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蒙古之文化

  遼、夏及金，以殊族而同化於漢族，固不能出中國之範圍也。至於蒙古，則不然。成吉思汗之興，先用兵於西北，至於太宗、憲宗之世，其疆域已據有今之內外蒙古、天山南北路、中國之西北部、阿富汗、波斯之北部、俄羅斯之南部，而分為四大汗國 。至世祖時，始滅宋而全有華夏。故蒙古所吸收之文化，蓋兼中國、印度、大食及歐洲四種性質，未可專屬於中國之系統。是亦吾國歷史上特殊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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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之興，初無文字，太祖之滅乃蠻，始用畏兀字教授子弟，並以記言。

  《元史·塔塔統阿傳》：「塔塔統阿，畏兀人也。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乃蠻太陽可汗尊之為傅，掌其金印及錢穀。太祖西征，乃蠻國亡，塔塔統阿懷印逃去，俄就擒。帝詰之曰：『太陽人民疆土悉歸於我矣，汝負印何之？』對曰：『臣職也，將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問：『是印何用？』對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為信驗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國文字乎？』塔塔統阿悉以所蘊對，稱旨，遂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

  畏兀即回紇，其文字之起源不可考。

  《元史譯文證補》（洪鈞）：「元之畏吾兒，為回紇衰後分國。」「回紇文字，至今猶存，所謂托忒字體是也，與西里亞文字相仿。故泰西人謂唐時天主教人自西里亞東來傳教，唐人稱為景教，陝西之《景教碑》，碑旁字兩行，即西里亞字，此其確證。回紇之有文字，實由天主教人授以西里亞文字之故，此一說也。回紇人自元以後，大率盡入天方教，而天方文字，本於西里亞，故信教之回人，謂蒙古文字出於回紇，回紇文出於天方，以歸功於穆罕默德。此又一說也。」

  洪鈞（1839～1893）清末外交家。字陶士，號文卿。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參考西方有關資料證補《元史》，撰成《元史譯文證補》。開中國史學界利用外國資料研究元史的先例。

  當南宋時，中亞各國，多奉回教，其文字通行於西域，故蒙古襲用之。至世祖時，始命八思巴作蒙古新字。

  《元史·釋老傳》：「帝師八思巴者，吐蕃薩斯嘉人。相傳自其祖多爾濟，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大義，國人號聖童。……年十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製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兒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浸興，而字書有闕，於制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

  據至元詔書，則蒙古字未興之先，已以漢楷與畏吾兒字並用。蒙古字既頒之後，各國之字，仍副之而行，則蒙古末代宋之時，固亦通用漢文。然蒙古新字，實原本西蕃之字，應屬梵文一支系，非若遼、金、夏之文字，仍本於漢文也。

  《廿二史劄記》（趙翼）有「元諸帝多不習漢文」一條稱：「《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蠻言，國史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先以畏吾字翻譯進讀，再付纂定。元貞二年，兀都帶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是皆以國書進呈也。其散見於他傳者：世祖問徐世隆以堯、舜、禹、湯為君之道，世隆取《書》傳以對。帝喜曰：『汝為朕直解進讀。』書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曹元用奉旨譯唐《貞觀政要》為國語。元明善奉武宗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於政事者，乃舉文升同譯。每進一篇，帝必稱善。虞集在經筵，取經史中有益於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譯潤之際，務為明白，數日乃成一篇。馬祖常亦譯《皇圖大訓》以進 ，是凡進呈文字，必皆譯以國書，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按歷代北方種族入居中夏，多通漢文，惟元不然，是一異點。）

  蒙古部族複雜，又以兵力戡定西北各地，所撫馭之部族益多。故在元世，有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別。《輟耕錄》稱元代蒙古有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漢人八種。據近人所考定，則蒙古支派，有蒙古及黑塔塔兒、白塔塔兒、野塔塔兒四大系。柯劭忞《新元史·氏族表上》：

