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最近之文化

  最近之文化，當以學校教育為主。清自同、光以來，既由科舉而漸傾向於學校，至光緒三十年，詔廢科舉，民志益定。十餘年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雖對於教育，有提倡與摧殘之二方面，而社會之心理，殆皆公認學校為民族文化之一大事，雖有私塾與其他講學之團體，其盛衰固懸別也。民國初年，迭制教育統計，觀其數字，固可以見其進步之梗概。

  全國學校概況表（教育部總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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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新教育》雜誌調查表觀之，尤可以見各地文化之優劣焉。

  清季教育，多取法於日本。張之洞所定學堂章程，最注重於讀經，以其為中國文化之根本也。民國以來之教育，多取法於歐、美，而中小學校之讀經，首先廢止，高等大學之經學科目，亦以次改革。急進之士，尤以反對孔子之學說、提倡後進、改造解放之聲，震於一時。於是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以排斥舊道德、改革舊文學、創造新民族、建設新國家為目的。其他之主張革新而較為平和者，則以提倡職業教育，施行選科制度，採取歐、美最新之教學法，如設計教學及道爾敦制等，今方日進而未有艾焉。

  新文化之運動，始於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之歷史，亦吾書所不可不述也。《時事新報》載《北京大學之成立及其沿革》甚詳，茲節其要於下：

  《時事新報》，與中國資產階級右翼黨團關係密切的私營報紙。前身為1907年12 月5日在上海創刊的《時事報》和1908年2月29日創刊的《輿論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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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教育》第五卷第四期全國各等學校學生數表（民國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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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二十二年，侍郎李端棻疏請立大學於京師。二十四年，始由軍機處及總理衙門擬具《大學章程》八十餘條，呈請開辦。命孫家鼐為管學大臣，即景山下馬神廟四公主府為大學基址，置仕學院，令進士、舉人出身各京曹入院學習。庚子拳匪作，生徒四散，校舍封閉，大學停辦者二年。二十七年，張百熙被命為管學大臣，延吳汝綸為總教習。汝綸病卒，副總教習張鶴齡繼主教務。二十八年七月，奏定大學堂章程。十一月，開學招生，甄拔各省績學之士，風氣驟變。二十九年，張之洞奏上學堂章程，以總理學務大臣統轄全國學務，別設大學總監督。三十年正月，改刊管學大臣印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印，至是大學始成獨立機關。三十三年，劉廷琛為總監督，宣統元年十一月，始籌辦分科，設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各科俱以預科及譯學館畢業學生升入。武昌起義，各科學生多有散歸者。民國成立，改稱北京大學校，總監督改稱校長。嚴復任校長時，學生增至818人。至三年，胡仁源署校長，全校學生增至942人。四年，增至1333人。五年，增至1503人。六年，胡仁源辭職，赴美調查工業。蔡元培任大學校長，整頓校規，祛除弊習，停辦工、農各科，專辦文、理、法三科。至六年暑假，全校學生增至2000人，校中又創設各會，如進德會、哲學會、理科化學演講會、雄辯會、音樂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體育會、技擊會、靜坐會、成美學會及閱書報社、學生儲蓄銀行、消費公社等。

  北京大學之倡新文化，當民國七八年間，其時歐戰既平，巴黎和議將以青島付之日本，北京學生憤之，乃於八年五月四日，大舉示威運動，以驅除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為幟，迭經軍警干涉，而學生之氣不稍挫。於是五四運動之名詞，赫然為教育界之一大事。

  《東方雜誌·中國大事記》：「八年五月四日，北京中學以上各校生，因巴黎和會議定將青島讓與日本，非常憤激，於本日聚集數千人，排隊出行，為一種示威運動。並四處分送傳單，手白布旗，書力爭山東問題、排除賣國漢奸及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先至東交民巷各國公使署，遞意見書。途經曹汝霖住宅，群擁入質問，適回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曹宅，被眾攢毆，受傷甚重。尋曹宅火發，學生整隊散去，警察及步軍游擊隊捕去學生數十人，未幾即經保釋。事後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及教育總長傅增湘等，均呈請辭職，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亦辭職出京。」

