王奕訢。自 「辛酉政變」之後，慈禧對奕訢始終採取既用且疑的策略，用人之道與咸豐帝一脈相承。現在奕訢的聲威一天比一天盛，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全都掌握在他手中。這兩個部門常以 「樞譯兩署」稱之，軍機處總攬軍、政大權，是執政的最高權力機關，而總理衙門也已經從臨時的外事機構發展為一個龐大的綜合職能機構。

  在總理衙門的行事範疇內，外事牽涉內政，外交牽涉通商，通商牽涉洋務實業，辦洋務牽涉培養新型人才，培養人才又牽涉公派留學，從而形成變革的連鎖反應。所以，大凡修鐵路、開礦山、辦工廠、辦學校、公派留學生等事務，均歸總理衙門管轄。

  為了強化總理衙門的權力，奕訢還建議由軍機大臣兼領總理大臣，這樣一來，總理衙門實際上已經是洋務運動的決策與執行班子。而且，這時奕訢還兼宗人府宗令，領神機營，負責稽查弘德殿。

  慈禧對奕訢的權力膨脹感到恐懼，但她環視朝堂，在文祥、英桂相繼去世後，軍機大臣大多由奕訢扶植起來。光緒六年 （1880），慈禧最倚重的內務府總管、京師步兵統領榮祿被翁同龢舉報淫亂後宮，慈禧查證後被迫將他解職。如此一來，她越發顯得孤立無援，滿蒙大臣中可倚仗的人寥寥可數，她只能更加重用漢臣，同時開始尋找機會解除她最擔憂的隱患。

  光緒九年 （1883），法軍入侵越南。越南長久以來都是中國的藩屬國，法軍此舉意在讓越南脫離中國的保護，使之淪為法國的殖民地。慈禧得知這個消息後，十分震怒，准左宗棠所奏，命王德榜招募新軍，赴鎮南關。但對於法國殖民勢力在越南的滲透與擴張問題，軍機大臣們的意見很不一致。李鴻章在與法方會談時，同意無論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還是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都暫時擱置不議，因為他認為當時各省的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不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李鴻章這番話提醒了慈禧，在洋人心目中，恭親王奕訢才是真正的清廷代言人，如果他借用洋人的勢力來逼迫朝廷，後果將不堪設想。這讓慈禧對奕訢的戒心又加深了一層。

  為解越南的燃眉之急，慈禧除了暗中幫助黑旗軍劉永福(9)援越抗法外，又飭令雲南巡撫唐炯和廣西巡撫徐延旭派兵出境援助。光緒十年（1884）二月，米樂繼孤拔之後成為法軍統帥，兵力增至一萬六千餘人，進犯北寧。二月十七日中午，李鴻章在天津收到上海傳來的電報，稱法軍加強了對越南北部中國軍隊的攻勢，對壘的黑旗軍死傷甚眾，越南北寧已被法軍占領。他立即轉報總理衙門，晚間又補充報告上海的洋輪聽到北寧清軍失守，都升起法國國旗慶賀。日本駐天津領事面見李鴻章時也接到東京電報，確認了這一消息。

  慈禧收到李鴻章的奏呈後，召見了幾位軍機大臣，讓他們傳閱了李鴻章的簡短電文，但大臣們認為奏報太簡略，無法判斷越南局勢，於是暫且擱置不議。這一天北京正下著濛濛細雨，軍機大臣們走後，慈禧站在養心殿台檐下，望著陰沉的天空長長嘆了口氣，臉色也像天空一樣陰鬱。

  這一細節被翁同龢看得真切，他預感到一場大風暴即將來臨。這天夜裡果然風雨大作，翁同龢心中不安，索性起身在昏暗的燭光下，給醇親王寫了封簡訊，講到老佛爺的不悅。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恐從此棘手矣，噫！」

  其實，感到惶恐不安的不止翁同龢一人，總理衙門大臣張佩綸心中同樣不安。第二天他給岳父李鴻章寫信，也提到老佛爺的不滿情緒，並在信中說：「北寧又失，事更棘手。徐延旭太不知兵，鄙見欲去之久矣，此坐誰屬，倉卒求才，殊不易得。願我公密籌見復。」徐延旭是援越桂軍統帥，對於前線失利負有直接責任。而徐延旭出任巡撫正是張佩綸兩年來極力推薦的結果，李鴻章又能說什麼呢？

