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唐宋間社會之變遷

  自唐迄宋，變遷孔多。其大者則藩鎮之禍，諸族之興，皆於政治文教有種種之變化；其細者則女子之纏足，貴族之高坐，亦可以見體質風俗之不同。而雕板印刷之術之勃興，尤於文化有大關係。故自唐室中晚以降，為吾國中世紀變化最大之時期。前此猶多古風，後則別成一種社會。綜而觀之，無往不見其蛻化之跡焉。

  唐之藩鎮之禍，自安、史始。

  《新唐書·藩鎮傳》：「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獻於朝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視猶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

  論者謂由於節度使之制不善。

  《廿二史劄記》（趙翼）：「唐之官制，莫不善於節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惡者有都督，後以其權重，改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中，或加採訪、觀察、處置、黜陟等號，此文官之統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則設大總管；無事時，鎮守邊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節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猶第統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開元中，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每以數州為一鎮，節度使即統此數州，州刺史盡為其所屬，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於是方鎮之勢日強。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陣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所屬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嘗請命於朝，力大勢威，遂成尾大不掉之勢。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含羞忍恥，因而撫之。姑息愈盛，方鎮愈驕。其始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鎮。其後淄青、淮蔡無不據地倔強，甚至同華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澤潞亦連畿甸，而盧從史、劉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盡分裂於方鎮，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禍始，皆由於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

  

  節度使，唐代沿襲前朝舊制，在重要行政區域設置的最高軍事長官。北周及隋代稱總管、都督，唐稱節度使。節度使成為固定職銜始於睿宗景雲年間，且權力較以前大大增加。

  然立國之道，初非一端。或困於法，或劫於勢，或歉於德，或緣於才，其為因果，蓋也多矣。大抵秦、漢以來，轄地太廣，民治既湮，惟恃中央一政府，其力實有所不及。故非君主有梟雄過人之才，其所屬之地，必易於分裂。無論唐法之蔽，釀成五代之亂。

  《廿二史劄記》：「五代諸鎮節度使，未有不用勛臣武將者，遍檢薛、歐二史，文臣為節度使者，惟馮道暫鎮同州，桑維翰暫鎮相州及泰寧而已。兜鍪積功，恃勛驕恣，酷刑暴斂，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乃至不隸藩鎮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為之。歐史《郭延魯傳》謂刺史皆以軍功拜，論者謂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薛史《安重榮傳》亦云自梁、唐以來，郡牧多以勛授，不明治道，例為左右群小所惑，賣官鬻獄，割剝蒸民。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即宋之改制，亦僅能救一時之弊，而於經營全國之法，初未能盡善。

  《宋史紀事本末》（陳邦瞻）：「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即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以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谷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故對內則財權、兵權悉操自上，而對外則力多不競。遼、夏迭興，無以制之。其中因果得失，蓋難言矣。

  唐室中葉，漢族勢力日衰，沙陀、契丹、党項諸族並興。

  《中國民族志》（劉師培）：「沙陀為突闕別種，居天山東北，服屬吐蕃。後東徙代邊，款關內附，為唐平亂，立功中原。據汾、晉之疆，擁甲兵以自固，而沙陀勢力日盛。」「契丹處潢河附近，殘食鄰封，其屬土包滿洲、蒙古。唐末率眾南侵，營、平之州既淪，榆關之險遂失，而契丹勢力日盛。」「党項處西川邊徼，服屬唐廷。以苦吐蕃之侵，徙屆靈、夏，部族漸蕃。其酋長拓跋思恭助唐討亂，據夏、銀、綏、宥、靜五州，稱靖難節度使，而党項勢力日盛。」

  《中國民族志》，記述中國歷史上諸民族的分布、興衰的專著。近代學者劉師培（1884～1919）撰。

  潢河，又名潢水，今譯西剌木倫河，位於內蒙古境內。

  五代之君，既多西戎族種。

  《新五代史·唐本紀》：「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明宗本夷狄，無姓氏。太祖養以為子，賜名嗣源。」《晉本紀》：「高祖父臬捩雞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臬捩雞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漢本紀》：「高祖姓劉氏，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

  契丹、女真之南侵，摧殘中國之文化，尤甚於劉、石之亂華。

  《通鑑》：「開運二年，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三年，契丹主大舉入寇，至洛陽，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谷。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裡間，財畜殆盡。」「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禍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又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

  《遼史·太宗紀》：「大同元年三月壬寅，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伎、百工、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懸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所歸順凡七十六處，得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

  《宋史·欽宗紀》：「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帝及皇后太子北歸，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娼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

  《南燼紀聞》（黃冀之）：「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京城陷，北兵入城。十二月初五日，遣兵搬運書籍及國子監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籍賦役及宗室玉牒。初九日，又運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因是朝廷儀注法物，取之無遺。」

