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醫療資源的社會化

  醫療資源不僅指醫療技術，還包括醫療人員和醫療設施及醫學教育。在清代江南，在醫學水平日趨發展的同時，還出現了醫療資源社會化不斷加深的發展態勢，即醫療隊伍不斷擴大，醫療知識漸趨普及，醫療設施逐漸增多。這方面的表現，除了前面揭示的官方和社會救療設施和舉措日漸增多、民間自我醫療十分盛行等現象外，主要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醫藥知識的普及

  清代江南文化教育相對發達，藏書豐富，印刷出版業空前繁榮，識字率也較以往有所提高。這就為醫藥知識普及程度的不斷提高準備了必要的基礎，特別是印刷業的發達，使各種醫書廣泛流傳成為可能。長期以來，醫是一種世代相傳的技藝，一些有效醫療手段同武術一樣常常秘不對外，於是產生了種種醫學秘籍、武林秘籍。在清代江南，這類醫學秘籍仍然存在，但大多已成為某些人利用世人這一心理藉以取重的手段。比如，晚清的費伯雄在校刻一部據稱是秘本書時說：

  或曰：宋有異僧者，寓杭之千佛寺，去時遺一囊，寺僧啟之，得是書，秘不欲傳。今尚有能世其術者。余曰：唯唯否否，夫方技之書，類多托於畸人異士隱僻怪誕者，流神其說以炫人耳目。是書苟宋時人所作也，不應有棉花瘡云云……今春手錄定本，不敢自秘，爰授之手民以永厥傳。[62]

  對這類醫書，當時的一些醫家認為有可取之處，往往會校正刊行。如：

  《囊秘喉書》一帙，無卷數，俞養浩先生得之某氏。（光緒）辛丑冬，喉症盛行，迄於明年之夏，先生施藥之外，謀刊是書，以廣治法。 因其文義舛謬，方名怪特，一似鈴醫所為，爰命景華重加釐訂。[63]

  當時，刊刻醫書已成為官府和社會開展疫病救療的重要舉措之一，一些醫家或善人往往將簡便有效的醫方刊刻分送，以補鄉間偏僻之處醫療資源的不足。比如，乾隆時，常州的「王君某善醫，其治藥精最於他醫，病飲者多愈，求之日益眾。乃悉采古方，傳以自所制合和諸良藥，以應求者。復以方名部分之詳列引，使梓行於世，而請余序……王君之書，懸藥以待病，病者揣而自求之，得大凡耳」[64]。又如，蘇州著名善人謝庭蕙，在道光年間，「承其先志，孳孳不倦。患窮鄉僻壤不能求醫藥，心竊憫之，因集古傳良方，試之有效者，輯為二卷行世」[65]。「人試之輒驗，以故不脛而走，數年間，翻刻至四五處，同治遞有坿益，君亦隨時續輯，積十年又成帙。咸豐壬子冬，並前書合刊之曰《良方集腋合璧》」[66]。在清代，一些比較重要的醫籍往往一刻再刻。比如，吳瑭的《溫疫條辨》有44個刻本，王士雄的《溫熱經緯》曾22次付梓，戴天章的《廣瘟疫論》和《瘟疫明辨》[67]分別刊行20和23次。[68]而且印數還不在少數，如慈谿的童寄梅，「好刻醫書，如《達生編》、《驗方雜編》，摹印萬餘本，行於人間」[69]。

