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專權之路

  1.打壓恭親王

  一晃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已十年有餘，其間，慈禧對國事的了解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透徹，對皇權的渴望逐漸讓她對議政王奕訢的意見和制約不耐煩起來。這十多年來，他們整頓吏治、平定匪患、興辦洋務，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商發展經濟，國家似乎出現了中興局面。她不再需要奕訢事事過問，甚至開始反感他的獨斷專行，而奕訢也對慈禧太過貪權感到不滿，兩人的關係漸漸惡化。

  

  過去，慈禧對奕訢的制約手段是恩威並施。同治四年 （1865）的一天，奕訢和往常一樣進宮朝見太后，在完成例行的儀式及朝政匯報之後，慈禧拿出一份奏摺，嚴肅地對他說： 「有人參劾你！」奕訢一愣，接過奏摺看了一遍後，很不以為然，自己主持朝政多年，可以說是政績顯著，因此對這份奏摺並不放在心上，他貌似謙恭地問：「是哪位大臣上的奏摺？」慈禧一直盯著奕訢，儘管他表現得很卑謙，但他臉上轉瞬即逝的無所謂的表情讓她非常不滿意，她依然很嚴肅地答道：「是蔡壽祺！」奕訢脫口而出： 「蔡壽祺不是好人！」在他看來，此人為重塑名聲，不惜鋌而走險，彈劾當朝親王，真是膽大包天，利慾薰心。

  蔡壽祺是翰林院的編修，入職多年都沒升職，於是到處投機鑽營。他曾以辦團練 「剿賊」的名義跑到四川，希望能找到一條升官發財的路子。由於沒有朝廷的委派詔書，他只得私刻關防、招募鄉勇、大肆斂財。沒想到熟悉團練的駱秉章去四川任總督時，一眼看穿了他的假把戲，命藩司劉蓉將他趕回江西原籍，他的發財夢就此破滅，而且他在朝中也顏面盡失。為了報這 「一箭之仇」，他投靠勝保，當了幾年幕僚。勝保失勢後，他利用安德海的關係重返京師，入宮做起了日講官。從此，他與安德海來往密切，在入職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連上兩道奏疏。

  慈禧自然明白，僅靠蔡壽祺的奏摺來扳倒奕訢是不可能的，此時她並不想要奕訢下台，只是想從旁敲打他，叫他不要得意忘形。蔡壽祺在奏摺中列了奕訢貪墨、驕盈、攬權、徇私的四大罪狀，希望太后能讓奕訢罷官引退，不再做議政王。慈禧本來是想試探奕訢，看看他什麼態度，沒想到他竟準備捉拿蔡壽祺問罪，慈禧便決定動真格了。她和慈安很生氣，召見大學士周祖培和瑞常(1)、吏部尚書朱鳳標(2)、內閣學士桑春榮(3)和殷兆鏞(4)等人，兩人哭著對這些大臣說：「奕訢培植私黨專權，已無法委任國事，請你們商議治他的重罪。」

  諸大臣見太后盛怒，都不敢答話。慈禧接著說：「諸位大臣應當以先帝為念，不要害怕議政王，議政王罪不可恕，你們應從速議罪！」

  這幫大臣都已在官場中摸爬滾打多年，深知慈禧若真要治一個人的罪，何必跟臣子們商議！他們心知肚明，但仍表現出膽戰心驚的樣子，慈禧看到這種狀況，知道他們至少與議政王不是一個陣營，氣也就消了一半。在這些大臣中，周祖培資格最老，他一眼看穿了太后的真正用意，但又不能把話挑明，心裡一權衡，就想到一個折中的辦法。他伏地叩首說：「如果要彈劾議政王，須有充分的證據，請太后容許臣等退下以後再仔細探查，並請大學士倭仁跟臣等一起處理這件事。」慈禧厲聲說道：「沒真憑實據還不趕緊去查？不然還要你們這幫人幹什麼？難道要等到皇帝長大成人後，再一起處罰你們嗎？」

  從殿中退出後，幾位大臣都因緊張而汗濕衣衫，他們不敢怠慢，立即著手去查。周祖培和倭仁也不敢遲延，立即著手辦理。他們就蔡壽祺在奏摺中所稱恭親王奕訢的四大罪狀一一訊問蔡壽祺。所謂貪墨，是指收受賄賂。經查沒有物證，蔡壽祺只就此一項指出薛煥、劉蓉二人曾賄賂奕訢，而且只是風聞，並無實據。另外三項指控更是含糊其詞，實際與誣告無異。

  案情撲朔迷離，可信證據極少，大臣們左右為難：如果據實回稟慈禧，那太后也同有誣告之罪；如果認定恭親王有罪，就得捏造事實細節。更讓大臣們焦慮的是，他們不知道慈禧要把這場戲唱到什麼程度。最終，他們在復奏中用了極其謹慎的字眼敘述審訊的結果和處理意見：「閱原折內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各款，雖不能指出實據，恐未必盡出無因。況貪墨之事本屬曖昧，非外人所能得見。至驕盈、攬權、徇私，必於召對辦事時流露端倪，難逃聖明洞鑒。臣等伏思黜陟大權操之自上，應如何將恭親王裁減事權，以保全懿親之處，恭候宸斷。」

  慈禧看到倭仁的奏摺後，立馬以同治皇帝的名義親筆書寫上諭，諭中充分表達了她對皇權旁落的擔憂，她為了自己，也為了兒子，為了清王朝的穩固，必須防患於未然。這道懿旨使大臣們明白：太后只是想收回恭親王奕訢的權力，並沒有置他於死地的意思。但慈禧為了掩蓋自己的真實意圖，隨後又下了一道懿旨，準備推舉惇親王奕訁宗來接替恭親王奕訢。