  慈禧很快做出決定，下令將徐延旭摘去頂戴，革職留任，責令他收拾敗軍，盡力抵抗；如再退縮不前，將從重治罪。然而，越南戰局並未出現轉機。二月二十七日，李鴻章第三次奏報朝廷，位于越南東北的太原失守，黑旗軍和清軍死傷甚眾，法國準備向中國索要巨額賠款。慈禧聞報震怒，於二十九日頒旨：「鎮南關外軍情萬急，徐延旭株守諒山，毫無備御，唐炯退縮於前，以致軍心怠玩，相率效尤。故將徐、唐革職拿問，解交刑部嚴處。」

  滇、桂兩省大員受到重懲，但戰事還沒有結束，法軍繼續向北推進。慈禧又急發一道懿旨，飭令湖南巡撫潘鼎新、貴州巡撫張凱嵩分別署理廣西、雲南巡撫，督軍駐守鎮南關。

  張佩綸深為自己薦人失察而自責，他又給李鴻章寫信說：「誤薦徐延旭，乃鄙人之罪，此時亦無諉過之理，俟奏報到日，自請嚴譴，公謂何如？」李鴻章的回覆卻是輕描淡寫：「徐延旭當地方官自是能吏，而以關係洋務、軍務大局之事輕相委任，在你為失言，在朝廷為失人，不獨鄙人不謂然，天下皆不謂然也。你為言官，論列賢否，朝廷向無嚴譴之例，樞臣對徐一意信任，則不可解。我與李鴻藻及你皆至交關切，不得不深痛惜之，以後望更加虛衷體察，勿愎諫自是為幸，自劾萬不必也。」他沒有嚴厲批評張佩綸，只是善言提醒他以後不要輕易舉薦。但是這時卻有人出面彈劾張佩綸，他就是左副都御史盛昱，肅武親王豪格的七世孫。作為愛新覺羅宗族，他認為自己數代榮享皇恩，必須仗義執言。

  三月初八是清明前的寒食節。禁菸冷食讓一向喜歡熱鬧奢華的慈禧有時間冷靜地整理一下思緒，她又想起了越南戰事。從越南北部到北寧，再到越南東北部太原，清軍先是不戰而退，再是戰而不勝，這些與軍機處的怠惰有莫大關係，正好可以藉機整治軍機處，把奕訢拉下馬。她正考慮該從何處入手，盛昱彈劾軍機處的奏章適時出現了。

  盛昱以張佩綸推薦唐炯、徐延旭失察為由，上奏彈劾全體軍機大臣。他在奏摺中說：「唐炯、徐延旭自道員超擢藩司，不二年即撫滇桂粵，外間眾口一詞，皆謂侍講學士張佩綸薦之於前，而協辦大學士李鴻藻保之於後。張佩綸資淺分疏，誤采虛聲，遽登薦牘，猶可言也；李鴻藻內參進退之權，外顧安危之局，乃以輕信濫保，使越事敗壞至此，即非阿好徇事，律以失人僨事，何說之辭？恭親王、寶鋆久直樞廷，更事不少，非無知人之明，與景廉、翁同龢之才識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觀成敗，其咎實與李鴻藻同科。……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顯責，何以對祖宗，何以答天下？」

  盛昱也主張彈劾新委派的潘鼎新、張凱嵩兩位巡撫，指出：「唐、徐既經拿問，即當另簡賢員，卻就近於湖南用潘鼎新，於貴州用張凱嵩，該二員一則粗庸、一則畏葸，該大臣等豈不深知？而依其愚見揆之，是恭親王等鑑於李鴻藻而不敢言，李鴻藻亦自鑑於前而不敢言，以為就地取材，用之為當固不為功，用之而非亦不為過；如此存心，是諉卸之罪也！」為此，他在奏章中提出解決方案，「惟有請明降諭旨，將軍機大臣及濫保匪人之張佩綸均交部嚴加議處，責令戴罪圖功，認真改過，將諱飾素習悉數湔除」。