  後以政府財政困難，恆欠學校經費，國立諸校常感恐慌，而所倡之新文化，恆受社會之反對，其焰稍稍衰焉。

  吾國教育之不能普及，原因孔多，論者謂文字之艱深亦其一因，遂有改造漢字之議，倡始於王照之官話字母及勞乃宣之簡字。

  《統一國語問題》（陳懋治）：「五十年來國語問題及其改進之歷史，分為四期：第一期，用羅馬字母拼音代漢字。此期起源遠在明季，其時基督舊教始來我國，歐西人士入我內地者，輒用羅馬寫其地之方音，以便學習華語。有清一代，新舊兩教教徒來者益多，於是此羅馬字拼中國音之法，傳播益廣。此類之書，今教會中新舊都有出售。」「第二期，白話書報初起，各地拼音文字之發生。此期大略在前清光緒甲午年以後，教育普及之說，萌芽是時，故白話書報往往出版於各大都會，而浙江之《杭州白話報》、北京之《京話日報》，其最著者也。又因基督教所設學校，其教科書頗用白話，於是亦有仿為之者，是即今日學校用語體文之濫觴矣。至各地之造拼音文字者，首有廣東王炳耀氏，嗣有福建蔡毅若氏，而推行最廣者，為直隸王照氏之官話字母。因官廳之提倡，北京、天津，東三省、山西傳習者甚眾，其後浙江勞乃宣氏，用王氏字母，改名簡字，奏設學堂於江寧，大江南北習之者亦不少。」

  民國二年，教育部召集讀音統一會，制定注音字母，至七年公布。

  《統一國語問題》：「民國元年十二月，教育部頒布讀音統一會章程。二年二月十五日開會，三閱月而會畢，制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審定字音六千五百餘。」「會員七十九人，會議選用字母時，頗多爭執。結果，議決用固有之漢字，擇筆畫最簡單者，取其雙聲以為聲母，取其疊韻以為韻母，其寫法，則凡與楷書易混者，皆改用篆體。」「民國七年十一月，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

  於是小學校之讀本，改國文為國語，師範學校亦以國語與國文並教。然其始冀以省筆之字母，代繁筆之漢文者，後則變為以俚俗之方言，代通行之文句。而讀音雖號統一，又有京音及國音之別，各成風氣，不相為謀，統一之期，蓋有待也。與改造漢字並時而興者，有中國打字機，而其原，則本於漢字之不可廢。

  《創製中國打字機圖說》（王汝鼎）：「日本山本憲氏，著有《息邪》一篇，篇中以中文與西文相較，其便與利之點，悉屬中文；而不便與不利者，都系西文。因知中文為現今世界最完善之一種文字，西文之勃興，徒以隨其國勢而然耳。故其斷案曰：中國文字，不獨現今流行於東亞各國，他日必遍布於宇內。倡漢文廢止論者，妄也；倡漢文節減論者，亦妄也。」

  初，美、日兩國均思創造中文打字機，均未完善。有無錫周厚坤者，創造一機，能配置中文六千字。

  《創製中國打字機圖說》：「一美國教士之寓北京者曰翕腓而特，於1899年，創一打字機，形為一直徑四尺之大平圓板，上置四千整形之中國字模印，附以其他成印之機件，惜尚未完全製成。」「又有一日本工程師，其機方在實驗中。」「周君厚坤，1910年，留學美國意里那大學，習鐵路工程科。明年，轉學于波士頓麻省理工大學，改習機械、造船兩科。1914年同時畢業，得機械、造船兩學士位。1912年，創造中國打字機。」「其機內部有同式之圓筒四，每筒直徑三英寸，長十英寸。於其周圍，約可配一千五百字，字之大小，為一英方寸四分之一。四筒共可配置六千字，此數可隨意增減。一十字機架，支於兩端之機幹上，負此四筒，如太陽之環以行星焉。」