  奕訁宗是道光帝第五子，過繼給惇恪親王綿愷。他生性惇厚，經常一身普通老百姓的打扮。現在讓他來替代奕訢，這明顯是一場假戲，大臣們心知肚明，所以都不願表態。奕訁宗沒有揣測太后的心思，只就事論事上奏摺替六弟奕訢辯白和求情。他在奏摺中提到：有關於恭親王的事情，實屬曖昧，僅僅以語言和行為上的小過錯，就驟然予以嚴懲，無以昭示天下。恭親王做議政王以來，辦理事務，沒有聽說有什麼大的劣跡，唯有皇太后和皇帝召對時，在言詞語氣上有一些不恭，這終究不是臣民共見共聞的；而蔡壽祺所參劾的內容又沒有真憑實據，若一味堅持罷斥奕訢，恐難以服人。這道摺子出自皇親中最年長的親王，在皇親中影響很大，加之奏摺內容是針對諭旨直陳意見，因而慈禧儘管心中不悅，但實在沒有藉口直接對奕訢 「動手」。無奈之餘，她只得下令將惇親王的奏摺和蔡壽祺的奏摺一併發給諸位王公大臣和內閣人員，召開會議討論。

  慈禧的態度讓大臣們愈加摸不著頭腦。其實，這個 「啞謎」並不難解，太后想削減奕訢的權力，她需要利用倭仁與奕訢的不和，讓他們找出奕訢的過錯。與倭仁意見相同的許多守舊派大臣也想藉機抑制奕訢一派的勢力，他們按懿旨再查，多少發現了奕訢的一些毛病。

  比如，在兩宮太后下發指示時，奕訢總提高嗓音回復，而當慈禧說完某件事之後，他卻佯裝沒有聽清楚，要求慈禧重新說一遍。

  再如，他經常繞過兩宮太后直接與地方官員通信，自行決斷任免之事，有時不經通傳就擅自闖進後宮。

  收集到這些事實後，同治四年 （1865）四月十四日，王公大臣再次開會討論奕訢的去留，概括起來，大致有兩種聲音：一種是以倭仁為代表，認為奕訢的四個罪名雖暫無實據，但決非空穴來風，所以恭親王不能再用。一種是以醇郡王、文祥、王拯等人為代表，堅持不能在沒有實據的情況下罷斥奕訢。經過一番爭論，最後，醇郡王的意見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

  面對王公大臣們的質疑，慈禧採取了去其根本、留其枝葉的折中辦法，於四月十六日頒發上諭，大意是說，議政王確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對，念及他有大功於朝廷，給他一個處分以示告誡。錯歸錯，但還可以留用，諭令恭親王仍在內廷行走，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免去議政王和軍機大臣的職務。就這樣，歷時三十九天的一場權力風波，以革去恭親王的議政王頭銜落下了帷幕。這是慈禧扔掉 「拐杖」，獨立處理朝政的第一步。

  一周以後，慈禧又以兩宮太后的名義頒布一詔：「本日恭親王因謝恩召見，伏地痛哭，無以自容。當經面加訓誡，該王深自引咎，頗知愧悔，衷懷良用惻然。自垂簾以來，特簡恭親王在軍機處議政，已歷數年，受恩既渥，委任亦專，其與朝廷休戚相關，非在廷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謗，稍不自檢，即蹈愆尤。所期望於該王者甚厚，斯責備該王也不得不嚴。今恭親王既能領悟此意，改過自新，朝廷於內外臣工，用舍進退，本皆廓然大公，毫無成見，況恭親王為親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豈肯初終易轍，轉令其自耽安逸耶。恭親王著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複議政名目，以示裁抑。」

  事實上，慈禧與奕訢之間的權力鬥爭並沒有結束，此後她又進一步對奕訢領導的洋務進行打擊和限制，使之 「事無巨細，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斂抑」。奕訢因為在同治八年 （1869）與慈安太后一起謀劃殺掉了慈禧的親信安德海，再次招致慈禧的厭惡，兩人的第二次、第三次交鋒也在暗流涌動中展開。

  2.安德海殞命

  安德海在 「辛酉政變」中是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訢的聯絡人，故而在政變成功後便以有功之臣自居。慈禧聽政後，安德海阿諛逢迎、狡詐勢利、跋扈乖張的本性暴露無遺，但慈禧依然中意他，把他當作心腹。

  安德海善於察言觀色，他能從慈禧的言行、表情，甚至語氣中探知太后的需要。自 「匪患」平定後，慈禧放鬆下來開始消遣，聽戲的癮也上來了，安德海很快便在頤和園搭建了一座戲台，召集梨園弟子，演戲數日。但臨時搭建的戲台總比不上圓明園的戲園子，數代皇帝花費無數心血建成的圓明園如今只剩下殘垣斷壁，令慈禧無限傷感。圓明園中有她的少女時光，也培育了她的政治美夢，如今再也沒有機會重溫舊夢了。

  安德海見慈禧情緒低落，便知太后想起了辛酸的往事。他想逗太后開心，便在太后想聽戲的時候將戲班子帶進宮，在體元殿的台子上演唱。長春宮經咸豐帝改建，拆除了宮門及前宮牆，將原啟祥宮後殿體元殿改為穿堂殿，加蓋三間後改為戲台。但隨便將民間的戲班子帶進後宮唱戲，有違宮規。慈安太后是主掌後宮並嚴守宮規之人，她幾次警告安德海，但安德海都置若罔聞。慈安太后不願因這件事影響自己與慈禧的關係，也就不再追究。