  除了廣泛刊行醫籍外，當時還出現醫書通俗化的傾向，這集中體現在從明中後期開始，特別是清代，社會上大量出現的有關藥性、治療湯頭歌訣之類的歌括便讀[70]，大大方便了較低知識層次者閱讀和利用。一些醫學名家的醫書也往往不再寫得古奧難解，比如清初的王懋竑指出：「仲景之言，奧雅難解……迨明陶節庵始以己意變亂古制，其論率多淺易，行於世俗。」[71]當時刊布的一些集驗良方，為了便於普通人按方治病，一般也都比較通俗易懂。比如，道光年間，有人「閱二如亭群芳譜於谷部、蔬部、果部，凡治人之病而速於效者，鈔存之，都為一冊，病者任自對症揀取，不惟省延醫之煩難，更好似在在必有之物，隨時隨地必得，可以救急，可以濟貧」[72]。主要生活在乾嘉時期的錢塘名醫趙學敏還把當時遍布各地的游鄉串戶的串鈴醫的經驗藥方刪訂成冊，取名《串雅》，意使原本不為正統醫學認可的串鈴醫學登上大雅之堂。他說：「然聞走方醫中有頂、串諸術，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有宗子伯雲者，挾是術遍游南北……質其道頗有奧理，不悖於古，而利於今……顧其方，旁涉玄禁，瑣及遊戲，不免夸新斗異，為國醫所不道。因錄其所授，重加芟訂，存其可濟於世者，部居別白，都成一編，名之曰《串雅》。使後之習是術者，不致為庸俗所詆毀。」[73]這不僅表明了在醫學知識通俗化的趨勢中，正統醫學對民間俗醫的認可，還推動了民間通俗醫學知識的推廣和普及。

  （二）醫生職業的漸趨開放

  

  在醫學文化資源較為稀缺的情況下，醫生這一職業也往往容易為某些家族長期壟斷，然自明中後期以來，特別是在清中後期的江南，由於醫學知識不斷普及，醫生已日漸成為一種具有開放性的職業，只要識字讀書，就不難開局行醫。所以行醫已成為當時不少科場失意讀書人重要的出路。清前期海鹽的胡夏客曾指出：「今貧而失學者，輒學醫矣。」[74]周作人在回憶錄中也談到：

  前清時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舉是正路之外，還有幾條路杈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師，其二是做醫師，可以號稱儒醫，比普通的醫生要闊氣些。其三是學幕……[75]

  從中還可看出，除了儒醫，當時還有很多沒有讀過多少書的普通醫生，此外還有相當多的草頭郎中和串鈴醫[76]，以致不時有人憤憤言：

  且今之醫者，何等乎？販夫村嫗流民野僧，無不為人治病。[77]

  士君子無手刃殺人事，而甚於殺人者有二焉：一曰授讀。……一曰行醫。稍識藥性，略讀湯頭，懸壺賣藥，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托，而動手輒誤，立擠於死，不殊手刃。[78]

  今人托業於斯，唯知有利而已。古人博極群書，從師講授，今人不知《內經》何物、仲景何人、王叔和所說何語，只恃簡潔歌訣，記誦數行，某藥治某病，某症用某方，率爾操觚，草菅人命，言不忍言。[79]

  文獻中有關此類庸醫殺人的指責十分常見，可見這類現象的普遍，對此，馬伯英認為是由於民間醫學知識的普及程度差而致。[80]這大概是以今度古而得出的結論，如果歷史地看，其實這正是當時醫學知識的日趨普及和醫生職業開放性不斷增強所造成的，是那些具有正統意識的知識人士觀察這一現象的真實記錄。可能也正是醫生職業世代相傳局面的被打破，才使得清代的不少人開始重新解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這一流傳甚久的習語，紛紛指出，這裡的三世不是說三代，而是指《黃帝針灸》、《神農本草》、《素問脈訣》三本經典著作或與此相關的針灸、辨藥與脈息三種技藝。比如梁章鉅說：

  偶聞家塾中為孫曹講《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大抵皆沿俗解，以父子相承三世為言。竊記少時讀註疏，似不如此。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 《黃帝針灸》，二曰 《神農本草》，三曰《素問脈訣》，《脈訣》可以察證，《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去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舊注甚明。若必雲三世相承然後可服其藥，將祖、父二世行醫，終無服其藥者矣！ 且歷考古近名醫，並未聞有三世相承者，知俗解之不可據也。[81]

  （三）乩方、仙方的盛行和不時取效

  乩方是指用扶乩的方法求得用來治病的藥方，仙方具體如何獲得，還有待考察，不過從當時「乩仙」往往連用的情況來看，乩方和仙方同指一物亦未可知。扶乩這一巫術性的行為究竟始於何時，晚清的毛祥麟言：