  柯劭忞（1850～1933），近代歷史學家。字鳳蓀、鳳笙，號蓼園。著有《新元史》、《譯史補》、《文選補著》、《說經札記》、《蓼園文集》等。

  蒙古民族，凡阿蘭豁阿夢與神遇，生三子之後，為尼而倫派，曰哈特斤氏、薩而助特氏、泰亦兀赤氏、哀而狄于氏、西族特氏、起訥氏、奴牙特氏、兀魯特氏、忙兀特氏、巴鄰氏、蘇哈奴特氏、貝魯刺思氏、黑特而斤氏、札只刺忒氏、都黑拉特氏、貝亦速特氏、蘇嘎特氏、烏而訥兀特氏、亨力希牙特氏。其餘為都而魯斤派，亦稱塔立斤派，曰都而斤氏、烏梁黑特氏、鴻火拉特氏、亦乞列思氏、呼慎氏，蘇而徒思氏、伊而都而斤氏、巴牙烏特氏、斤特吉氏，皆為黑塔塔兒。非蒙古人而歸於蒙古者，曰札剌兒氏、蘇畏亦忒氏、塔塔兒氏、蔑兒乞氏、郭而路烏忒氏、衛拉特氏、貝格林氏、布而古忒氏、忽里氏、土斡剌斯氏、禿馬特氏、布而嘎勒氏、格而謨勒氏、忽而罕氏、賽哈亦忒氏，皆為白塔塔兒。曰烏拉特氏、帖楞格特氏、客斯的迷氏、林木中烏梁黑氏，皆為野塔塔兒。蓋拉施特所述蒙古支派如此，今列而序之，參以《秘史》，證其差別，為蒙古氏族表。至色目氏族，則以見於史傳者為據。陶宗儀所稱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舛訛重複，不為典要，故弗取焉。（拉施特Fadl Allah Qashid Eddin，波斯人，其書以波斯文製成，名Djami Ut Tewarikh，譯言《世界史》。）

  色目人凡二十三族，

  《新元史·氏族表》：「色目人曰畏吾氏、唐兀氏、康里氏、乃蠻氏、雍古氏、欽察氏、伯牙吾氏、阿速氏、乞失迷兒氏、賽夷氏、烏思藏掇族氏、回回氏、于闐氏、阿里馬氏、昔里馬氏、古速魯氏、也里可溫氏、木速蠻氏、哈剌魯氏、答失蠻哈喇魯氏、今魯氏、阿魯渾氏、尼波羅氏。見於史傳者，凡二十有三族。」

  外此則漢人中，尚有契丹、高麗、女真、渤海等族，

  《輟耕錄》（陶宗儀）：「漢人八種：契丹、高麗、女真、竹因歹、術里闊歹、竹溫、竹亦歹、渤海。」

  以與宋之南人混合。故蒙古入中國，實為異族與漢族大混合之時期。當時女真之人多改漢姓。

  《輟耕錄》：「金人姓氏，完顏，漢姓曰王，烏古論曰商，乞石烈曰高，徒單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顏曰朱，蒲察曰李，顏盞曰張，溫迪罕曰溫，石抹曰蕭，奧屯曰曹，孛術魯曰魯，移剌曰劉，翰勒曰石，納剌曰康，夾谷曰仝，裴滿曰麻，尼忙古曰魚，斡准曰趙，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溫敦曰空，吾魯曰惠，抹顏曰孟，都烈曰強，散答曰駱，阿不哈曰田，烏林答曰蔡，仆散曰林，術虎曰董，古里甲曰汪。」

  《輟耕錄》，又名《南村輟耕錄》。元代史學家、文學家陶宗儀（1329～約1412）所著的歷史筆記。

  蒙古、色目人與漢族又互相仿效，更易名姓，氏族淆惑，乃不可辨。

  《陔餘叢考》（趙翼）：「元時蒙古、色目人有同漢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以祖父家於潁州，遂姓李，字庭瑞。丁鶴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職馬祿丁為武昌達魯花赤，遂以丁為姓，而名鶴年。又有內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賀勝，鄠縣人，字伯顏。楊朵耳只及來阿八赤，皆寧夏人；劉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褚不華，本隰州人；昂吉兒，本張掖人；朵兒赤，本寧州人；楊傑只哥，本寶坻人；李忽蘭吉，本隴西人；抄兒，本汴梁陽武人。謝仲溫，本豐州人，而其孫名孛完；綦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事俱見《元史》，亦一時風尚也。」