  如果安德海僅限於在後宮耍小聰明、偷巧賣乖，炫耀自己的能耐也就罷了，怎料他生性招搖、恃寵而驕，還常常仗勢欺壓大臣，甚至連皇親也不放在眼裡，就是同治帝也要讓他三分。宮中其他人更奉他如太后一般。慈禧有時高興，連咸豐帝遺下的龍衣也賞給安德海。御史賈鐸素性耿直，聽說安德海擅權越矩，深感義憤，便上奏彈劾。他在奏摺中不便指斥慈禧，只說 「太監妄為，請飭速行禁止，方可杜漸防微」。慈禧閱後下了一道懿旨，責成總管太監認真嚴查，如太監有不法等情，應交由總管太監舉發，否則將革退總管太監，還要從重治罪。內外臣工見了此旨，都稱太后從諫如流，稱頌聲不絕。

  實際上，慈禧是把難題轉移給了總管太監，但總管太監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動安德海一根汗毛！安德海在宮中為非作歹，人盡皆知。一些想求慈禧又苦於無引薦的官吏，總是設法打通安德海這一關節。安德海便藉機貪贓斂財，私結朝臣。最出格的是，同治七年（1868），安德海極為高調地娶了一房妻子，慈禧特地賞賜白銀千兩、綢緞百匹，京城大為震動。

  一天，同治帝正在乾清宮的上書房讀書，安德海帶著一幫人在殿外大聲喧譁。同治帝逮住這個機會，狠狠地訓斥了安德海一頓，並罰他在台階下跪了一個時辰。事後，安德海向慈禧傾訴一肚子委屈，慈禧不僅不訓斥他，反而還護著他，責怪同治帝小題大做。

  類似的不快之事在恭親王奕訢身上也發生過。一天，奕訢就江南的督軍人選問題進宮請示慈安太后，慈安認為軍中事務還是先去向慈禧請旨為好。於是，奕訢便前往西宮，當他走到西宮門口時，碰到了安德海，安德海竟佯裝沒有看見，大模大樣地徑直走進宮去。奕訢心中憤憤不已，誰料到了宮門外又被太監們攔住，說太后有事需稍事片刻。他只得強壓怒火在宮門外候著，直到天色將晚，還不見傳見，詢問才知原來是安德海在殿內陪太后閒聊。奕訢氣得直跺腳，火冒三丈地走出宮去，見了醇郡王便說：「安德海這狗奴才如此無禮，我非殺他不可！」

  奕訢對安德海恨之入骨，但一直苦於沒有機會處罰他。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滿十四歲，慈安太后開始張羅他的婚事，找來奕訢商議。恰巧慈禧因小恙在慈寧宮靜養，奕訢抓住這次難得的機會向慈安和同治帝奏稱安德海貪贓枉法、越分專權。最終，三人達成共識，準備請慈禧嚴懲安德海。

  安德海對朝中這三位核心人物的私密會見卻不以為意。他依舊橫行不法，在外面拉攏官員支持慈禧，有很多大臣加入了慈禧一黨。慈禧的擁護者一天天增多，安德海的權力也隨之增大，越來越膨脹的他絲毫沒有覺察到自己處境的變化。

  慈禧清楚，慈安作為先帝的皇后、現今的東宮太后，名義上她的地位仍在自己之上，要懲處幾個太監宮女，完全可以自行裁斷。慈禧為此提醒安德海：「小安子，東太后那邊，你得小心些，在外面不要太招搖，當心犯在東太后手裡，那可不是開玩笑的。」安德海感激慈禧對他的關心，隨即又假裝氣呼呼地說：「再怎麼說，皇帝還是咱們太后的皇帝，東太后再有手段，也大不過主子您。依奴才看，東太后進一步，主子就得進兩步，決不能退半步。不然，奴才擔心皇帝真會被東宮拉過去。」

  安德海這些話並不是沒有依據。自載淳出生以來，慈安太后一直把載淳視如己出，從小關心愛護他，而載淳也非常敬重慈安太后，與她很親近，甚至超過了自己的親生母親，這讓慈禧非常懊惱煩憂。她和兒子的關係僅僅是小皇帝與聽政太后的關係，少了那種骨肉之間的親密。正因為如此，慈禧才覺得安德海說得有理，這是權力鬥爭，決不能向任何人讓步。所以，她放縱安德海私下拉幫結派，並在宮中安插了眾多眼線。

  安德海在宮中雖然可以為所欲為，但時間一長也就失去了新鮮感。同治八年 （1869）入夏，他想勸說慈禧出遊，可慈禧身體不適，連頤和園都不想去。或許是天意，安德海很快逮著一個機會——戶部、禮部、宗人府、後宮正在為同治帝籌備大婚用品，需要人手四處去採買，安德海乘機密請，擬親往蘇杭，督制結婚用的龍衣等物。慈禧心想，自己鳳體抱恙，小安子不想著怎樣盡心侍候，反倒想跑出去逍遙斂財。慈禧心有不悅，但她嘴上卻說：「我朝祖制，不准內監出皇城，為避是非，你還是不去為好。」安德海看到太后臉上閃過一絲慍色，料知她在搪塞自己。他諂笑著對慈禧說：「奴才是奉太后旨意辦差，誰人敢說個不字。何況這本是後宮大事，其他人去反倒不如奴才合適。以前江南織造進呈的衣物，多不合體，平素穿用倒還湊合，但現今是為皇上大婚做準備，不精挑細選，如何大展我皇家的風範和尊貴？奴才自去督辦，太后才能放心不是？」

