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格立斯的第十三件「苦差事」——馮天瑜著《「封建」考論》讀後

  不知為什麼，在收到馮天瑜教授的新著《「封建」考論》時，第一感覺便聯想到了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海格立斯的故事：海格立斯來到世上，命運註定要讓他經歷人間種種磨難。他長大後，練就十八般武藝，負劍下山，闖蕩江湖，路過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時，神諭要他為邁錫尼國王服役十二年，以完成十二件苦差事（亦稱大功），然後才能修成正果。最後，海格立斯成功了，從此就住在奧林匹斯山上，成為永生不死的英雄。

  在這裡，筆者無意把天瑜兄比作海格立斯，但是，當我讀罷全書，掩卷而思，不由感嘆：二十多年來，天瑜沉潛於浩瀚的學海中，疏鑿源流，辯證因果，縱覽古今，會通中西；他既要推翻陳說，又要創製新名，在文獻中爬梳，在諸論中考辨，可以這樣說，對「封建」的考論，其「勞動強度」一點也不亞於海格立斯業已完成的任何一件「苦差事」。的確如此，天瑜以「海格立斯般的力量」（馬克思語），以其著完成了海格立斯所從未做過的第十三件「苦差事」，著實令人感懷。

  這不由使我想起十多年前，我與天瑜在武漢一起參加劉家和先生的大作《古代中國與世界》一書的出版座談會，天瑜說到他讀劉先生這部書猶如他年輕時讀文學名著常有的那種興奮，這主要歸之於劉先生的書給我們提供的一種精神。如今，十多年過去了，天瑜在會上的那次發言已經淡忘，但這番話我卻記得，因為我也有類似的感受，於是在共鳴中加深了記憶。這次讀《「封建」考論》，用天瑜當年讀家和先生書時的心情來形容我，也是同樣的。

  天瑜的《「封建」考論》一書不只感動了我，而且嘉惠學界，造福史林，可以預期的是，它將會對我國學術界產生重要的影響。在我個人看來，這是因為：

  《「封建」考論》的貢獻在於破解了一則現代寓言。在現代中國，上至政界要員，下至平民百姓，有誰不知「封建」就是反動落後的代名詞，於是，打著「封建」印記的各種帽子滿天飛，遍布國中，戴冠落難，不知冤枉了多少人；在學界，稱秦至清二千餘年為封建社會的「泛化封建觀」，在上個世紀30年代定型以來，已經發展為一種「主流話語」，以致人們沿用而不辨，習焉而不察，儼然成了一則充滿半是迷信半是荒誕的「現代寓言」。在它面前，天瑜以他的膽識與才氣，力排異議，奮而詰問，不管是共產國際的「文件」、偉人的「祖義名言」，還是先賢聖哲的權威定論，都在真理的法庭面前受到了審視，讀後真有一種酣暢淋漓的愉悅。為了奏效，當「破」與「立」結合，這雖然有點理想主義的成分，但於他而言也是順理成章的。不過，在我看來，是否把二千餘年的中國社會（秦至清）以天瑜創製的新名「宗法地主專制社會」（簡稱「地主社會」）取代習稱的「封建社會」，還需匯聚各方賢達之見，從長計議。然新名創製定型有日，在這之前，至少應當聽到這樣的聲音：流行與沿用已久的「封建論」應當受到質疑，由此而生成的這則「現代寓言」必須破解，還其本義，這就是《「封建」考論》一書所要告訴給我們的。

  《「封建」考論》的貢獻還在於對歷史學研究，尤其是對中西古代歷史比較研究的推動。從史學史的觀點看，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天瑜以一種高度的自覺性，對「封建」諸論進行了回顧反思，不管是中國古代先賢的「封建論」、近代以降政學兩界的「封建論」，還是馬克思和列寧的「封建論」、國外學者的「封建論」，在這種考論的背後體現出來的分明是作者的科學批判精神，隱然顯現的則是一本關於「封建論」的史學史，縝密獨到而又別開生面，後繼者是不可能繞開它的，因為：回顧，是為了一次全新的開始；反思，是為了更好地創新，《「封建」考論》的貢獻也正在於此。可以這樣說，它對歷史學研究的推動是多方面的，有道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牽「封建」一發，可引動歷史「全身」。個人以為，《「封建」考論》尤其會對正在升溫的中西古史（特別是對前工業社會）的比較研究，添加薪火。

  《「封建」考論》的意義也在於史學理論方面的貢獻。考論「封建」一詞，粗看起來，似乎是概念之爭，不是嗎？在它那裡，確有內涵與外延的界定，漢語古義與西義的區分，舊名與新名的銜接，原義與泛義的姻緣。但細究起來，又不全是了。其實，《「封建」考論》，看似考論，勝似考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寅恪先生的這一「名論」正可作為馮著的「點睛之筆」。不過，個人以為，其書的字裡行間，蘊含著多方面的史學理念，值得我們去認真發掘與思考。從史學理論的角度看，《「封建」考論》給我們的啟示是：歷史術語的考論，可以窺見歷史學的演化進程，並可為歷史學的發展開拓創新；歷史術語的考論，可以觀照歷史學家的心路歷程，並可為歷史學的深化另闢蹊徑；歷史術語的考論，可以折射時代的變幻與社會的風雲，並可為歷史學的前進指點迷津。而這，不也正是史學理論的題中應有之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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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封建」考論》，個人有兩點補正意見：一是圖片。我以為適當還可再選一些配合書中陳述的情景圖片，它可以讓讀者在一種視覺的感氛下更好地去領悟歷史。至於人物像，似應視其與題旨的關聯與重要性，斟酌再三，不要造成厚此薄彼的感覺。周谷城先生的圖像好像應當補上，這絕不是因為周先生是我的老師的緣故。二是所引書名的舊稱與今名，一般都有加注說明，但也有個別疏漏，如20世紀30年代稱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今譯則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倘再重印，可否補上？

  武漢大學出版社近年推出的「武漢大學學術叢書」，選題開闊，立意新穎，水平很高，是一項益於中國學術發展的功德無量的大好事，我希望他們能「打破圍牆」，真心吸納海內外各方力量，繼續推出佳作，打造出一個名聞學界的「武大學術品牌」來。

  倘問，你對馮天瑜教授的新著《「封建」考論》作何評價？答曰：「武大學術品牌」之一，名實相符，當之無愧也。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報》2006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