  又其時蒙古、色目人皆散處各地，且有與內地人聯姻者，血統之雜，益可見矣。

  《陔餘叢考》：「元時，蒙古、色目人聽就便散居內地。如貫雲石，乃功臣阿里海牙之孫，而居江南；葛邏祿乃顏，隨其兄宦遊，而居浙之鄞縣；薩都刺，本答失乃蠻氏，而為雁門人；泰不華，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其父始居廬州；肖乃台，本禿伯怯烈氏，而家東平；忽都鐵木祿，本赤合魯氏，而家南陽；徹里，本燕只吉台氏，以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鐵連，本乃蠻人，而皆居絳州；孟防，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紇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伯顏師聖，本哈刺魯氏，而居濮陽；石抹宜孫，以其父鎮台州，遂家於台明；史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趙榮，其先本西域人，元時入中國，家閩縣，遂為閩人，如此類者甚多。顧嗣立《元詩選》所謂元時漠北諸部仕於朝者，多散處內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從官南方者多不歸，遣使盡徙北還，可見自元初，色目人已多散處他邑。不寧惟是，更有與內地人聯姻者：如伯顏不花之母鮮于氏，乃鮮于樞之女 ；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侄女 。《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部人聯姻，乃詔互遷其久任者。」

  蒙古之興，僅奉初民所迷信之神教，其後軍鋒所及，蹂躪回、耶各教教堂教士，恆極殘虐。

  《元史譯文證補》：「太祖攻圍布哈爾城，城中伊瑪姆 暨文士等出降。帝入城，見教堂，疑是王宮，駐馬問。民以教堂對，帝下馬入堂，諭馬飢，速飼馬，因取經箱為馬槽，令教士守馬，又以酒囊置堂中 ，傳集謳者歌舞。蒙兀兵亦歌呼為樂。」

  《拔都傳》：「破物拉的迷爾城，二守王戰沒，嬪御官紳皆入禮拜堂拒守。焚以火，薰灼盡死。」

  物拉的迷爾，今譯弗拉基米爾，俄羅斯古城。

  然轄地既廣，宗教各別，勢亦不能取而一之，故各教之民，咸仍其舊。而蒙古之人，反多同化於他族。

  《元史譯文證補·伯勒克傳》：「伯勒克信天方教，常集教士於鄂爾多，講論教律教理。太祖後裔入天方教者，自伯勒克始。」「埃及王比拔而斯與旭烈兀有兵怨，知伯勒克同教，思引為援，發使贈以哈里發家乘。」「當埃及使人北行時，伯勒克使亦至埃及，貽書謂我兄弟四人皆入教，願合約以攻旭烈兀。比拔而斯優禮款接，復書致幣，並《可蘭經》、纏頭布一方，由麥喀禮拜堂中取至。以伯勒克不能親往禮拜，故遣人代行，得此以贈。」

  伯勒克，成吉思汗長子朮赤的第三子。亦作別兒哥。1257～1266年，曾任欽察汗國的汗王。信伊斯蘭教。

  比拔而斯，今譯拜伯爾斯（Baybars，約1223～1277）。埃及馬穆魯克王朝第四任蘇丹，軍事家、政治家。

  旭烈兀（Hulagu 或Hulegu，1217～1265），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第五子。伊利汗國的建立者。

  《馬哥孛羅遊記》：「撒馬爾罕，大城也。居民耶、回雜處，其王即大可汗之侄。據土人言，當年城中有一異事：數年前，國王曰察哈台，蒙古大可汗之胞弟也。王改奉基督教，教徒勢力倍增，時教徒欲建一寺，供奉施洗約翰。寺之頂為圓形，中支一柱，柱下盤石，系教徒請於王，得之於某回教寺中。時回人以王右耶而左回，不敢與爭。察哈台死，繼其位者，不直耶教徒，回人因得稱於王，索還奠柱之石，耶教徒許酬以金，回教徒不允。耶教徒無術，哭訴於施洗約翰之靈，至約定移石之日，柱忽自起，離石可三掌。石移去後，柱仍懸立空際，至今尚然。」

  至其撫有中國，亦各教並立，有木速兒蠻、答失蠻、也里可溫、斡脫、和尚、先生等名。據《元史譯文證補》，木速兒蠻即天方教，答失蠻亦木速兒蠻教中別派，也里可溫為天主教 ，斡脫即猶太教，和尚、先生，則釋、道兩教也。（《元史譯文證補》有元世各教名，考甚詳。）

  元之崇奉佛教，自帝師八思巴始。

  《元史紀事本末》（陳邦瞻）：「世祖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至元十六年，八思巴死，詔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其弟亦憐真嗣，凡六歲，至是死，復以答爾麻八剌乞列嗣位。自是每帝師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為嗣，終元世無改。」