  皇宮有專管服飾的部門和太監，安德海這樣說無異於是胡謅，但慈禧對安德海所請總是不忍拒絕，她自己也愛打扮，安德海去辦這趟差，必然能為她帶回不少江南精品，這一點她毫不懷疑。所以，她沉吟片刻便答應了，並交代說：「你想去便去，但切莫太招搖，若是被地方那些官員揪著什麼把柄，他們又該上摺子彈劾你了。」這是慈禧能想到的最壞結果。

  七月初，安德海帶著二十幾名太監、內侍衛，乘三艘大船，高懸日月龍旗，沿北運河一路南下。他自稱欽差，奉太后旨意專為皇帝大婚採辦物品。有些地方官員趨炎附勢，想通過他巴結討好慈禧，越矩迎送，極盡奉承之能事。安德海樂在其中，真把自己當欽差了。

  安德海一行走走停停，二十多天後才到山東德州。當地知府趙新匆匆趕來河邊碼頭迎接，但來遲了，安德海當眾對趙新一頓臭罵，並暗示他要奉送五百兩銀子。

  趙新跑到山東巡撫丁寶楨那裡告狀。丁寶楨聽後非常憤慨，欲捉拿安德海嚴辦，但念及他是慈禧的心腹，為慎重起見，他一邊給朝廷寫折請旨，一邊派人將安德海一夥收押到省衙大牢審訊。

  八月七日子時後，夜色深沉，山東濟南的巡撫衙門裡卻燈火通明，亮如白晝。衙門的每個出口都有帶刀侍衛把守，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公堂上一切準備就緒，只聽堂上官員大喊一聲：「帶犯人！」話音剛落，幾個侍衛便押著一個犯人走了進來。一般的犯人見到這個陣勢，早就嚇得面如灰土了，可今天這個犯人卻沒有一絲畏懼膽怯的神情，反而一副趾高氣揚的樣子，走起路來也是大搖大擺。押解的侍衛見狀在他身後猛推了一把。犯人踉踉蹌蹌地被推到大堂中間，侍衛在他腿窩子上狠狠踹了一腳，他雙膝彎曲，一下子跪倒在地。

  犯人回頭看著侍衛，惡狠狠地罵道：「你是哪個王八羔子，居然敢踢本大爺，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可是跺跺腳整個紫禁城都要抖三抖的安公公，你個膽大包天的，不想活了嗎？」

  沒錯，這個犯人就是安德海。平日裡他連皇帝、王爺都不放在眼裡，如今又怎會怕一個地方巡撫呢？所以審訊的時候，他表現得非常囂張。而丁寶楨雖有心懲治他，但因還未收到上級的旨意，只好先簡單質詢。

  丁寶楨的奏摺轉到了恭親王奕訢手中，摺子里寫到內監安德海私自出宮，借慈禧太后的威勢，自稱欽差大臣，沿途招搖，一路上騷擾地方，逼勒官府，特請旨嚴辦。

  此事屬後宮內務，並不歸奕訢管，於是他把摺子轉呈慈安太后和皇帝御覽。「丁寶楨請旨要把小安子就地正法，但須與西太后商議。」慈安謹慎地回復道。奕訢連忙奏道：「安德海違背祖制，擅出都門，罪在不赦，應立即飭丁寶楨拿捕正法為是。」此時恰逢慈禧在頤和園聽戲，正是懲治安德海的好機會。

  慈安太后徵詢小皇帝的意見，同治帝雖然還未親政，但早有懲處安德海之意。既然三人如此同心，慈安也就不再猶豫了：「既然如此，就讓軍機處擬旨，速頒至山東。」

  擬旨一事本應由內閣負責，慈安之所以說軍機擬旨，是因為奕訢除了任總理大臣外，還任軍機處行走之職，很明顯她要奕訢擬旨。於是，奕訢就以慈安太后和皇帝的名義給丁寶楨下了一道密旨：內監安德海打著太后的旗號，擅自出京，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著直隸、山東、江蘇、浙江各督撫速派幹員，嚴密緝拿，捕到即就地正法，毋庸再行請旨。

  此時安德海一夥已經在山東被捉拿，奕訢之所以要在密旨中寫上其他地方，只是一個障眼法，目的是保護丁寶楨。

  丁寶楨在山東焦急地等候京城消息，過了兩天，加急密旨送到。安德海被捉的第五天，丁寶楨又提審了他一次。直到此時，安德海依然不認罪，在公堂上囂張罵道：「丁寶楨！你連安公公都不認得，做什麼混帳撫台？難道你不想要項上人頭了嗎？」他罵得正起勁，突然聽到「啪」的一聲，丁寶楨在堂上一拍醒木，呵斥道：「安德海，你已經死到臨頭了，休要放肆。今日聖旨已到，本堂奉旨審你，判你斬立決，就地正法，以正視聽！」

  安德海聽到 「就地正法」四個字，先前囂張的氣焰瞬間蕩然無存，他強作鎮定地問：「奉旨？奉誰的旨？兩宮太后怎麼可能殺我？丁撫台，莫不是你欺騙我不成？」

  「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好，今天我就讓你做個明白鬼。來人，把聖旨拿給他。」

  安德海看後，立馬癱倒在地，過了一會兒，他向丁寶楨哀求道：「其中必有隱情，安某著實冤枉，還求撫台大人復奏一本，如此安某死也甘心。」

  丁寶楨怒道：「難道您老不識字嗎？要不要再看一遍？」安德海把每個字都看得很清楚，最令他絕望的是 「毋庸再行請旨」一句。他在想到底是誰要置他於死地。是東宮太后？若如此，西太后絕不會同意蓋印。是同治皇帝？他還在怔怔地想，身邊的幾個侍衛已經將他拖了出去，鎖在一輛囚車裡。