  乩仙之說，未識始於何時。唐宋猶罕見，大抵盛於前朝。其有傳符籙者，每至深宵人靜，焚符誦咒，神即降乩，叩休咎，往往有驗。今時則大都以神道設教，不施符咒，惟設壇誦經，為人治病，不言禍福，造語多道善，因而集捐，言作種種善事。[82]

  不過據近人許地山的研究，扶乩「是一種古占法」，至少在魏晉時期的文獻中已有記載。[83]不管怎樣，這種行為在清代十分盛行，而且還常常用於求方療病。比如，在嘉興新豐，「里人偶遇疾病，多以求神驅祟為急務，求仙方、送更飯最為普通」[84]。道咸時的陸以湉也說：「乩方之風，於今尤甚。」[85]這種行為本身與醫療資源的社會化並無關係，重要的是，從當時的一些記載來看，至少到清中期以後，乩方或仙方往往能取效，而且受到一些著名醫家的注意並給予解釋，比如，在咸同間大疫中，嘉興沈梓的母親染疫，沈梓「乃於十六日竭誠求大力士仙方，每日連吃仙方二劑，越二日咳嗽稍稀，夜有一時安枕矣」，於是自己亦日服仙方。[86]陸以湉、毛祥麟等知名醫家也都認為乩方有驗有不驗。[87]對此，徐大椿解釋說：

  世有書符請仙而求方者，其所書之方，固有極淺、極陋、極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誤人者；亦有極高、極古、極奇、極穩，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託名呂純陽，或託名張仲景。其方亦宛然純陽、仲景之遺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夫乩者，機也。人心之感召，無所不通，既誠心於求治，則必有能治病之鬼神應之。雖非真純陽、仲景，必先世之明於醫理，不遇於時而死者，其精靈一時不散，遊行於天地之間，因感而至，以顯其能，而其人病適當愈，則獲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盡效，然皆必有意義，反不若世之時醫，用相反之藥以害人。惟決死生之處，不肯鑿鑿言之，此則天機不輕泄之故也。至於不通不典之方，則必持乩之術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誠，非真乩方也。[88]

  這種解釋似乎有些牽強附會，不過它至少說明當時確實存在著不少以乩仙方治癒疫病的現象。乩仙方能夠療疾，大概不是因為神仙顯靈或誠心感動上蒼，而是舉辦扶乩活動的術士擁有一定甚至較高的醫學水平所致。而這顯然是醫學知識普及化的結果，顯示了醫療資源的社會化。

  （四）成藥店等代表的藥材業的發達

  上文業已指出，清代江南配製和施送痧暑丸藥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這無疑有賴於當時生產痧暑丸藥的成藥店等藥材業的發達。現有的一份研究指出，有徽商開設的新安藥店始於宋，成於明，至清日趨發展，清末一度達到鼎盛。[89]新安藥店大多開設於江南，這一研究其實也大致指出江南藥業的發展態勢。當時生產各類成藥的藥店遍布各地，特別是在清中後期的上海、蘇州、杭州等中心城市，可謂店鋪林立。比如，晚清之上海，「近來售痧藥店，合廣東各丸藥鋪不下數十家」[90]。在杭州，自嘉靖三年（1524年）許廣和國藥號開設後，自明末至清，又有中興、朱養心藥室、方回春堂、張同泰國藥號、葉種德堂和胡慶余堂等負有盛名的藥店相繼開設。蘇州在乾隆年間，由雷大升開設的雷允上藥店，「精於修合丸散膠丹」[91]，不僅為時所重，而且還延續至今。至晚清，蘇州的藥業對售賣藥材已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行業規則，比如，「飲片整個諸事。如賣客不合，盡可退換。而丸散膏丹，因眾藥磨粉合成，或有煎熬製成，惟在制合精良，以應效驗。惟是顏色相同，雜和莫辨，是以業規有丹丸無認色，兌出不退換之例」[92]。藥材業已成為當時一種非常重要的產業。如在溧水，「殷戶運米谷營什一之利，中資之家業藥材於各州縣」[93]。藥材業的發展無疑大大豐富了當地的醫療資源，為其社會化提供了重要的保證。而且，成藥的製作既方便了疫病的救療，也推動了醫藥業的進一步發展。