  周仍思實驗而再求改良，此可以見漢字之不適於用之說，未可盡信也。

  歐戰以後，世界思潮，回皇無主，吾國學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慊於中國舊有之思想制度，亦復不滿於近世歐、美各國之思想制度。故極端之改革派，往往與俄國之過激主義相近，次則誦述吾國之老、莊、鮑生之說，期反於原人社會，而抉破近世之桎梏，是亦時勢使然也。然因此現象，復生二種思潮：一則欲輸入歐、美之真文化，一則欲昌明吾國之真文化，又以歐、美人之自訟其短，有取法於吾國先哲之思。

  《申報·德國通信》：「德國近半世紀以來，因物質文明發達之故，一般人多趨重物質主義，而喪失精神生活。一部分有思想之青年，遂相約逃出物質，反於自然。於是所謂游鳥及自由德意志青年等等團體發生。此等團員，大率衣履務尚儉樸，行動極求自由，其出版物中，曾有一文曰《莊子解說中之道教》，文中極推崇老子，並謂老子堪作彼輩唯一無二之大師雲。現在德國智識階級中，幾無一人不知老子。除老派外，又有所謂孔派，凡屬國際青年團之人，幾無一人不知孔子。該團每次開會，往往先讀《論語》一節，頗似耶穌教徒之念《聖經》。至於演說，更屢次提及孔子，對於孔子文化所陶養之中國人，尤引為唯一無二之良友。」

  而吾國人以昌明東方文化為吾人之大任之念，乃油然以生。

  《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篇》（陳嘉異）：「東方文化一語，其內涵之意義，決非僅如所謂國故之陳腐乾枯。精密言之，實含有中國民族之精神或中國民族再興之新生命之義蘊。所謂吾人之大任一語，乃對吾民族而言，非對一二先哲為言；抑非僅對吾民族而言，實對世界人類而言。以故吾人今日所以振興東方文化之道，不在存古，乃在存中國。抑且進而存人類所以立於天壤之真面目，亦尚非保存國粹之說所得而自閾者也。」

  又進而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啓超）：「吾儕確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有其精神生活；但吾儕又確信人類精神生活，不能離卻物質生活而獨自存在。吾儕又確信人類之物質生活，應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發展為限度，太豐妨焉，太觳妨焉，應使人人皆為不豐不觳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吾儕認儒家解答本問題，正以此為根本精神，於人生最為合理。」「吾儕今所欲討論者，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態之下，如何而能應用儒家之均安主義，使人人能在當時此地之環境中，得不豐不觳的物質生活實現而普及。換言之，則如何而能使吾中國人免蹈近百餘年來歐美生計組織之覆轍，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儕對於本國乃至對於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

  《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的代表作。梁啓超（1873～1929）著。

  其思想之衝突而相成，實一最奇幻之事也。

  文化非一端可罄，學術亦非一事可概。近人提倡孔、老哲學者，既由舊理想一變而為新理想，而研究考據之學者，又因交通之關係、物質之發展，亦陰受其賜，而有與世界各國學者共同研究之風。如殷虛之古甲骨，如漢、晉之木簡，如敦煌石室之古寫本，既自清季發見，而中外學者聞聲相應，研尋考索所得，於古史事大有發明。故論者謂今日專門舊學之進步，實與群眾普通舊學之退步為正比例，是亦一奇幻之事也。