  一行人在清亮的月光下疾步向前走著。安德海在囚車裡耷拉著腦袋，腦子一片空白，他努力使自己清醒，做最後一件事——祈禱。押赴刑場後，劊子手舉起大刀，寒光一閃，安德海的人頭當即落地。囂張跋扈、仗勢欺人的殿內總管太監就這樣一命嗚呼了。

  丁寶楨殺了安德海後，將詳細經過具奏呈報。奏摺很快送到慈禧手裡，她只看到一半便大驚失色、暴跳如雷。這件事，她最恨的不是丁寶楨，而是給丁寶楨下旨的人——東宮太后和同治皇帝。如果說她之前對慈安太后只有幾分嫉妒的話，那麼現在則增添了幾分恨意。很明顯，他們的矛頭是指向自己的，這直接威脅到她的地位。而且，慈安太后正加緊敦促親王們為皇帝行大婚禮，皇帝一旦大婚就更有理由親政，這是變相逼迫她交權。安德海被殺，她雖然有些心痛，但尚可忍耐；但要讓她交權，則比要她的命還難受。當務之急是要儘快消除這件事給她造成的惡劣影響。

  這樣一想，慈禧便把心中的怒火強壓下來，佯裝大度，支持慈安太后的做法，但不該故意瞞著她。她也沒下令處罰丁寶楨，以防朝野上下認為她挾私報復，但是她心裡已經開始構想專權的計劃了。

  安德海死後，李蓮英接任殿內大總管。與安德海的作風不同，李蓮英處事謹慎，處處小心。他經常對身邊的奴才們說：「我受恩深重，不可一時失慎。天恩愈大，性命愈限，吾人不可不慎。」儘管如此，慈禧依然擔心安德海的慘劇會重演，於是迅速擢升李蓮英，甚至突破了雍正帝定下的太監品級以四品為上限的規定，最終使李蓮英成為清朝歷史上唯一的二品太監。

  3.母子生隙

  同治八年 （1869），帝師李鴻藻給同治帝出了一道作文題，讓他寫一篇 《任賢圖治》。將近一個小時，同治帝才寫了寥寥四十個字：「治天下之道莫大於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其賢否，而後能擇賢而用之，則天下治矣。」儘管篇幅很短，但觀點卻讓李鴻藻等人相當滿意。李鴻藻面奏慈禧，說 「聖學宜勤，不勝大幸」，意在請太后歸政。但戀權的慈禧卻以同治帝 「典學未成」為由，遲遲不肯撤簾歸政。東宮慈安太后請為皇帝籌備大婚之禮，也因安德海事件而暫時擱置。

  又拖了兩年，到同治十年 （1871），同治帝已經十六歲了，婚事和親政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在清朝歷史上，順治帝十二歲親政，康熙帝十四歲親政，慈禧再也找不到拖延的理由，只得承諾在同治帝成婚後歸政於他。於是，兩宮太后和王公大臣們開始為同治帝物色皇后人選。

  兩宮太后把滿蒙文武官員家中待字閨中的女孩都調查了一遍，耗時數月，方才挑選出十幾個淑媛，又從中篩選出幾個。

  一晃到了同治十一年 （1872），皇后人選進入最後的表決階段。二月初二，對初選出的三名女子進行表決。慈禧堅持選刑部江西司員外郎鳳秀的女兒富察氏。富察氏當時年僅十四歲，資性聰慧，容儀婉麗，是滿洲正黃旗人，世代均出將入相。慈安太后則看中了同治三年 （1864）科舉奪得一甲第一名的蒙古狀元、翰林院侍講崇綺(5)的女兒阿魯特氏。她雍容端雅，美而有德，性格直爽，不善阿諛。另一位則是知府崇齡之女赫舍里氏，亦品貌俱佳。

  慈安太后說：「女子以德為主，才貌倒還是第二位，不知這幾個女子中，哪個德行最好，堪配中宮？」慈禧則說：「聞得這幾個女子，崇女年紀最大，今年已十九歲，鳳女年紀最輕，今年才十四歲。」慈安太后隨即接過話頭：「皇后母儀天下，總是年長的老成一點。」慈禧想了想，又道：「鳳女雖然年輕，但聽說她很賢淑。」慈安太后又道：「皇后冊定，妃嬪也不可少，這樣的女孩子，都選作妃嬪便是。」

  兩宮太后意見不一，只得將最後的決定權交給同治帝。出乎慈禧意料之外的是，兒子竟站在東宮太后一邊，選擇了崇綺的女兒阿魯特氏。慈禧當即顯出不悅之色，但又沒辦法改變結果。二月初三，兩宮太后頒發懿旨，選崇綺的女兒阿魯特氏為皇后，員外郎鳳秀的女兒富察氏為慧妃，前任都統賽尚阿的女兒、崇綺的妹妹阿魯特氏為珣嬪，並預定九月十五日為同治帝與阿魯特氏舉行大婚。

  隨後，同治帝的大婚典禮進入緊張的準備階段。恭親王奕訢等一班親王郡王，軍機處的文祥、桂良、寶鋆以及禮部尚書等皆迎合慈禧偏愛奢華的喜好，所定典制比往時繁縟數倍。因此，同治帝的大婚典禮堪稱清朝史上最奢華的帝後大婚。

  九月十二日，因大婚期近，同治帝遣官祭告天地太廟。次日，同治帝親臨太和殿，閱視皇后冊寶，派惇親王奕訁宗為正使、貝勒奕劻(6)為副使，持奉冊寶前往皇后府邸，冊封阿魯特氏為皇后。又派大學士文祥為正使、禮部尚書靈桂(7)為副使，操辦禮典。