  當然，這種發展是就總體而言的，在國家和官府對各地的醫療資源配置缺乏規劃的情況下，地區間醫療資源分布不平衡的狀況必然存在，以上所揭示的情景，大抵出現在中心發達地區，在偏遠地區，極少發現此類的資料，可以想見其資源之匱乏。而且就是在中心發達地區的鄉村，即使到了晚清，醫療資源匱乏的情況也仍然存在。比如，道咸年間，無錫的余治曾指出：

  世之最苦者，莫如貧病，而貧病之苦又莫如鄉村，緣鄉人艱於財而儉於用，即有病亦未肯遽就醫。且知醫者鮮，即有稍涉醫道者，亦在集場，其離集場較遠之家，欲就醫，憚於行，欲請醫，更乏資，是以窮鄉非病至沈重不肯延醫，迨醫至而病已無可救，若欲易醫，尤為難得。且集場藥店，藥多不全，非桃僵李代，即霉爛不堪，方既不對其證，藥又不能道地，縱早延醫，亦難濟事。況以沈疴，而冀一劑即奏奇功，豈可得乎……城中雖不乏貧病，但只艱於吃藥，尚不艱於求醫……[94]

  長洲監生顧監仁一家居蠡口村落，道光二十六年（1900年）監仁父正發患瘧痢，「勢甚危險，鄉居無醫可延，計無所出，遂瀝血書院，願以身代」[95]。咸豐十年（1860年），嘉興濮院的沈梓之妻避難鄉間，產後罹疾，「鄉間無醫藥可求，口中喃喃，惟以長毛至為言」，最終去世。[96]徐子默在論吊腳痧的治療時也談及，城市只是「夜深之際，求治亦難」，而窮鄉僻壤之間，往往「延醫不及」[97]。面對這一狀況，不少人提出並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前面談到的刊刻簡便良驗方書等，此外，一些善人還主張當時的醫藥局赴鄉間施診施藥，余治在指出鄉下艱於求醫取藥後，接著說：

  宜於天災流行之時，倩醫士，隨帶咀片，沿鄉施診施藥，並略攜引藥之物。不必設廠，廠費既繁，且與集場之開藥店掛醫牌，無甚區別，縱醫藥俱全，而不取利，究不能恤其廬遠及零丁病臥之人。可仿古藥箱之法，遇病即診，診後即照方給藥，醫一家再至一家，行一村再至一村，臨去時，告以所住之處，俾可尋訪。設遇重病，暫留一二日，或轉至其地，病人多處，添醫辦理，且可互相斟酌其方，期於盡善。惟心雖期於普濟，而總以救得一人，是一人功德。 醫無回生之術，而宜存割股之心，以仁心行仁政，乃不負施診施藥之本意。醫士及隨人盤纏，自應酌帶，或遇次貧之家，一宿一餐，固不為擾，但總不可貪哺啜，而尤不可分文受謝，致滋弊端。此事在天災疫癘之時最宜行之。即平時每月赴鄉查探一二次，亦方便事。[98]

  這類行為雖然不能說沒有效果，但對局面的根本改觀恐怕是無能為力的。

  [1] 參見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196頁。范這一認識的形成，可能與「明清社會停滯論」和所謂「李約瑟難題」的影響有關，由於明顯與事實不盡相符，所以他又提出醫學發展具有兩面性：孱守與飛躍。然而，其文中具體的論述給我們的印象卻大多是飛躍和發展，而不是孱守。

  [2] 溫病學發展史是目前醫史學界研究較多、較深入的一個課題，其中最為精彩的，以筆者之見，仍要數范行準的論述。 （參見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218～241頁）由於這是一個純粹醫學史的論題，筆者甚少個人新見，故於此不做詳論，所述也主要以參考前賢之說為主。

  [3] 有關爭議的具體情況可參見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224～233頁。這裡限於篇幅不再轉述。

