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工免疫02

  [40] 吳文溥：《南野堂續筆記·慎余編》，4b頁，嘉慶元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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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上官言立：《誠正齋文集》，卷1，見《四庫存目集部》，第202冊，459頁。

  [42] 張榮：《空明子文集》，卷6，見《四庫存目集部》，第267冊，413頁。

  [43] 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2，16a頁。

  [44] 李漁：《閒情偶寄》，卷6，見《李漁全集》，第3卷，344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45] 嘉慶《重刊荊溪縣誌》，卷4《人物·藝術補遺》，全1冊，404頁。

  [46] 毛祥麟：《墨余錄》，卷11，183～184頁。

  [47] 明代的徐樹丕認為：「屠蘇酒起於晉……屠，割也；蘇，腐也，言割腐草為藥也。」（《識小錄》，卷3，見陶御風、朱邦賢、洪丕謨：《歷代筆記醫事別錄》，508頁）而梁章鉅則說：「蓋孫思邈出庵中之藥，與人作酒，因遂名為屠蘇酒耳。」（《歸田瑣記》，卷1，1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若是，則應起於唐，不知何者為確。

  [48] 參見孫寶瑄：《忘山廬日記》，609頁。

  [49] 曹心怡：《疫痧正的·論因》，見《陳修園醫學七十二種》，第4冊，1999～2000頁。

  [50]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119《職官五》，第2冊，8790～8791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51] 岑春煊：《鼠疫抉微·序》，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730頁。

  [52] 民國《川沙縣誌》，卷10《衛生志》，第3冊，819頁。

  [53]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30～40頁。

  [54]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49～50頁。

  [55]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40～41頁。

  [56] 朱用純：《朱子家訓》，見尹奎友等評註：《中國古代家訓四書》，469頁，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7。

  [57] 同治《湖州府志》，卷29《輿地略·風俗》，第2冊，574頁。

  [58] 《蘇州府永禁各色人等在端午節向各藥材鋪強討蒼朮白芷碑記》，見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221頁。

  [59] 民國《月浦里志》，卷4《禮俗志·風俗》，第4本，480頁。

  [60] 《清朝野史大觀》，卷11《清朝述異》，第5冊，92頁。

  [61] 參見林之翰纂述：《溫疫萃言》，卷5，156頁。

  [62] 道光《震澤鎮志》，轉引自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華東卷》上冊，446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63] 顧祿：《清嘉錄》，卷5，90頁。

  [64] 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222～223頁。

  [65]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1，5頁，北京，中華書局，1957。

  [66] 王士雄：《隨息居霍亂論》，卷上，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667、668頁。

  [67] 余治：《得一錄》，卷3，2a～2b頁。

  [68] 陳虬：《瘟疫霍亂答問》，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706頁。

  [69] 紹興醫學會同人共撰：《濕溫時疫治療法》，27～29頁。

  [70] 蒼蠅傳播疫病的思想雖道光年間已由汪期蓮提出，但其影響不大，而且有關蚊子傳播疫病的認識是傳統醫學沒有的，所以我們認為這裡的認識主要是受西學影響而產生的。

  [71] 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40頁。另外在第10頁也有對缺乏公共衛生思想的批評。

  [72]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40～47頁。

  [73] 潘曾沂、潘儀風：《小浮山人年譜》，咸豐二年刊本。

  [74] 王士雄：《隨息居霍亂論》，卷上，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667頁。

  [75] 比如，道光三年水災之後，地方官府就在皇帝直接關注下著手淤塞嚴重的吳淞江、瀏河和白茆河的疏浚工作。參見余新忠：《道光三年蘇州大水及各方之救濟——道光時期國家、官府和社會的一個側面》，見《中國歷史評論》，第1卷，200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

  [76] 張應昌：《清詩鐸》，卷15，497頁。

  [77] 參見蘇州博物館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71～73頁。

  [78] 參見黃式權：《淞南夢影錄》，見葛元煦等：《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145頁。

  [79] 葛元煦：《滬游雜記》，卷2，見葛元煦等：《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40頁。

  [80] 黃式權：《淞南夢影錄》，見葛元煦等：《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145頁。

  [81] 《兩江總督張人駿為在上海閘北籌辦自來水接管再籌設公司事片》，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末上海閘北地區興辦自來水公司史料》，載《歷史檔案》，1999（1），65頁。

  [82] 參見《兩江總督張人駿為在上海閘北籌辦自來水接管再籌設公司事片》、《兩江總督張人駿為在上海閘北籌辦自來水接管與籌設公司借款事片》、《度支部為上海閘北自來水公司續借工費銀事致農工商部咨文》，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末上海閘北地區興辦自來水公司史料》，載《歷史檔案》，1999（1），65、67、68頁。

  [83] 官府和社會在過去的眾多疏浚行為自然說不上有公共衛生意識，不過前述王士雄的呼聲則明顯是為了防疫起見的。

  [84] 吳自牧：《夢粱錄》，卷12，103、110頁，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