  其徒所奉之教，即西藏之喇嘛教，

  《聖武記》（魏源）：「西藏古吐蕃，元明為烏斯藏，在五天竺之東，非古佛國也。而距天竺較近，故經教至多，持陀羅尼尤驗。多僧，無城郭。僧居土台者，皆持戒律；不持戒者，居土台外。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番贊普，好佛，立寺廟，西藏始通於中國。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為帝師大寶法王，以領其地。後嗣世襲其號，而西藏始為釋教宗主。」

  與漢、魏以來中土佛教迥異。元之諸帝崇奉之，徒以害民病國而已。道教雖在唐、宋已盛，而元之派別特多。

  《元史·釋老傳》載：「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太祖稱之曰『神仙』。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日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召之，待以客禮，子孫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篆。」「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其教以苦節危行為要，五傳而至酈希誠，居燕城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教事。」「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篆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

  據《元史·百官志》，宣政院專掌釋教僧徒。

  《元史·百官志》：「宣政院秩從一品，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其用人則自為選，其為選則軍民通攝，僧俗並用。」

  而《武宗紀》載：「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租稅。」則各教之人，皆轄於宣政院矣。

  蒙古風俗之陋，最為漢族所鄙。鄭所南《心史·大義略序》言之歷歷；

  鄭所南（1241～1318），宋末元初愛國詩人、畫家。初名某，字憶翁，宋亡後號所南。著有《鄭所南先生文集》、《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錦錢餘笑》，存世畫作有《國香圖卷》、《竹卷》等。

  《心史·大義略序》：「舊韃靼所居，並無屋宇，氈帳為家，得水草處即住。獸皮為衣，無號令，以合同出入。不識四時節候，以見草青為一年。人問歲數，但以幾度草青為答。自忒沒真驅金酋入南，嘉定癸酉歲，據古幽州為巢穴，即亡金僭稱燕京大興府也。漸學居屋，亦荒陋。逮咸淳間，韃僭取大宋開封府大內式，增大新創，始略華潔。虜民咸可造穹廬，與韃主通語。韃法人凡相見，來不揖，去不辭，卑求尊，跪而語。韃禮止於一跪而已。雙足跪為重，單足跪次之。忽必烈篡江南後，一應漸習，僭行大宋制度，……終非其本心。故辮髮囚首，地坐無別，逆心惡行，滅裂禮法，卒不能改也。……韃人甚耐寒暑、雨雪、饑渴，深雪中可張幕露宿。今皆不懼熱，且慣於乘舟，高山窮谷，馬皆可到。裹糧以肉為[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8943483.jpeg" /]，干貯為備，飢則水和而食。甚漲，飽可一二日。攪馬乳為酒，味腥酸，飲亦醉。群虜會飲，殺牛馬曰『大茶飯』。但飲酒曰『把盞』，雜坐喧溷，上下同食，舉杯互飲，不恥殘穢。飲酒必囚首，氈藉地坐，以小刀刺肉授人，人即開口接食，為相愛。卑者跪受賜，行坐尚右為尊。久不相見，彼此兩手相抱肩背，交頸搖首齧肉，跪膝摩肷，為極殷勤。韃主剃三搭辮髮，頂笠穿靴，衣以出袖海青衣為至禮。其衣於前臂肩間開縫，卻於縫間出內兩手衣裳袖，然後虛出，海青兩袖反雙懸紐背縫間，儼如四臂，諛虜者妄謂郎主為天蓬後身。衣曰海青者，海東青本鳥名，取其鳥飛迅速之義；曰『海青使臣』之義亦然。虜主、虜吏、虜民、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禮節服色一體無別。雲三搭者，環剃去頂上一彎頭髮，留當前發，剪短散垂，卻析兩旁發，垂綰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狼兒』，言左右垂髻，礙於回視，不能狼顧。或合辮為一，直拖垂衣背，男子俱戴耳墜。」

  而《馬哥孛羅遊記》述元代都城之壯麗，則極口稱嘆。

  卷一第五十七章云：「自章哈淖爾（Changanor）向東北行三日至一城，名曰上都 （Xanadu）。此城為今日御極之大可汗忽必烈所造。以雲母大理華貴之石為宮殿，構制宏壯華麗無比。殿中悉施金藻，其宮一面內向，一面向城垣，宮牆周圍十六英里。」