  《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 （抗父氏）：「（一）殷商文字。光緒戊戌、己亥間，河南安陽縣西北洹水崖岸為水所齧，土人得龜甲牛骨，上有古文字。估客攜至京，為福山王懿榮所得。庚子秋，王殉難，所藏悉歸丹徒劉鐵雲鶚。而洹水之虛，土人於農隙掘地，歲皆有得，亦歸劉氏。光、宣間所出，則大半歸於上虞羅叔言振玉。王氏所藏凡千餘片，劉氏藏三千餘片，羅氏藏二三萬片。其餘散在諸家者，當以萬計。而駐彰德之某國牧師 ，所藏亦近萬片。其拓墨影印成書者，有劉氏之《鐵雲藏龜》十冊，羅氏之《殷虛書契》前編八卷後編二卷、《殷虛書契菁華》一卷、《鐵雲藏龜之餘》一卷。後英人哈同復得劉氏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印行《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甲骨所刻，皆殷王室所卜祭祀伐征行幸田獵之事，其文字較比彝器尤古，且所裨益於文字學者尤大。（二）漢晉木簡。實英印度政府官吏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A.Stein。）之所發掘。博士於光緒壬寅、癸卯間，曾游我國新疆天山南路，於和闐之南發掘古寺廢址，得唐以前遺物甚夥。復於尼雅河之下流，獲魏、晉間人所書木簡四十枚。博士所著《于闐之故跡》（Ancient Khotan）中，曾揭其影本，法國沙畹教授（Ed.Chavannes）為之箋釋。又於丁未、戊申間，復游新疆全土及甘肅西部，於敦煌西北長城遺址，發掘兩漢人所書木簡，約近千枚。復於尼雅河下流故址，得後漢人所書木簡十餘枚。於羅布淖爾東北海頭故城，得魏、晉間木簡百餘枚，皆當時公牘文字及屯戍簿籍。其後日本大谷伯爵光瑞前後所派遣之西域探險隊，僅於吐魯番近側，得魏、晉間木簡三四枚而已。斯氏戊申年所得之木簡，沙畹教授復為之考釋，影印成書。羅君復與海寧王靜安氏國維重加考訂，於甲寅之春，印以行世，為《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二卷。（三）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寫書。石室之開，蓋在光緒己亥、庚子之際，然至光緒季年尚未大顯。至戊申歲，斯坦因博士與法國伯希和（P.Pelliot）先後至此，得六朝及隋、唐人所寫卷子本書各數千卷，及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鶻諸古國文字無算，始為我國人所知。其留在石室者，尚近萬卷。後取歸學部所立之京師圖書館。前後復經盜竊，散歸私家者，亦數千卷。其中佛典居百之九，其四部書為我國宋以後所久佚者：經部則有未經天寶改字之古文《尚書》孔氏傳及陸氏《尚書釋文》、麋信《春秋穀梁傳解釋》、鄭氏《論語注》、陸法言《切韻》；史部則有孔衍《春秋後語》，唐時西州、沙州諸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子部則有《老子化胡經》、《摩尼教經》、《景教經》；集部則有《玄謠集》、《雜曲子》及唐人通俗詩、小說各若干種而已。逸四部書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經論，尚不在此數，皆宋、元以後所未見也。羅氏就伯氏所寄之影本，寫為《敦煌石室遺書》，排印行世。越一年，複印行其影本，為《石室秘寶》十五種。又十一年，癸丑，復刊行《鳴沙石室逸書》十八種。又五年戊午，刊行《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及《鳴沙石室佚書續編》四種。又四年，辛酉，伯氏復以陸法言《切韻》三種影本寄羅君，石印以行世。」

  《鐵雲藏龜》，第一部甲骨文著錄書。清末學者劉鶚（1857～1909）著。

  《殷虛書契》，殷墟甲骨著錄，是最重要的甲骨集之一。近代語言文字學家羅振玉編。

  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法國漢學家、敦煌學家。歐洲權威東方學刊物《通報》主編之一。精研中國歷史，譯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撰》、《西突厥史料》等，與伯希和合撰《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流沙墜簡》，近代學者王國維、羅振玉合著的考古學著作，也是近代最早研究簡牘的著作。

  又自民國初年農商部設立地質調查所，集中外地質學者，調查吾國之地史。而吾國未有史籍以前之器物，古始以來地層構造變化之狀，亦漸可說明其系統，而治斯學者，且出所得與萬國地質學者聚會而討論焉。是亦前此講學者之所未見，而實有所不迨者也。