  《南燼紀聞》，記載宋代「靖康之恥」歷史的筆記。宋人黃冀之（生卒事跡不詳）著。

  而漢族之混亂遷流，亦為從前所未有。

  《中國民族志》：「遼金南下以來，其影響及漢族者有三：一曰漢族之北徙也。自契丹南征，朔方淪陷，漢民陷虜，實繁有徒。或歸於虜廷 或見俘於異域 ，而契丹民族遂向華風 。及金人南伐，漢民罹禍尤深 ，此實漢族遷徙之一大關鍵也。加以漢族不振，浸染夷風，祖國山川，棄之如遺。甚至偷息苟生，右虜下漢 。影響及漢族者，此其一；二曰異族之雜處也。金皇統五年，創屯田軍，凡女真、契丹之民，皆自本部徙中土，計戶受田，與民雜處，號明安穆昆 ，凡數萬人 。驅遊牧之蠻民，適中華之樂土，是直以中國為牧場矣。

  《金史》天會六年，禁民漢服，令民削髮：漢族之禮俗，無一不變於夷矣。影響及漢族者，此其二。」

  義兒養子，胡漢雜糅，

  《五代史·義兒傳》：「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取之，命弟克柔養之為子。……嗣本，本姓張氏，雁門人也。世為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賜姓名以為子。……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遂賜姓名以為子。……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太祖擊黃巢於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

  巨室世家，沒為奴隸。

  《容齋三筆》（洪邁）云：「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王子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容齋三筆》，南宋文學家洪邁（112～31202）讀書筆記《容齋隨筆》（共五部）的第三部。

  而昔之標舉門第，崇尚族望之風，由茲而隳。南北文化，亦以迥殊焉。

  《中國民族志》：「江淮大河以北，古稱膏腴之區，文物之國者，何今北省諸地，人才湮沒，文化陵夷，等於未開化之壤耶？則以與蠻族同化之故也 。」

  自唐以降，漢族不振，固有各種原因，而婦女之纏足，亦其一也。按俞正燮《癸巳類稿》、趙翼《陔餘叢考》，皆以弓足盛於五代及宋元之時。

  《癸巳類稿·書舊唐書輿服志後》（俞正燮）：「劉昫等作志，時言婦人貴賤履舄及靴，略本《開元禮序例》下及《唐六典》內官尚服注。皇后太子妃青襪舄，加金飾，開元初或著丈夫靴。」「迨後婦人足弓，於南唐漸成風俗。」「南唐裹足，亦僅聞窅娘，《道山新聞》言之最詳。」「弓足之事，宋以後則實有可征。《鶴林玉露》云：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顰蹙曰：『金人驅迫跣行萬里，豈復故態？』上為惻然。徐積《睢陽蔡張氏詩》云：『手自植松柏，身亦委塵泥。何暇裹兩足，但知勤四支。』已以足大不裹為異。《老學庵筆記》云：宣和末，婦人鞵底尖以二色合成，名曰『錯到底』。元時亦有之。張翥《多麗詞》云：『一尖生色合歡鞵』是也。」「《輟耕錄》云：『元豐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為恥。』此南宋時事。而《嶺外代答》云：『安南國婦人足加鞋襪，游於衢路，與吾人無異。』所謂『吾人』，今廣西人，是宋時嶺外皆不弓足。《輟耕錄》云：『程鵬舉宋末被擄，配一宦家女，以所穿鞋易程一履』，是其時宦家亦有不弓足者。至金、元之制，《楓窗小牘》云：汴京閨閣，宣和以後，花靴弓履，窮極金翠，今虜中閨飾復爾。瘦金蓮方、瑩面丸、遍體香，皆自北傳南者。是金循舊俗，而元時南人亦有不弓足者。《湛淵靜語》云：『伊川先生後人居池陽，其族婦人不纏足。』蓋言其族女子不肯隨流俗纏足也。《野獲編》則云：『明浙東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裹足。』是反以裹足為貴，今徽州寧國小戶亦然，積習所以難反。」

  《老學庵筆記》，南宋詩人陸游（1125～1210）的一部記載名物、制度、逸聞趣事等諸多內容的筆記體著作。

  《楓窗小牘》，北宋學者袁褧（生卒不詳）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該書「所記多汴京故事，如艮岳、京城、河渠、宮闕、戶口之類，多可與史傳相參，其是非亦皆平允。」

  《陔餘叢考》（趙翼）：「婦人弓足，不知起於何時。有謂起於五代者，《道山新聞》謂李後主令宮嬪窅娘以帛繞腳，令纖小作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魏裹輕雲。』周達觀引之，以為唐人亦裹足之證。尺減四分，尚未纖小，第詩家已詠其長短，則是時俗尚，已漸以纖小為貴可知。至於五代，乃盛行紮腳耳。《湛淵靜語》謂程伊川六代孫淮居池陽，婦人不裹足，不貫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輟耕錄》謂紮腳五代以來方為之。熙寧、元豐之間，為之者猶少。此二說皆在宋、元之間，去五代猶未遠，必有所見聞，固非臆說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兩廣之民，惟省會效之。鄉村則皆不裹，滇、黔、瑤、苗、僰、夷亦然。蘇州城中女子以足小為貴，而城外鄉婦皆赤足種田，尚不纏裹。蓋各隨其風土，不可以一律論也。」