  又卷二第六章云：「大可汗每歲於陽曆十二、正、二等三月，皆居汗巴路大城中。城之位置，在契丹（Cathay）之極東北。城之南，宮殿在焉。宮之制，劃地築垣，圍以巨壕。垣為方形，每面長八英里，於兩端之中辟一門，以便行人出入。垣以內沿牆凡寬一英里之地，皆屬廣場，羽林之軍駐焉。過此又有一垣，垣內之地，縱橫皆六英里，南北兩垣，辟門為三。其中央者稍大，常時關閉，非大可汗出入，不啟也。其兩旁之門，則以通行人焉。通計南北六門、東西二門，每門之內，有武庫一所，各庫所儲武器，各有不同。如韁轡足鐙之類，屬於騎兵者，為一庫；弓矢弦韜之類，屬於弓兵者，又為一庫；甲冑盔鎧又為一庫，余仿此。此城之內，更有一城。牆垣至厚，高二十五尺，雉堞瓮城皆塗白堊。此城方四英里，每面長一英里，共辟六門 。城內亦有八庫，內儲大可汗御用之物。沿城遍栽樹木，間以草地，蓄麋鹿獐麝無數。草場遼廣，有石砌之道，以通往來。道上不染纖塵，中凸，天雨則水自兩旁流下，藉以灌溉草地。大可汗之宮，正建其中。此宮之華麗宏大，實為天下之冠。宮起城北，直達城南，除天井外，余無隙地，其中惟貴官及司宿衛之兵往來而已。宮殿均一屋，無有樓者。然殿頂崇高無比，殿基為石台，高數丈，四圍皆白石之欄。無論何人，非經君問，不得過石欄一步。殿牆繪龍鳳鳥獸，亦有繪兩軍鏖戰狀者，仰牆亦施藻繪金漆。殿之四面，均有石級，自平地直接殿基石台。大殿既深且廣，當大可汗賜宴群臣時，容人至夥。宮之全部，零落星散，故觸眼多勝景。殿頂覆以五彩之瓦，構造極堅，能歷久不壞。窗門之上，嵌以明瓦，通透若琉璃。宮殿之最後，有寶庫，凡珍珠、寶石、金銀及其他貴重之物，皆儲焉。」

  又卷二第七章云：「汗巴路城，建於契丹省內大河之旁，自古稱為雄都。汗巴路（Cambaluc）之義，即皇都也。大可汗於河之對岸，另建新都，名之曰大都。兩都之間，中隔以河。大都為方形，周圍長二十四英里，每面長六英里。城垣以土為之，牆基寬十尺，漸漸向上峻削，至牆頂，僅寬三步而已。城垛皆作白色。城形既方，其街衢均尚直，故人登南城遠望，能見北城之樓。通衢兩旁，商肆林立，各家區地建屋，亦成正方，無參差先後之不齊。每家之長，各得地若干，建屋其中，世世居之。自高處下視全城，極類棋盤。有城門十二，每面三門，四角各有角門，門上建危樓一座，樓中皆儲軍械。每門撥兵一千守之。城之中央，有鐘樓一所。每晚鐘鳴，至第三次，則街上禁止行人。其因延醫或接產婆必須外出者，必須提燈，否則仍以犯夜論罪。城外商店居民更多，市場遠出三四英里以外。以戶口論，城外尚多於城內也。商店居民之外，尚有旅館多處。各路商客，咸有專門旅館，例如回民有回民之旅館，蠻子有蠻子之旅館也。城內外之樂戶，約計有妓二萬五千人，公家設專官取締之。」

  蓋鄭氏所譏者，蒙古草昧之風；而歐人所睹者，元代極盛之世。當時漢族文教制度遠軼韃靼，故深惡其野蠻；歐洲文教制度不及中國，故大驚其宏偉。參兩者而觀之，則蒙古之由遊牧民族，席遼、金及宋之遺產，而成城郭之國之規模，其進步之速亦可稱矣。

