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諸族並興及其同化

  自漢獻帝建安元年，至隋文帝開皇九年，凡三百九十三年，為中國擾亂分裂之時。視兩漢之統一，歷年相若也。以帝王篡竊之氏號別之，則其中有魏、蜀、吳三國之六十年 ，西晉統一之二十二年 ，東晉偏安之百有三年，華夷雜糅之僭竊與晉對峙之百三十五年 。而南北朝截然劃分，南朝之宋五十九年，齊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陳三十二年；北朝之魏統一九十四年 ，其後為西魏二十三年，東魏十六年，又為北齊二十八年，北周二十四年，而南北始歸於一。治史者以此時期為最繁難，實則政治主權者轉移與分裂，雖為若干界限，而民族地方之發展，不必拘於此界限。欲考其時民族之強弱變化，正當匯而觀其通耳。此時期中，謂為異族蹂躪中夏之時期可，謂為異族同化於中夏之時期亦可。蓋華夏之文化，冠絕東方，且夙具吸收異族灌輸文化之力。如春秋、戰國時，所謂蠻夷戎狄之地，後皆化於華夏，武力雖或不逮，而文教足使心折，是固吾國歷史特著之現象也。惟漢以前，政治主權完全在夏族，而他族則以被治者而同化。漢以後政治主權不全在夏族，而他族則以征服夏族者而同化。蓋夏族自太古至漢，經歷若干年，已呈老大之象，而他族以驍雄勁悍之種性，漸被吾之文教，轉有新興之勢。新陳代謝，相磨相鏃而成兩晉、南北朝之局。其變化遷嬗之跡，固可按史策而推知也。

  兩晉、南北朝勃興之種族有五，世謂之五胡，其實氐、羌之類，不得謂之胡也，史稱諸族之由來，多出於古代之聖哲。

  《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諄維。」

  《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

  《晉書·載記》：「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又：「姚弋仲，南安亦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為羌酋。」

  載記，正史體例之一。用於記述所謂非正統者的事跡，始於班固。但他並未將其作為正史體例。《晉書》始增載記，附敘十六國史事。

  《魏書·序紀》：「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後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爰歷三代以及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

  其為附會，無足深論。兩漢之世，諸族頗多雜亂。

  《後漢書·鮮卑傳》：「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余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晉書·載記》：「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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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遷徙內地，益與漢族雜居。

  《晉書·匈奴傳》：「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綿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瀰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為帥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後漢書·西羌傳》：「建武九年，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十一年夏，先零種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

  《晉書·載記》：「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秦並天下，謂之賨人。……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於略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氐。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

  雖異族多仍故俗，猶以部落為別，

  《晉書·匈奴傳》：「北狄以部落為類，其人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郁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

  且語言形貌，亦與華夏不同。

  《晉書·載記》：「石閔誅胡羯時，高鼻多須，至有濫死者半。」 《隋書·經籍志》：「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

  然嚮慕華風，交通婚媾，冒姓養子，譜牒不明者甚多。

  《晉書·載記》：「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又：「冉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

  《魏書·序記》：「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家無舅家。」

  故謂諸族皆出於夏族者固非，謂其純粹為異族而排斥之，亦不盡然也。

  兩漢之世，華戎雜居，所以徠遠示恩，彰其歸化之盛也。至魏武時，反倚羌胡實邊助國，其勢漸成為反客為主，故至晉而益不可制。觀郭欽、江統諸人之論可見。

  《通鑑》卷八十一：「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又卷八十三：「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秦始皇並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以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捍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開、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五部之眾，戶口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朝廷不能用。」

  近人論史者，專歸咎於漢人之失策，蓋僅知其遠因，而不見近因也。

  《中國歷史》（夏曾佑）：「西北諸遊牧族，本與中國雜居。至戰國之末，諸侯力政，諸戎乃為中國所滅。余類奔進，逸出塞外。其後族類稍繁，又復出為中國患。兩漢之世，竭天下之力，歷百戰之苦，僅乃克之。而後烏桓、鮮卑、匈奴、氐羌、西域之眾，悉稽首漢廷稱臣僕，漢之勢可謂盛矣。然漢人之所以處置之者，其法甚異，往往於異族請降之後，即遷之內地。宣帝時納呼韓邪，居之亭障，委以候望。趙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光武時亦以南庭數萬眾，徙入西河，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而煎當之亂，馬援遷之三輔。在漢人之意，以為遷地之後即不復為患，不知其後之患轉甚於未滅時。董卓之亂，汾、晉蕭然，已顯大亂之象，故其時深識之士，類能知之。」

  異族之禍，以永嘉末年為最甚。石勒、劉曜等所殺晉人不下數十萬人，其被驅掠轉徙者尚不可勝計。

  《通鑑》卷八十七：「永嘉五年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寧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六月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

  其後冉閔之殺胡羯，數亦相等。

  《晉書·載記》：石鑒僭位，以石閔為大將軍。龍驤孫伏都等，結羯士三千，欲誅閔等。閔攻斬伏都，「自風陽至琨華，橫屍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逾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屍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