  女子纏足，則身體孱弱，所生子女，必不強壯。此正漢族不及他族之弱點，而後世反以此為中國特別之風俗，取其與他族婦女有別，或且嚴禁而不能實行，斯則事之至可怪者也。

  《陔餘叢考》：「康熙三年，詔禁裹足，王大臣等議，元年以後，所生子女，不得裹足，違者枷責流徙，其家長及該管官皆有罪 。康熙七年，禮部奉罷此禁。」

  中國古人，皆席地而坐，其坐或與跪相近。

  《陔餘叢考》：「朱子跪坐拜說，謂古者跪與坐相類。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著蹠而體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蹠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雲。又《後漢書》：向栩坐板床，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據此，則古人之坐與跪，皆是以膝著地，但分尻著蹠與不著蹠耳。其有偃蹇伸腳而坐者，則謂之箕踞。《漢書·陸賈傳》：『尉佗箕踞。』顏師古註：『伸其兩足如箕形。』佛家盤膝而坐，則謂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

  雖戰國時已有高坐者，然尚未為普通之俗。唐、宋以來，始有繩床、椅子、杌子、墩子諸物，是亦俗尚之大異於古者也。

  《陔餘叢考》云：「古人席地而坐，其憑則有幾。《詩》所謂『授幾有緝御』也。寢則有床，《詩》所謂『載寢之床』也。應劭《風俗通》：『趙武靈王好胡服，作胡床。』此為後世高坐之始。然漢時猶皆席地，文帝聽賈誼語，不覺膝之前於席。暴勝之登堂坐定，雋不疑據地以示尊敬是也。至東漢末，始斲木為坐具，其名仍謂之床，又謂之榻，如向栩、管寧所坐可見。又《三國·魏志·蘇則傳》『文帝據床拔刀』，《晉書》『桓伊據胡床，取笛作三弄』，《南史》紀僧真詣江[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8571343.jpeg" /]登榻坐，[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857461.jpeg" /]令左右移吾床讓客。狄當、周赳詣張敷，就席，敷亦令左右移床遠客。此皆高坐之證。然侯景升殿踞胡床垂腳而坐，《梁書》特記之，以為殊俗駭觀。則其時坐床榻，大概皆盤膝無垂腳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繩，名曰繩床。程大昌《演繁露》雲『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群臣於紫宸殿，御大繩床』是也，而尚無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則自宋初始。丁晉公《談錄》：『竇儀雕起花椅子二，以備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銍《默記》：『李後主入宋後，徐鉉往見，李卒取椅子相待。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賓主禮，鉉辭，引椅偏坐。』張端義《貴耳集》：『交椅即胡床也，向來只有栲栳樣。秦太師偶仰背墜巾，吳淵乃制荷葉托首以媚之，遂號曰太師樣。』此又近曰太師椅子所由起也。然諸書椅子，猶或作倚字，近代乃改從椅，蓋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子、墩子之名，亦起於宋，見《宋史·丁謂傳》及周益公《玉堂雜記》。」

  《演繁露》，筆記，十六卷。宋程大昌撰。程字泰之，休寧（今屬安徽）人。程又有《續演繁露》六卷。程氏以為今本《春秋繁露》非董仲舒原書，其真本當屬《爾雅》、《釋名》一類。乃擬其意自作此書，故名。其考證名物典故，頗似辭書。

  《貴耳集》，筆記，三卷。南宋張端義撰。張字正夫，鄭州（今屬河南）人，端平（約1234）年中謫韶州。此書即作於韶州。所記多朝廷軼事，兼及詩話、考證。書中頌揚秦檜，並為其殺岳飛開脫罪責。

  古人行路多乘車，以馬牛曳之。自晉以來，始有肩輿。

  《晉書·王羲之傳》：「子敬乘平肩輿入顧氏園。」

  《梁書·蕭淵藻傳》：「在益州乘平肩輿，巡行賊壘。」

  唐宋大臣年老或有疾者，始乘肩輿，余多乘馬。

  《唐書·崔祜甫傳》：「被病，詔肩輿至中書。」《宋史·輿服志》：「神宗優待宗室，老病不能騎者，聽肩輿出入。」

  宋室南渡，仕宦皆乘輿，無復騎馬者。

  《癸巳類稿》引丁特起《靖康紀聞》云：「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籍馬與金人，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驢乘轎，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馬，搜括無遺矣。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戚里權貴女子於金，搜求肩輿賃轎之家，悉取無遺。」張端義《貴耳集》云：「渡江以前，無今之[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8577554.jpeg" /]。」《卻掃編》云：「汴京皆乘馬。建炎初，駐蹕揚州，特詔百官悉用肩輿出入。」《東南紀聞》云：「思陵在揚州傳旨百官，許乘肩輿。」《朝野雜記》：「故事百官乘馬，建炎初，以維揚磚滑，詔特許乘轎。」《演繁露》云：「寓京乘轎自揚州始，其後不復乘馬。」

  《朝野雜記》，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南宋史學家李心傳（1167～1244）撰。

  居處行動，皆求安適，人之文弱，蓋緣於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