  當時有位洋人叫威廉·辛普森，他製作了皇帝大婚的版畫紀念冊。辛普森介紹說，新娘進宮的儀式繁縟，一定要繞道大清門，一連五六天的清晨，這條路上的嫁妝儀仗隊絡繹不絕，如螞蟻搬家一般。華蓋的順序、顏色、舉旗人的爵位，都有嚴格的講究。其中，端親王騎白馬上，四十八匹小白馬由內侍牽引，三十二人舉旗，四十八人撐華蓋，後面又跟著二十頂形制相似但色彩各異的華蓋，一百九十二人提 「囍」字燈籠，然後是騎在馬上的其他親王，再是新娘乘坐的三十二抬大轎，後面還有一百個騎兵、二百個步兵。儀仗隊行動有嚴格的時間表：新娘上轎，大約在夜裡十一點鐘，午夜十二點前新娘一定要進入紫禁城；新娘在大清門聽訓，凌晨兩點前經乾清門大門到達內殿的坤寧宮中。

  同治十一年 （1872）十一月，慈禧發布一道聖諭，大意是現今幼帝已長大成人，準備將政權交還給他，並命欽天監選擇黃道吉日，舉行皇帝的親政大典。隨後，欽天監擇定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天有吉兆。

  同治十二年 （1873），同治帝已經十八歲了。正月二十六日，兩宮太后下達垂簾聽政的最後一道聖諭：「茲於本月二十六日，躬親大政，欣慰之餘，倍深兢惕。因念我朝列聖相承，無不以敬天法祖之心，為勤政愛民之治。況數年來，東南各省雖經底定，民生尚未乂安，滇隴邊境及西北路軍務未蕆。國用不足，時事方艱。皇帝日理萬機，當敬念惟天惟祖宗所以付託一人者，至重且鉅。祗承家法，夕惕朝乾，於一切用人行政，孜孜講求，不可稍涉怠忽。視朝之暇，仍當討論經史，深求古今治亂之源，克儉克勤，勵精圖治。此則垂簾聽政之初心，所夙夜跂望而不能或釋也。」

  這一天，同治帝率王以下的大學士、六部、九卿前往慈寧宮行慶賀禮，然後來到太和殿接受王以下、三品以上文武大臣官員的朝賀。同治帝發布親政上諭，表達對兩宮太后的感激之情，同時表示不辜負兩宮厚望。為表誠敬，同治帝又為兩宮太后加上徽號，東太后加了 「康慶」二字，西太后加了 「康頤」二字。

  親政儀式後，兩宮撤簾，太后似乎已不問朝政，退居後宮但又因慈禧與皇后不和，後宮的氣氛再度緊張起來。起先因為阿魯特氏身體豐腴，不便急趨，慈禧便故意讓她來回奔走，使其大受其苦。而後又因為阿魯特氏疏於宮廷禮節而責罰她。最讓人驚訝的是，慈禧借皇帝親政後國事繁多，不宜勞累之故，要求同治帝與阿魯特氏節慾，同治帝不可每日在後宮留宿。有人說，慈禧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是因無法容忍自己選中的慧妃遭受冷落，認為冷落了慧妃就是跟她過不去。除了干涉同治帝與后妃間的事，遇有軍國大事，慈禧還安排內監密行查探，探悉後便將同治帝召到身邊訓飭，責怪他為何不來稟報。同治帝很鬱悶，為了表示對母后干預自己私生活和政務的不滿，竟一氣之下獨宿乾清宮，白天則私自出宮閒遊。

  母子關係急劇惡化，同治帝想找個法子讓慈禧真正放手。內務府那些精明的官員好像早就料到會出現這樣的局面，紛紛給皇帝出主意，說慈禧太后今生最後的願望就是想重修圓明園，皇帝若投其所好，把園子修好，讓她安心去享福，想必不會再干涉皇帝的事了。其中，以內務府郎中貴寶、文錫和侍讀學士王慶祺等鼓吹得最起勁。同治帝聽了，頗為動心，不久便下詔重修圓明園。

  慈禧對同治帝的決定表示反對。早在同治七年 （1868），御史德泰就曾奏請修復被英法聯軍焚毀的圓明園，但是被慈禧否決，因為重修圓明園的工程實在太浩大了，要想恢復到被英法聯軍焚毀前的水平，將耗費巨資，這是朝廷難以負擔的。至於此次反對的原因，是慈禧認為同治帝動機不純，想藉機讓她徹底放手政務，從此在遠離權力核心的園子裡頤養天年，嗜權如命的她豈能甘心就此放手？

  御史沈淮立即上書奏請緩修圓明園，同治帝以大孝養志之義當面斥責了他。「朕自御極以來，未奉兩宮皇太后在園居住，於心實有不安」，次日，同治帝再頒修園上諭，重申值此物力艱難時機，一切可以從儉，但圓明園為兩宮太后歇息養老居住之地，可以不盡華靡奢侈，但一定要修葺，無須再議。

  同治十三年 （1874）正月十九日，圓明園工程在一片反對聲中正式啟動。同治帝陪同慈禧親臨視察，並表示自己將親自督察園建工程，完全不顧親政時許下的 「勤求吏治，乂安民生」的誓言。

  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承辦建園木料的廣東商人李光昭被揭發。此人在四川、湖北、香港等地憑藉候補知府銜，私刻 「奉旨採運圓明園木值李」的銜章，打著 「奉旨採辦」的旗號到處招搖撞騙。經李鴻章調查，證實李光昭有三項罪責：一是虛報木價，欺罔朝廷；二是與洋商簽署合同時僅付定金，到後來既無力買木，又無力認賠，致使法國領事出面干預，並與法商極力譴責津海關道瀆職；三是擅自以圓明園監督的身份代大清皇帝與洋商簽訂合同，以致本案上升為洋商與清廷之間的糾紛。朝廷以 「詐稱內使近臣」和 「詐傳詔旨」的律例，判處李光昭斬監候。其他參與這起詐騙案的內務府官員也一併遭到嚴厲處罰。戶部藉此停發建園的所有經費，朝中大臣也紛紛上折要求立即停止修復圓明園，但同治帝置若罔聞，依然一意孤行。