  [4] 葉桂：《溫熱論》，見《吳中醫集·溫病類》，154頁。該著首刊於唐笠山的《吳醫匯講》，題名《溫證論治》。

  [5] 有關葉氏在診斷、治療的貢獻可參見任應秋主編：《中醫各家學說》，160～164頁。

  [6] 參見陸以湉：《冷廬醫話考注》，卷1，11頁，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3。

  [7] 參見張孝芳：《「掃葉」「踏雪」辨》，載《中華醫史雜誌》，1985（2）。

  [8] 吳瑭：《溫病條辨》，卷首，6頁。

  [9] 吳瑭：《溫病條辨》，卷2，71～72頁。

  [10] 以上論述參見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218～241頁；甄志亞主編：《中國醫學史》，305～309頁；任應秋：《中醫各家學說》，149～184頁；廖育群：《岐黃醫道》，166～173頁；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609～612頁；趙璞珊：《中國古代醫學》，205～211頁；廖育群主編：《中國古代科技史綱·醫學卷》，185～189頁。

  [11] 比如真霍亂傳入，白喉漸趨盛行，爛喉痧雖至少在18世紀初已在江南出現，但影響的擴大似乎也出現在嘉道以後。

  [12] 參見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239～240頁。

  [13] 參見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240頁。

  [14] 當然，這類著作並不始於此時，比如專門的天花、麻疹論著清以前就早已存在，特別是痘症類著作已是非常習見，不過，這類疫病在當時一般並不包括在溫病之內。另外，麻疹在清中期以前也大多包括在痘症之中，專論麻疹的醫書大量出現，也是乾隆中期以後的事。

  [15] 以上三著均見《陳修園醫學七十二種》，第4冊。

  [16] 以上二著見《中國醫學大成》，第6冊。

  [17] 該書為一般的喉科類著作，不過是我國現存記載白喉的最早的醫書。雖道光十九年蘇城喜墨齋刊本是目前所見最早刊本，不過該書津門馮相菜序中曾言：「嘉慶乙亥（二十年）春……適友人過訪，出《重樓玉鑰》示曰……」，可見成書時間當在嘉慶二十年之前。（鄭梅澗：《重樓玉鑰·原敘》，2頁）

  [18] 以上論著雖不少非江南人所著，不過其中大多言及其著與江浙嘉道以後白喉流行有關，而此處旨在表明傳統醫界對新出現疾病的應變能力，毋庸過分拘泥畛域，故一併列入。有關這些著作的集中簡要的介紹可參見莊樹藩主編：《中華古文獻大辭典·醫藥卷》，67～68、150頁。

  [19] 見《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第4冊。

  [20] 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

  [21] 見《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第4冊。

  [22] 見莊樹藩主編：《中華古文獻大辭典·醫藥卷》，207頁。

  [23] 見裘慶元輯：《珍本醫書集成》，第7冊。

  [24] 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

  [25] 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

  [26] 見莊樹藩主編：《中華古文獻大辭典·醫藥卷》，207頁。

  [27] 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

  [28] 許起：《霍亂燃墀說·自序》，見裘慶元輯：《珍本醫書集成》，第7冊，1頁。

  [29] 連文沖：《霍亂審證舉要·序》，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714頁。

  [30] 為此，馬伯英提出了「災難激發機制」一詞，其含義為：「古代疫病流行如此頻繁複雜且危害巨大，歷代醫家目睹慘狀不能不怦然心動，積極尋索治療遏制之法，並創造出新的理論。」（《中國醫學文化史》，599頁）以筆者的意見，災難一詞範圍似過寬，以「疫病激發機制」名之較為恰當。

  [31] 參見余新忠：《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後後——基於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載《清史研究》，2001（2）。

  [32] 道光《寒圩小志·祥異》，第1本，429頁。

  [33] 光緒《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51《祥異》，第3冊，924頁。

  [34] 參見《霍亂論》，卷上，見《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第4冊，2426～2433頁。

  [35] 曹炳章：《隨息居霍亂論·提要》，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643頁。

  [36] 該著筆者未見，有關情況轉見於陸以湉：《冷廬醫活考注》，卷3，151頁。該著成書年代不詳，不過從王士雄《霍亂論》並未提及這一情況看，應晚於《霍亂論》而早於《冷廬醫話》，《冷廬醫話》完成於咸豐八年，故該著成書時間當在道光二十年到咸豐八年間。