  這份奏摺寫得尖銳而懇切，義正詞嚴，以張佩綸 「濫保匪人」的罪名，要求揪出他的後台，完全站在為太后和皇帝謀劃的角度，將用人不力的原因層層剖析。慈禧如獲至寶，破例將這份奏章拿給光緒帝 「御覽」。光緒帝也認可是軍機處結黨營私導致越南戰場失利，所以他支持慈禧對軍機處加以整頓。

  慈禧和光緒帝都贊同盛昱的觀點，認為恭親王奕訢、寶鋆 「俯仰徘徊，坐觀成敗」，景廉、翁同龢 「才識凡下」，張佩綸、李鴻藻 「濫保匪人」。這樣的話，軍機處就沒有一個可用之人了。慈禧決定以此為藉口，改組軍機處。

  張佩綸得知消息後，於三月十一日給李鴻章寫了一封密信，信中提到朝中變化萬端的形勢，以及自己被多次彈劾的處境。從張佩綸提供的信息中，李鴻章覺察到慈禧太后將與醇親王聯手，矛頭不僅指向軍機處，還指向總理衙門，這極有可能會有一次人事大地震。

  帝師翁同龢也打探到了彈劾奏摺的內容及太后與醇親王密談之事。他沒想到自己一個堂堂大學士、軍機大臣、帝師，竟被人說成是平庸無能之輩。他排解憂慮恐慌的辦法就是寫日記，彼時字裡行間流露著他惶恐不安的心情：「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疑必有故也。……自巳正迄未正，兀坐看門，塵土眯目。吁，可怕哉！」第二天，翁同龢又寫道：「前日封事總未下，必有故也。」盛昱的彈劾奏章並沒有公布內容，大臣們只得揣測其中緣故，到底有怎樣的變故，他們並不清楚。

  此時，恭親王奕訢對京師的傳言仍一無所知。辦完祭奠後，他於三月十三日回京。這天早上，慈禧召見在京王公大臣、大學士和九卿六部大員，唯獨沒有召見等候許久的恭親王和軍機大臣。顯然，這樣的反常舉動預示將有大事發生。待大臣們散去後，慈禧頒發了一道懿旨，主要內容是：

  現值國家元氣未充，時艱猶巨，政虞叢脞，民未敉安，內外事務必須得人而理，而軍機處實為內外用人行政之樞紐。恭親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謂簠簋不飭，或謂昧於知人。……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茲特錄其前勞，全其末路，奕訢著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親王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鋆著原品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內廷當差有年，只為囿於才識，遂致辦事竭蹶；兵部尚書景廉，只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均著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工部尚書翁同龢甫值樞廷，適當多事，唯既別無建白，亦有應得之咎，著加恩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以示區別。

  同日，慈禧又頒布聖諭，任命了新的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10)、戶部尚書額勒和布(11)和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12)。工部左侍郎孫毓汶(13)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以恭親王為首的軍機處就這樣瞬時失勢。誰也不曾料到，慈禧竟會有如此驚人之舉。自雍正帝創設軍機處以來，罷黜全體軍機大臣，進行徹底改組，這是第一次。起初多數人都認為這是盛昱告惡狀的結果，但仔細一想，一個左副都御史的彈劾會有如此大的威力嗎？被罷斥貶謫的軍機大臣們心知肚明，這分明是慈禧在重新布局。

  樞、譯兩署重組，是晚清政壇上一場極具震撼力的風暴，史稱 「甲申易樞」事件。後來的歷史進程表明，清末政局的敗壞跟這次徹底改組軍機處有直接關係，它也是慈禧政治生涯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這次改組，不僅沒有扭轉越南戰場的敗局，反而使戰火進一步蔓延，從大陸延伸到海上。「三駕馬車」執政伊始，他們就感到處理國務和夷務之艱難，在對法交涉中轉而傾向議和。光緒十年 （1884）五月十三日，法國全權公使巴德諾與越南代表阮文祥(14)、范慎遹(15)等簽訂第二次 《順化條約》。條約中明確規定越南承認並接受法國的保護，法國將代表越南處理一切對外關係，在外國的越南人亦受法國保護。當天簽約換文前，越方在順化法國使館將清廷冊封越南國王所授鍍金駝鈕銀印當場銷熔，鑄為銀塊，以示中越宗藩關係永久斷絕。