  更嚴重的是，同治帝自小沾染了樂淫好色的惡習。當時他對侍讀學士王慶祺極其寵愛，王慶祺是世家子弟，也是個 「美丰儀」的男子。他們二人愛看秘戲圖，經常看得津津有味，旁人毫無覺察。現在同治帝親政了，仍然很貪玩，把大把的時光花在捧戲子、逛窯子等消遣上。據說，京師內南城一帶，向來是娼寮聚居的地方。同治帝常微服出宮到這些秦樓楚館，沉迷於溫柔鄉，以致流連忘返。而每次出行，同行者中必有王慶祺。

  紙包不住火，這些醜事最終被捅了出去。據記載，醇親王曾經泣諫同治帝，同治帝卻質問他消息從何而來，醇親王怫然語塞。七月十六日，恭親王、醇親王及李鴻藻、文祥、徐桐等王公大臣聯合呈上勸諫書《敬陳先烈請皇上及時定志用濟艱危折》。奏摺中列舉了前輩們的創業艱難和後世之君的守成不易，對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十一年來所取得的政績給予肯定，認為這是 「內外協力，共濟時艱」的結果；同時指出皇帝親政以來的諸多弊病，希望同治帝能夠勤政、勤學、遵祖制、慎言行，言辭懇切，表現了諸臣對修園的謹慎態度和真摯的憂國憂民之心。

  同治帝打開奏摺，閱批未及數行，便不耐煩地說：「朕將園子停工如何？你們還有何饒舌？」奕訢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條，望皇上容臣宣誦！」他準備逐條解釋下去。

  同治帝越聽越氣惱，終於忍不住雷霆大發，怒吼道：「朕把皇位讓給你怎麼樣？」

  一旁垂手侍立的眾臣聞言都驚愕不已，軍機大臣文祥更是伏地痛哭，喘息幾近氣絕，最後由人扶了下去。眾人委婉地奉勸皇帝要珍重帝德，愛惜聖躬。同治帝對 「愛惜聖躬」一詞尤為反感，這不是暗指他微服出行、現身於煙花柳巷之地嗎？在這場激烈的君臣對抗中，同治帝可以說是龍顏受損、威信全無。

  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專召奕訢入見。這次叔侄會面，同治帝不問國事，只追問皇帝 「微服」一事是何人泄露出去的。奕訢無奈，只能供出自己的兒子載澄(8)。奕訢本以為同族堂兄弟的親情會令同治帝不再追究此事，孰料同治帝又怒及載澄。為宣洩胸中惡氣，他於七月三十日頒布上諭，削去恭親王世襲罔替的親王爵位：「朕自去歲正月二十六日親政以來，每逢召對恭親王時，言語之間，諸多失禮。著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載澄革去貝勒郡王銜，以示微懲。」

  事情鬧大後，慈禧再也坐不住了，她和慈安太后急忙趕到弘德殿，在同治帝頒發諭旨之前，出面干預。據說母子相見的場面頗有幾分悲涼。史書記載，慈禧哭哭啼啼地對同治帝說：「這十年來如果沒有恭親王的協助，哪會有今天這般安穩的日子。皇帝還年輕，難免意氣用事，哀家奉勸皇帝把褫奪恭親王爵位一旨連同這道諭旨一併撤銷。」一場政治風波在這次母子會談中悄然結束。這件事使滿朝文武清楚地認識到，同治帝羽翼未豐，尚無法懾服眾臣，慈禧雖然歸政卻擁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力。對同治帝來說，他親政後值得一提的只有這兩件大事——動工重修圓明園，將上折勸諫的大臣 「一鍋端」，但沒有一件成功。

  或許是因為同治帝沒有 「愛惜聖躬」，秋後他就染病了，一連幾天燒熱不退。御醫診斷同治帝受了淫毒，但找不到對症的治療方案，對外只說是生了天花 （當時天花屬不治之症）。過了幾天，同治帝的病情越發嚴重，頸項、肓背、腰部等處生出紫斑，而且臥床不起。可是，御醫還是無法確診。到了十月底，同治帝躺在床上已動彈不得，御醫們束手無策。冬至祀天，本應皇帝親為，也只能由醇親王代為行禮。所有內外各衙門奏章，全都轉呈兩宮太后閱示。消息傳出後，京城官員私下裡議論紛紛，揣測同治帝將不久於人世。

  十一月，同治帝下發諭旨：「諭內閣，朕於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調護朕躬，無微不至，並荷慈懷曲體俯充，將內外各衙門章奏代為披覽裁定，朕心實深欣感。允宜崇上兩宮皇太后徽號，以冀仰答鴻慈於萬一。所有一切應行典禮，著該衙門敬謹辦理。」

  十二月初五傍晚，同治帝駕崩於養心殿東暖閣，年僅十九歲。在場的有兩宮太后和二十多位親王及內務大臣，包括惇親王、恭親王、醇親王等親王貝勒，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以及慈禧忠實的追隨者榮祿。慈禧飛調直隸總督李鴻章的淮軍入京，自己與慈安太后同御養心殿，急召二十幾位王公大臣入見。