  自清嘉慶中，英人瑪禮遜來華傳教，為耶穌教 傳入中國之嚆矢。

  《歐美人於中國之文化事業》（日本山口升）：「對於支那人最初宣傳新教之教義者，有英國浸禮教會之瑪爾斯門（Joshua Marshman）氏。其人生於澳門，為一美人之助手，嘗費十六年之功，以漢文譯《新約聖經》。然通常之說，則以1807年9月1日到廣東之倫敦會之瑪禮遜（Robert Morisson）氏（1782～1834），為對支那宣傳新教之嚆矢。」

  至道光中，五口通商，教士之來華者漸多，設立醫院及學校，從事布教事業，其勢漸軼於舊日天主教士之上。

  《歐美人於中國之文化事業》：「1843年，開第一回宣教師大會於香港，出席宣教師之數，僅15人。經二十年，至1865年，組織支那內地會，益進而宣傳於內地。其時宣教師之數，達112名，教會正會員 至3132名。1890年，開第三回宣教師大會於上海，其時宣教師之數，達1296名，教會正會員共37287名。」

  庚子義和團起，教會之進行雖似少挫。然辛丑議和之後，國人懲於前事，無敢非議耶教，甚且以入教求學，得受歐、美之文化為榮。而教會之勢，乃炎炎日上。

  《歐美人於中國之文化事業》：「團匪事變，聯軍占領北京，兩宮蒙塵。處排外官吏以嚴罰，償以巨額之賠款，使支那人感覺吸收泰西新文化之必要，大促識者之覺醒。從來向低級之支那人試行布教之宣教師，於茲一變方針，乃為滿足此等支那人之希望，爰以各教會之合同及各科學會之力，著手於支那之高等教育。1907年，於上海開新教百年紀念。據其報告，1905年，宣教師有3445人，教會正會員有178254人。」

  民國成立以來，教會之學者，漸進而居於政治教育之要地，其勢益盛。據1918年之調查，其進步之速率及事業之廣被，至可驚詫。

  《歐美人於中國之文化事業》：「1918年之新教大勢如下：（一）布教關係。計外國宣教師5961人，華人宣教師23345人。外人駐在地944處，教會正會員312970人，信徒654658人。日曜學校4 301所，日曜學生210397人，華人捐款846787元。（二）學校關係。計大學校18所，大學學生772人；中學校228所，中學學生11 892人；初等小學校5329所，初等小學生138943人；高等小學校573所，高等小學生20832人。師範學校119所，師範學生3125人；神學校30所，神學生610人；實業學校32所，實業學生1375人；幼稚園755所，幼稚園生3497人；孤兒院38所，孤兒院生1 158人。外國男教師405人，外國女教師592人；中國男教師7635人，中國女教師2998人。（三）醫療關係。計外國男醫士270人，外國女醫士81人，外國看護婦162人，病院320所，註冊診病者3 285067人。醫學校21所，醫學生男389人，女63人，華人捐款860 286元。」

  民國十一年，各地學生有非宗教同盟之舉。

  《東方雜誌·時事日誌》：「民國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定於本年四月一日在北京清華學校開第一次大會，同時上海方面，發生非宗教學生同盟大運動，發表宣言，通電全國學生。」

  而論者謂信仰基督教，視信仰近日各地新興之社院等，猶為彼善於此。

  《評非宗教同盟》（梁啓超）：「現在瀰漫中國的下等宗教，什麼同善社、悟善社、五教道院等，其實狠猖獗。其勢力大於基督教不知幾十倍，其毒害是經過各個家庭，侵蝕到全國兒童的神聖情感。我們全國多數人在此等信仰狀態之下，實在沒有顏面和基督教徒爭是非。」

  蓋國事不寧，社會紊亂，國外之宗教，既挾其國力與其文化，乘我之隙而得我之民心。而迷信中國舊日之神教者，亦竊其法，欲假宗教之力，以弭人心之不安，是皆時勢之所造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