  [37] 陸以湉：《冷廬醫話考注》，卷3，151頁。

  [38] 參見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599頁。

  [39] 章太炎：《霍亂論一章》，見徐衡之、姚若琴主編：《宋元明清名醫類案》（正編）下冊，1236～1237頁，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8。

  [40] 徐子默：《吊腳痧方論》，見《陳修園醫學七十二種》，第4冊，1961～1962頁。

  [41] 王士雄：《隨息居霍亂論》，卷上，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656頁。

  [42] 民國《震澤縣誌續》，卷5《藝能》，第23本，357頁。

  [43] 民國《金壇縣誌》，卷9《人物四·方技》，第2冊，658頁。

  [44] 民國《相城小志》，卷4《人物》，第8本，72頁。

  [45] 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勸戒近錄》，卷4，18b頁，咸豐元年刊本。

  [46] 王萃元：《周星紀事》，卷下，5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7] 吳熾昌：《客窗閒話》，卷8，232頁。

  [48] 費養莊選輯：《重訂痧疫指迷》，見《秘本醫學叢書》，第2冊，1～2頁，上海，上海書店，1988。

  [49] 在小說中，張善述是雍乾時期杭州的善人，他死後轉世而為小說主人公程荷甫，以下所述是張在程的夢中對程的教誨。

  [50] 郁聞堯：《醫界現形記》，268～269頁，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

  [51] 該書作者郁聞堯為晚清江陰人，寓居上海。書的版本，點校者未予說明，不過前面的序言均作於光緒三十二年，故該成書於光緒晚期。

  [52] 嘉慶《劉河鎮記略》，卷10《災異》，第9本，449頁。

  [53] 徐達源：《錢翁半覺生生七十壽序》，見宣統《信義志稿》，卷15《志文·文》，第8本，469頁。

  [54] 紀恆慶：《增補評註溫病條辨·序》，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773頁。

  [55] 田宗漢：《伏陰論·許序》，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538頁。

  [56] 有關情況可參見范行准：《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上海，中華醫史學會，1943；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422～42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趙璞珊：《西洋醫學在中國的傳播》，載《歷史研究》，1980（3）。

  [57] 有關西方近代醫學傳入和中國傳統醫學的反應等情況可參見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馬伯英、高唏、洪中立：《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上海，文匯出版社，1993；甄志亞主編：《中國醫學史》，405～438頁；廖育群：《岐黃醫道》，250～279頁；趙璞珊：《西洋醫學在中國的傳播》，載《歷史研究》，1980（3）。

  [58] 參見廖育群：《岐黃醫道》，256、265頁。

  [59] 黃式權：《淞南夢影錄》，卷2，見葛元煦等：《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115～116頁。

  [60] ［美］古德諾：《解析中國》，40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不過在更早一些時候，西醫之療效似乎還不如中醫，一位在18世紀早期遊歷中國的歐洲人曾指出：「他們的醫術高明，遠非我們歐洲醫生所能相比。雖然我們的醫生較懂科學理論，診斷更為確切，可是不論什麼病，中國人都治得更快、更徹底……他們的醫術如此高明，以致可以觀察靜脈而診斷任何隱藏在內部的病症。他們切脈，脈相分為六類，三大三小，每類脈相與身體的某個部位相應。第一類斷心病，第二類斷腿病，第三類斷胃病，其他各類分別斷其他部位。醫生診斷時，號脈就要端詳揣摩半個多時辰，直看得病人和周圍的人都厭倦不堪。但醫生能立斷病人生的是何病，病於身體何部位，決定用何藥，因而能較輕易地把病治好。」［羅］尼·斯·米列斯庫：《中國漫記》，41～4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61] 參見民國《川沙縣誌》，卷10《衛生志》，第3冊，825頁。