  元代統馭東亞，鞭笞萬里，典章製作，必有遠軼前代者。顧其傳世諸書，若《元秘史》、《聖武親征錄》等，皆只述戰勝攻取之事。

  《成吉思汗實錄序論》（那珂通世）：「忙豁侖《紐察脫卜赤顏》，元太祖時撰。《續集》，太宗十二年撰。」「《元朝秘史》十卷、《續集》二卷，明洪武十五年譯。」「《元朝秘史》十五卷，《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所收，錢大昕抄出本，張穆連筠簃刻本，李文田注刻本。」又「修正《紐察脫卜赤顏》 ，《聖武開天記》 ，《聖武親征記》 ，《皇元聖武親征錄》 。」

  那珂通世（1851～1908），日本近代東洋史泰斗，著有《支那通史》、《成吉思汗實錄》、《外交繹史》等。

  《經世大典》，則僅存序錄。

  《補三史藝文志》（倪燦）：「《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天曆二年，命趙世延、虞集等撰，悉取諸有司掌故修之。」

  《元文類》卷四十至四十三，載《經世大典序錄》。《至元新格》、《風憲宏綱》、《大元通制》，並散佚無存。

  《補三史藝文志》：「《風憲宏綱》，趙世延撰，世延所較定律令。」「《至元新格》，何榮祖撰。」

  《元史紀事本末》：「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命完顏納丹、曹伯啟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

  《元典章跋》（沈家本）：「元代掌故之編，如《至元新格》、《風憲宏綱》、《大元通制》，並亡失不可復。」

  今可考見元代制度者，自《元史》紀、志外，僅《元典章》及《典章新集》二書，

  《元典章跋》（錢大昕）：「此書題雲《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凡六十卷。首詔令，次聖政，次朝綱，次台綱，次六部。書成於至治之初，故稱英宗為今上皇帝也。其後又有至治二年新集條例三百餘頁，仍冠以《大元聖政典章》之名。」

  匯集案牘，俚俗無文。

  《元典章跋》：「此書乃匯集之書，而非修纂之書，故所錄皆條畫原文，未加刪潤，頗似今日官署通行之案牘，大都備錄全文，以資參考。」「《總目》議其所載皆案牘之文，兼雜方言俗語，浮詞妨要者，十之七八。又體例瞀亂，漫無端緒，乃吏胥鈔記之條格，不可以資考證。」

  蓋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為之長，雖省部、台院，參用南人，多無實權。

  趙翼《廿二史剳記》：「元世祖定製，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其次在內者，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台、宣慰司使、廉訪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皆以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 。故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為正官者。中書省為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時，以契丹人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弘州人楊惟中繼之，楚材子鑄亦為左丞相 ，此在未定製以前。至世祖時，惟史天澤以元勛宿望，為中書右丞相。仁宗時，欲以回回人哈散為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勛舊，故力辭。帝乃以伯答沙為右丞相，哈散為左丞相。太平，本姓賀，名惟一。順帝欲以為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國姓不授，惟一固辭。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後仕至中書省左丞相。終元之世，非蒙古而為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尚系回回人，其漢人止史天澤、賀惟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有參知政事，則漢人亦得為之，其時亦稱宰執。然中葉後，漢人為之者亦少。《順帝紀》，至正十三年，始詔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皆用之。是時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見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詔也。《鄭鼎傳》，鼎子制宜為樞密院判官，車駕幸上都。舊制樞府官從行，歲留一人司本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制宜，制宜力辭。帝曰：『汝豈漢人比邪？』竟留之。可見樞密屬僚掌權之處，漢人亦不得與也。御史大夫非國姓不授，既見《太平傳》，而世祖初命程鉅夫為御史中丞，台臣言：『鉅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參用南人。』 可見未下詔以前，御史中丞之職，漢人亦不得居也。中書省分設於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設丞相，後以和林等處多勛戚，行省官輕，不足以鎮之，乃設丞相，而他處行省遂皆設焉。《董文用傳》，行省長官素貴，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可見行省中蒙古人之為長官者，雖同列不敢與講鈞禮也。《成宗本紀》，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為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始參以色目及漢人。《文宗本紀》，詔御史台，凡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廁於廉訪司者，僅五之一也。其各路達嚕噶齊，亦以蒙古人為之。至元二年，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嚕噶齊，漢人充總管，回回人為同知，永為定製。其諸王駙馬分地，並令自用達嚕噶齊。仁宗始命以流官為之，而諸王駙馬所用者為副，未幾仍復舊制。文宗詔諸王封邑所用達嚕噶齊，擇本部識治體者為之。或有冒濫，罪及王相，然亦未聞有以漢人為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國姓之制也。」