  四十年間，胡漢相殺，若循環然，事亦慘矣。而石虎、苻生等殺人極殘酷，無復人理。自晉以降之史策，殆血史耳。然自文化一方觀之，則諸族之布在中夏，亦多同化於中國之文教。就其大者言之，約有數端。

  （一）則諸侯酋豪，多躬染中國之文學也。

  《晉書·載記》：「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

  『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劉和，……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傳》、《鄭氏易》。」「劉宣，……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嘆曰：『宣若遇漢武，當逾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尤好兵書，略皆暗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石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石弘，幼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石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慕容皝，尚經學，善天文。」「慕容俊，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苻堅，八歲，請師就家學。祖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堅性至孝，博學多才藝。」「苻丕，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姚襄，少有高名，好學博通，雅善談論。」「姚興，與舍人梁善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李流，少好學。」「李庠，才兼文武。」「慕容寶，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禿髮傉檀，與尚書郎韋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嘆曰：『命世大才，不必華宗夏士也。」「慕容德，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沮渠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

  《魏書》：「明元帝好覽史傳，撰《新集》三十篇，采經史，該洽古傳。」「景穆帝，好讀經史，皆通大義。」

  《新集》，北魏明元帝拓跋嗣（391～423）所撰。明元帝倡導儒學，好覽史傳，認為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缺，故親撰《新集》三十篇。對其後北魏統治者重視儒學起到了重要的示範作用。

  （二）則諸酋立國，亦多仿中國之教學也。

  《晉書·載記》：「劉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石勒，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復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稱趙王后，立經學祭酒、律學祭酒、史學祭酒等官，親臨大小學，考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咸和六年，造明堂辟雍靈台於襄國城西。……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石虎，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又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慕容皝，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學徒甚盛，至千餘人。」「慕容俊，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子。」「苻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以安車蒲輪、征隱士樂陵王勸為國子祭酒，……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於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姚萇，令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姚興時，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敕關尉曰：『諸生咨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馮跋，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郎中，簡二千石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禿髮利鹿孤，以田玄沖、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胄之。」

  （三）則諸國政事，亦多仿中國之法意也。

  《晉書·載記》：「石勒偽稱趙王，……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宮。……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群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為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慕容廆移居大棘城，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路有頌聲。」「苻堅僭稱大秦天王，……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谷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是秋，大旱，堅減膳撤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綺，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堅起明堂，繕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荀氏親蠶於近郊。……以王猛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嘆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

  惟其所以同化之故，亦有三因：（一）則雜居既久，習於中國之政教也。（二）則中國政教，根柢深固，雖經三國、兩晉之擾亂，其為扶世翼俗之本，固天下所公認也 。（三）則諸酋割據，仍多用漢人為政也 。唐史臣稱石勒「褫氈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兇殘，亦一時傑也」。殆未知所以造成此時之豪傑之原因，徒美其人之姿稟耳。

  諸族之興，亦非僅同化於中夏也，其輸入印度文化，亦有力焉。漢季佛教東來，初未普及。三國時，孫權、孫皓皆致疑於佛教，崇信未深。

  《高僧傳》：「唐僧會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建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睹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恆，事應檢察。』權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仙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誓期三七，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期集觀，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

  《釋氏稽古略》：「皓有疾，請會說法悔罪。會為開示玄要，及授五戒。少頃，疾愈。由是奉會為師，崇飾寺塔。」

  至石勒、石虎、苻堅、姚興等，始敬禮佛圖澄、鳩摩羅什，

  佛圖澄（232～348），晉代高僧，俗姓帛，西域人。深受當時統治者敬重，使佛教大興。

  鳩摩羅什（344～413年），後秦高僧。龜茲人。我國佛教史上四大譯經家之一。譯有《大品般若經》、《維摩詰經》、《成實論》等數百卷佛經。

  《晉書·藝術傳·佛圖澄傳》：「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眾。……大將軍郭黑略，稱澄智術非常，勒召澄試以道術，……信之。勒死，季龍僭位，傾心事澄，有重于勒。……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眾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為比。」又《鳩摩羅什傳》：「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廣說諸經。……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破龜茲，乃獲羅什。……還至涼州，聞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

  ……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

  而譯學始興，演說亦盛。

  《晉書·鳩摩羅什傳》：「興使羅什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眾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睿、僧肇等八百餘人，傳授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又《姚興傳）：「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睿、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並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

  州郡化之，事佛者遂十室而九。

  《晉書·姚興傳》：「興既托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台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恆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釋道安之傳佛教於南方，亦與澄、什相表里。

  《魏書·釋老志》：「沙門常山衛道安，……覃思搆精，神悟妙賾。……曾至鄴，候浮圖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人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人苻堅，……堅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緻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東方聖人。」

  《釋老志》，正史專志之一。《魏書》首創，記載佛道兩教在中原地區的傳播及其變革，故稱。

  蓋異族之信宗教，視夏人為易。故晉世諸族迭興，一方為吾國儒教所濡染，一方又為印度思想之媒介，不獨混合各方之種族，並且混合各方之文化焉，是亦吾國自有歷史以來一特別之現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