  凡此種種，僅僅是慈禧完全掌控清廷最高權力、呼風喚雨的開始而已，政局的頹敗、國家的腐朽猶如一列失控的火車向前俯衝，而駕駛這輛列車的慈禧太后卻對此熟視無睹，仍沉浸在海晏河清的幻夢中。

  (1) 劉錦棠 （1844—1894）：字毅齋，湖南湘鄉人，晚清著名將領，參與鎮壓太平軍和捻軍，平定西北區域的同治回亂和新疆亂局中阿古柏的繼承人伯克胡里勢力，有 「飛將軍」之稱，後推動新疆建省並擔任新疆首任巡撫。官至太子太保，一等男爵。

  (2) 白彥虎 （1830—1882）：經名穆罕默德·阿尤布，陝西涇陽人 （一說大荔人），清朝同治年間陝甘回變的回軍領袖之一。

  (3) 魏光燾 （1837—1916）：字午莊，湖南隆回人，晚清重臣，歷任新疆布政使、新疆巡撫、雲貴總督、陝甘總督、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職。曾籌建三江師範學堂，為開啟近代新疆博達書院、南京大學的重要人物。

  (4) 吳大澂 （1835—1902）：字止敬，江蘇吳縣 （今江蘇蘇州）人，清朝官員、學者、金石學家、書畫家。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與沙俄談判，收回了被沙俄非法霸占的黑頂子百餘里領土，糾正了 「土」字界牌，又爭得了中國船隻在圖們江口的航行權。其戰略眼光與愛國精神令後人稱頌。

  (5) 王文韶 （1830—1908）：字夔石，浙江仁和 （今屬杭州）人，晚清大臣，歷任湖南巡撫、兵部侍郎、雲貴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官至政務大臣、武英殿大學士。

  (6) 閻敬銘 （1817—1892）：字丹初，陝西朝邑趙渡鎮 （今陝西大荔縣朝邑鎮）人，晚清大臣，光緒年間擔任過戶部尚書、兵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東閣大學士。為官清廉耿介，理財有道，有 「救時宰相」之稱。

  (7) 哲哲 （1599—1649）：即孝端文皇后，清朝皇帝皇太極的皇后。

  (8) 博爾濟吉特氏 （1613—1688）：清朝皇帝皇太極的側福晉，生皇九子福臨，即後來的順治帝。順治帝即位後，與姑母孝端文皇后兩宮並尊，稱聖母皇太后。康熙帝即位後尊為太皇太后。她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賢后，一生培養和輔佐了順治、康熙兩代皇帝，是清初傑出的女政治家。

  (9) 劉永福 （1837—1917）：字淵亭，廣東欽州防城司古森垌小峰鄉 （今廣西防城港市防城區扶隆鄉小峰村）人。清末民初軍事人物，原是反清的黑旗軍將領，甲午戰爭時奉命赴台抗日，但最終失敗。曾被台南地方紳民推舉為台灣最高領導人，但他拒絕擔任，以抗日盟主的身份繼續領導台灣民眾抗日。

  (10) 世鐸 （1843—1914）：清朝宗室，滿洲正紅旗人，禮烈親王代善九世孫，清末後黨重要成員。光緒年間曾任軍機大臣行走、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等職。

  (11) 額勒和布 （？—1900）：字筱山，滿洲鑲藍旗人，晚清大臣，歷任理藩院尚書、戶部尚書、內務府大臣、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

  (12) 張之萬 （1811—1897）：字子青，直隸南皮 （今河北滄州市南皮縣）劉八里鄉雙廟村人，張之洞的堂兄，晚清大臣，四朝元老，歷任河南巡撫、江蘇巡撫、閩浙總督、兵部尚書、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等職。

  (13) 孫毓汶 （1833—1899）：字萊山，山東濟州人，晚清大臣，歷任工部左侍郎、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深得慈禧信任，與太監李蓮英交好。

  (14) 阮文祥 （1824—1886）：越南阮朝官員，在嗣德帝死後擔任輔政大臣，先後廢立了四位皇帝，即育德帝、協和帝、建福帝、咸宜帝，也是1884年反法勤王運動的領袖之一。

  (15) 范慎遹 （1825—1885）：字觀成，越南阮朝時期官員、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