  [62] 費伯雄：《咽喉脈證通論·序》，見《陳修園醫學七十二種》，第4冊，2035頁。

  [63] 王景華：《重訂囊秘喉書·跋》，見《中國醫學大成》，第6冊，246頁。

  [64] 錢維城：《茶山文鈔》，卷3，11b～12a頁，見《錢文敏公全集》，乾隆四十一年刊本。

  [65] 吳嘉洤：《儀宋堂文集》，卷5，3a頁，光緒五年刊本。

  [66] 馮桂芬：《顯志堂稿》，卷1，31a頁。

  [67] 兩書因編者不同而書名有別，實為一書。

  [68] 以上這些刻本還僅僅是現存的，未獲流傳者不計。參見薛清錄主編：《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372～375、386～387頁。

  [69] 俞樾：《春在堂雜文六編》，卷10，2a頁。

  [70] 這一情況可參見薛清錄主編：《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88～91、190～195、237～243頁。

  [71] 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9，見《四庫存目集部》，第268冊，300頁。

  [72] 孫昭熔：《醫俗外文集》，14b頁，道光七年刊本。

  [73] 趙學敏等：《串雅全書·原序》，6頁。

  [74] 胡夏客：《谷水集》，卷5，見《四庫存目集部》，第234冊，681頁。

  [75]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35頁。

  [76] 比如在紹興，「舊時，草科醫師被戲稱為『草頭郎中』，只能擺地攤或串街走坊，有的租賃一間房子，開草藥鋪，坐店應診，但不能和中藥鋪里坐堂的中醫師平起平坐。草藥效用為廣大勞動人們所接受，有些草頭郎中也頗有聲譽。」浙江民俗學會編：《浙江風俗簡志·紹興篇》，239頁。

  [77] 祝補齋：《衛生鴻寶·林瑞序》，21b頁，道光丙午秋刻本。

  [78]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5，見《筆記小說大觀》，第19冊，361頁。

  [79] 孫研之：《半吾堂文鈔·醫說中》，16a頁，道光二十三年刊本。

  [80] 參見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802頁。

  [81] 梁章鉅：《浪跡叢談續談三談》，141頁。最早對此做如此解釋的據馬伯英說，當為明初的宋濂（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793～794頁），不過，到清代，這類解釋不斷引起注意，並被重複，顯然有著現實的原因。筆者在閱讀文獻時，曾反覆見到這類解釋，僅擇有名的摘錄下來的，除梁以外，就還有沈鎣：《沈晴庚詩文集》，卷6，3b頁，梁西秦氏排印本，1931；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七》，27a～27b頁；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24，10a～14a頁。

  [82] 毛祥鱗：《墨余錄》，卷6，92頁。

  [83] 參見許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84] 民國《新豐鎮志略初稿·風俗》，第19本，640頁。

  [85] 陸以湉：《冷廬醫話考注》，卷1，35頁。

  [86] 參見沈梓：《避寇日記》，卷1，見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4冊，46～47頁。

  [87] 參見陸以湉：《冷廬醫話考注》，卷1，35頁；毛祥鱗：《墨余錄》，卷6，92頁。

  [88]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卷上，見《中國醫學大成》，第9冊，799頁。

  [89] 參見董光東、劉惠玲：《明清時期新安藥店及其醫藥學作用》，載《中華醫史雜誌》，1995（1）。

  [90] 瘦鶴詞人：《游滬筆記》，卷3，41a頁。

  [91] 民國《吳縣誌》，卷75上《列傳·藝術一》，第4冊，1603頁。

  [92] 《長洲縣為各藥鋪藥料丸散務需照方逐一點交免致舛誤如有無賴借換藥為名圖詐尋釁許各該藥鋪指稟究懲碑記》，見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222頁。

  [93] 光緒《溧水縣誌》，卷2《輿地·風俗》，第1冊，225～226頁。

  [94] 余治：《得一錄》，卷3，33a～34b頁。

  [95] 民國《黃棣志》，卷4《人物》，第7本，616頁。

  [96] 參見沈梓：《避寇日記》，卷1，見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4冊，45頁。

  [97] 徐子默：《吊腳痧方論》，見《陳修園醫學七十二種》，第4冊，1961頁。

  [98] 余治：《得一錄》，卷3，33b～34a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