  作為清王朝的實際掌權者，慈禧沒有在喪子的悲痛中沉浸太久，更沒有反思兒子的死是否與自己有關。她認為當務之急是選擇一個合適的皇位繼承人，這關係到自己的權力得失和清王朝的安危。同治帝身後無子嗣，這對她繼續專權極為有利，但也難免出現意外。朝中皆知皇后阿魯特氏此時已懷有身孕，極有可能誕下龍子，繼承皇位。如若真的誕下皇子，阿魯特氏將順理成章升為皇太后，到時慈禧就變得無足輕重了。所以，慈禧必須儘快確立繼承者，並處置皇后阿魯特氏。

  奉兩宮懿旨，醇親王之子載湉——既是同治帝的堂弟，又是同治帝的姨表弟——入嗣文宗咸豐皇帝，尊諡同治帝為穆宗，封皇后阿魯特氏為嘉順皇后，改元光緒。

  醇親王在兒子深更半夜被抬進皇宮之後，因為擔驚受怕，觸發舊疾，幾乎失去了自主行走的能力。而福晉，即載湉的生身母親、慈禧太后的妹妹聞訊後更是悲痛欲絕，長久地抱著兒子默默垂淚。醇親王為了避嫌，也為了表達心意，向慈禧請辭去一切職務。

  光緒帝入宮時年僅四歲，他瘦弱多病，經常感冒、腹痛頭疼。他說話結結巴巴，且膽小怕聲，遇到雨天打雷常嚇得大喊大叫。這樣一個性情敏感、體弱多病的小皇帝，需要的是母親的體貼關愛及父親的呵護支持，然而在宮中，他可依靠的只有他的姨媽慈禧，慈禧被尊為 「親爸爸」。在此情況下，諸王大臣違心逢迎奏請兩宮太后重行聽政。於是，慈禧順理成章地開始了第二次垂簾聽政。

  在竭力把載湉推上皇位後，慈禧還需要儘快解決另一個 「麻煩」。對於同治帝之死，慈禧將責任推到了皇后阿魯特氏頭上。阿魯特氏在同治帝死後，大慟大悲，不思飲食，本欲吞金自殺，但獲救得生。她的父親崇綺將此事奏告慈禧，希望得到垂憐，誰知慈禧只簡單地回復了一句：「可隨大行皇帝去罷！」崇綺無奈將此話轉告女兒阿魯特氏。皇后心想，慈禧太后不為同治帝立嗣，也不待她生下孩子再行定奪，卻匆匆讓載湉繼承了皇位，擺明了不給自己留活路。孤苦無依的她只有一條路可走——隨大行皇帝而去。於是，這個用最高禮儀迎進皇宮的皇后僅僅享受了一年多的皇家恩寵就自盡了。事後朝廷發布消息稱，「嘉順皇后於同治十一年作配大行皇帝正位中宮，淑慎柔嘉，壺范足式，侍奉兩宮皇太后承顏順志，孝敬無違。上年十二月痛經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毀傷過甚，遂抱沉疴，於本日 （按：光緒元年二月二十日）寅刻崩逝」。同治朝就這樣在一片陰雲淒涼中結束了。

  (1) 瑞常 （？—1872）：字芝生，蒙古鑲紅旗人，晚清大臣，歷任光祿寺卿、內閣學士、兵部侍郎兼鑲紅旗漢軍副都統、文淵閣大學士等職。

  (2) 朱鳳標 （1800—1873）：字桐軒，浙江蕭山城東朱家壇村人，晚清大臣；廉政嚴己，通曉治安、軍務，擅長築城建台。

  (3) 桑春榮 （1802—1882）：字柏儕，山陰 （今浙江紹興）桑瀆村人，晚清大臣，擔任刑部尚書十多年，任內曾主審 「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平反大獄，執法公正。

  (4) 殷兆鏞 （1806—1883）：字補金，江蘇吳江人 （今蘇州市吳江區），晚清大臣，歷任禮、戶、吏諸部侍郎，性耿直，關心民間疾苦。

  (5) 崇綺 （1829—1900）：字文山，原隸蒙古正藍旗，後升為滿洲鑲黃旗，大學士、軍機大臣賽尚阿之子，鄭親王端華的女婿，清代唯一一位旗人狀元，妹妹和女兒均為同治帝后妃。光緒年間歷任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八國聯軍入京時，隨榮祿逃至保定，後自縊而死。

  (6) 奕劻 （1838—1917）：滿洲鑲藍旗人，乾隆帝曾孫，晚清宗室重臣，清朝最後一位「鐵帽子王」，首任內閣總理大臣。同治時加郡王銜，任御前大臣。

  (7) 靈桂 （1815—1885）：字薌生，滿洲正藍旗人，恭親王常寧七世孫，清朝宗室。同治年間，兼理部務、旗務，歷任實錄館總裁、玉牒館副總裁、正藍旗蒙古都統、都察院左都御史、禮部尚書、理藩院尚書，工、刑部尚書。

  (8) 載澄 （1858—1885）：滿族鑲藍旗人，恭親王奕訢長子，人稱 「澄貝勒」，受封為郡王銜貝勒，曾任內大臣和正紅旗蒙古都統。

  (9) 伯彥訥謨祜：清代蒙古王公，僧格林沁長子。歷任御前大臣、軍機大臣、領侍衛內大臣、九門提督、崇文門監督等要職。

  (10) 沈桂芬 （1818—1880）：字經笙，順天宛平 （今屬北京市豐臺區）人，晚清洋務運動主要負責人之一，歷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山西巡撫、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兵部尚書等職。

  (11) 溥倫 （1874—1927）：字彝庵，滿洲鑲紅旗人，乾隆帝五世孫，過繼給道光帝長子奕緯為嗣孫，襲封 「貝子」爵位，時稱 「倫貝子」。宣統年間皇族內閣重要成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