  故其經國之法，亦鮮可稱。據鄭介夫之言，則當時法令雜亂，家自為政，實極無法之弊。

  《元史紀事本末》：「（成宗大德四年）鄭介夫上言：……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以並緣為欺。如甲乙互訟，甲有力則援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則無所可否。遷調歲月，名曰撤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顧鹿駭，無所持循。……內而省部，外而郡守，抄寫格例至數十冊，遇事為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勒旨條令，雜采類編，刊行成帙，曰《斷例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為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較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今者號令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後不同，或綸音初降，隨即泯沒，遂致民間有『一緊、二漫、三休』之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不聞如是可以立國者。……衙門紛雜，事不歸一，十羊九牧，莫之適從。普天率土，皆為王民，豈可家自為政，人自為國？今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各自管領，不相統攝，凡有公訟，並須約會。或事涉三四衙門，動是半年，虛調文移，不得一會。或指日對問，則各私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事無杜絕。遂至於強凌弱，眾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為甚。」

  然詳觀元代史事，則民治與封建，實為元之立國之根本。

  民治之法，詳見《元典章·戶部·立社門》。

  《元典章·戶部·立社門》：「勸農立社事理十五款。」「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奏，奉聖旨，節該將行司農司、勸農司衙門罷了，勸課農桑事理，併入按察司。除遵依外，照得中書省先於至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奏過事內一件，奏立大司農司的聖旨：奏呵，與者麼道聖旨有來，又仲謙那的每行來的條畫，在先他省官人每的印信文字行來，如今條畫根底省家文字里交行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聖旨定到條畫開坐前去，仰依上勸課行。」

  《元史·食貨志》約舉其法，詡為用心周悉。

  《元史·食貨志》：「農桑之制十四條 ，條多不能盡載，載其所可法者。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與近村合為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為社者，聽。其合為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民為事。凡種田者，立牌橛于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兇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眾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為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為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為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飢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並鵝鴨之屬，及種蒔蓮藕、雞頭、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閒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余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

  尋其法意，蓋舉農田、水利、樹藝、漁畜、教育、勸懲一寓於立社之中。此實漢族先哲研求民治培植國本之法，而蒙古遊牧之族，入主中國，乃能施行此制，是亦一奇事也。按北宋關中《呂氏鄉約》，有約正及同約之人，以德業相勵，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為約。而於勸農興學之事，未之及也。

  《宋元學案·呂范諸儒學案》：「呂大鈞，字和叔，於橫渠為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於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橫渠之教，以禮為先。先生條為鄉約，關中風俗，為之一變。」

  朱熹《社倉事目》有社首保正副等名，亦止及積穀一事。

  《朱子集》卷十五《社倉事目》：「每十人結為一保，遞相保委。」「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簿重行編排。」「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元之社長，職務綦繁，所立規程，亦極周密。蓋承兩宋地方制度，而又加以研究，此必非蒙古人所能為。然漢族賢者為立此制 ，而彼族能用之，則元之能承中國國統，亦匪無故矣。

  封建之制，殊無定法，惟擁立大汗，必由諸王宗室集會推舉，則封建之關係，有可稱者。

  《蒙兀兒史記·斡歌歹可汗本紀》（屠寄）：「歲丁亥秋七月，成吉思汗殂於靈州。會葬禮畢，汗與諸皇子諸王各還本封。蒙兀俗，大位繼承，必經忽里勒塔之定策。忽里勒塔者，華言大會議也。汗雖有成吉思前命，大位猶未定，故戊子年拖雷監國，其秋，拖雷即遣使召集左右手諸王駙馬萬戶千戶官人，期以明年夏會議立君。」

  《蒙兀兒史記》，研究蒙古史的重要著作。民國蒙古史學家屠寄（1856-1921）著。蒙兀兒即蒙古之異譯。

  斡歌歹，亦譯窩闊台（1186～1241），即元太宗。蒙古王朝第二任大汗，成吉思汗的繼任者。

  又其統轄諸國，全恃驛站之交通。諸書稱元之所以強盛，多紀其制。

  《元史·兵志》：「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可以金字圓符為信，銀字者次之。內則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為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闕乏逃亡，則可以時簽補，且加賑恤焉。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

  《馬哥孛羅遊記》云：「汗巴路為大可汗之所居，故皆有大道，以通各省及諸藩屬。大道之上，每隔二十五英里，或三十英里，必設驛站一所，以便官員或公差在此歇宿，此等驛站，名之曰雅伯木站。屋極寬大，每站必有修潔之屋數間，陳設極其華麗，雖王公貴人之尊，亦不以為簡陋也。其中飲饌一切，均自左近大城中購置，尚有數站，為貴人所常至，此其供應，均由內廷發給。每站蓄良馬四百匹，以便外國使臣或官府往來之用。蓋長途陸行，馬易睏乏，故一至前站，則以疲馬委之站員，而易馬以行，沿途無濡滯之患。即高山大漠之中，去城絕遠，四無居人，而驛站仍續續不斷，飲饌馬匹，供應周全。大可汗每以內地無業之民，遣送荒僻之地，充站役，賜之耕種之地，不數年間其左近自成村落矣。因有此項制度，故各國貢使，以及大可汗派赴各國各省之專使，長途均無缺乏之苦，可謂周之極矣。驛站之間，每隔三英里，必有一小村落，約有居民四五十家，此亦公家所設。其居戶大都均為郵卒，其人腰際縛鞓，上系以鈴，疾行道上，聲聞甚遠。每遇投遞公文，甲站之人，負之疾行三英里，以之交付乙站，乙站之人，再以交付丙站，故人不疲而遞信極速。其所以腰際系鈴者，使前站之人，預知將有公文遞至，有所準備，以期不誤時間也。大可汗所轄版圖綿亘，非如此不足以寄號令於邊遠。往往邊界有警，不數日即可達於大可汗。有時大可汗居上都，汗巴路早間摘佳果，令郵卒遞呈大可汗，至明日午後，已達上都。若尋常旅行，自汗巴路至上都，須十日之程也。每村之中，設書記一員，專記某件公文何日何時到站發出。尚有巡查各站之官，每月稽查站吏郵卒之勤惰一次，記其功過。郵卒除不納丁稅外，每月尚可支領工食。驛站馬匹，均由左近城市人民供其餵養之費，每年由各城官吏調查戶口一次，計其歲入之多寡，責令每人納費若干，以供驛站經費。此項捐納仍併入地丁錢糧，一同赴櫃交納。官吏但於錢糧解京之時，扣留若干，以充驛站經費。前言每站有馬四百匹，其實常川在廄者，僅二百匹耳。蓋馬居廄中，時常應差，則易消瘦，故分馬四百匹為兩班，甲班供應時，則乙班放牧，每班一月一輪，故馬亦得休息之時。途中遇有河流阻梗，則近處城鎮或村落，必須時備渡船數艘，待於河岸。設遇沙漠之地，中無人居者，其最近城鎮，亦有供應馬匹、糧食、飲水之義務，惟此等城鎮每年仍受俸給，以補償其所失耳。……如遇重要軍情，須加緊遞送者，則每日必行二百或二百五十英里，背插飛鷹標識，以示緊急之意。此等重要軍情，往往必以二人遞送，人各急裝，纏布於首，策快馬，同時並行。至第二站，必有二駿馬鞍轡以待於此，並不休息，立即換馬遄行。如是者逢站更馬，一日之中，可行二百五十英里。如系最要公文，即夜間，亦加班遞送。如遇月在上下弦，黑夜不便夜行，則站吏供給人役，令執炬前導。惟夜行時，不似白晝之迅耳。」

  蓋元之疆域，亘古無匹。使非有特殊制度，以便利交通，則其國家必不能摶結為一。諸書所言，較之前代驛傳，實有緩急之殊。故欲考元代所以能合亞洲全境及歐洲東北部為一大國者，不可不注意於此也。然此特其制度之一端，他事殊未能稱此。定宗薨後，諸王已有意見（詳《元史譯文證補·定宗憲宗本紀補異》），世祖立而海都抗命，諸王叛者相屬（詳《元史譯文證補·海都補傳》）。故當極盛之時，已有分裂之兆。其後元室淪亡，而蒙古支裔，猶綿延曆世，論者謂為封建之效。

  《新元史·宗室世表序》：「太祖分封子弟，填服荒遠，其後乃顏海都雖有鬩牆之釁，然昭宗北走和林，不失舊物，歷二三百年。成吉思汗之族，雄長北邊，至今日猶為中國之藩服，然後知先王封建之制，為不可易也。」

  然使其族能精研法制，無使渙散，其勢豈止於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