  [85] 吳自牧：《夢粱錄》，卷13，112頁。以上有關南宋的情況，參考了羅桂環、蘇儉民《中國歷史時期的人口變遷與環境保護》第260頁的論述，謹此說明。

  [86] 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錦》，21頁。

  [87] 參見《常州市衛生志》，283頁。

  [88] 參見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蘇州市檔案館合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1905—1911年）》，第1輯，689～691頁。

  [89] 葛元煦：《滬游雜記》，卷1，見葛元煦等：《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17～18頁。

  [90] 《紹興市衛生志》，2頁。

  [91]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79頁。

  [92] 參見馬建石等主編：《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17，《禮律·儀制·喪葬》，568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93] 參見歐陽永琦：《請定例禁疏》，見《皇清奏議》，卷59，38a頁，清都城國史館琴川居士排印本。

  [94] 參見馬建石等主編：《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25《刑律·盜賊下·發冢》，756頁。以上參見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250～257頁；常建華：《試論明清時期的漢族火葬風俗》，載《南開史學》，1991（1）。

  [95] 參見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372～385頁，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197～215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96] 參見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258頁。

  [97] 參見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257頁。這一比例為全國的數字，不過江浙占其中的主要部分。

  [98] 民國《寶山縣續志》，卷10《衛生》，第2冊，634～635頁。

  [99] 光緒《嘉興縣誌》，卷12《蠲恤下》，15a頁。

  [100] 柳兆薰：《柳兆薰日記》，見《太平天國史料專輯》，127頁。

  [101]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10，見《四庫存目集部》，第254冊，138頁。

  [102] 參見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250～257頁；常建華：《試論明清時期的漢族火葬風俗》，載《南開史學》，1991（1）。

  [103] 同治《蘇州府志》，卷24《公署》，第1冊，57頁。

  [104] 光緒《桐鄉縣誌》，卷2《疆域下·風俗》，第1冊，89頁。

  [105] 時人火葬原因主要有受佛教影響、貧困、土地緊缺等。參見常建華：《試論明清時期的漢族火葬風俗》，載《南開史學》，1991（1）。

  [106] 民國《杭州府志》，卷142《義行》，第8冊，2714頁。

  [107] 參見余治：《得一錄》，卷3，38a～40a頁。

  [108] 余治：《得一錄》，卷2，60b頁。

  [109] 有關清末警察興起的情況，可參見韓延龍、蘇亦功等：《中國近代警察史》，48～81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110] 《紹興市衛生志》，88～89頁。

  [111] 參見蘇州市衛生局編：《蘇州市衛生志》，37頁。

  [112] 參見蘇州市衛生局編：《蘇州市衛生志》，35頁。

  [113] ［美］明恩溥：《中國人的素質》，127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114] 對此，一方面，不難找到傳統「天人合一」觀念中強調對環境的適應這方面的因素；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原因還在於，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環境的破壞程度並不足以使世人感到管理和改造外在環境是極其必要的。

  [115] 有關慈善事業參見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25～36頁。有關醫療事業參見梁其姿：《宋元明地方醫療資源初探》，載《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0；Angela Ki Che Leung：「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Late Imperial China，Vol.8，No.1 June 1987，pp.135～144。

  [116] 參見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96～101頁。

  [117] 國家對荒政的重視表明了這一點。有關清代荒政的情況，可參見李向軍：《清代荒政研究》，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

  [118] 比如，筆者在對道光三年水災的研究中發現，國家的荒政重濟而輕救，國家對災後賑濟的規定至纖至悉，而對災患發生時人民生命和財產的搶救則既無規定，也少行動。參見余新忠：《道光三年蘇州大水及各方之救濟——道光時期國家、官府和社會的一個側面》，載《中國歷史評論》，第1卷，203頁。

  [119] 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82、29頁。

  [120] 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見陶御風、朱邦賢、洪丕漠：《歷代筆記醫事別錄》，568頁；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91～100頁。

  [121] 梁章鉅：《浪跡叢談續談三談》，《續談》卷2，284～28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122] 民國《吳縣誌》，卷70下《列傳·孝義二》，第4冊，1350頁。

  [123] 光緒《慈谿縣誌》，卷33《列傳十》，第3冊，683頁。

  [124] 民國《象山縣誌》，卷31《藝文》，第10冊，3204～3205頁。

  [125] 參見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23b頁。

  [126] 龔又村：《自怡日記》，卷21，見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4冊，466頁。

  [127] 參見徐昆國：《遯齋偶筆》，卷下，13b～14a頁。

  [128] 熊立品：《治疫全書》，卷6，8b頁。

  [129] 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2，16a頁。

  [130] 趙學敏：《串雅外篇》，卷1，見《串雅全書》，163頁，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8。

  [131] 祝補齋：《衛生鴻寶·內科·疫癘》，道光丙午秋刻本。

  [132] 劉奎：《松峰說疫》，卷1，1頁。

  [133]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24頁。

  [134] 陳虬：《瘟疫霍亂答問》，見《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707頁。

  [135] 熊立品：《治疫全書》，卷6，8b頁。

  [136] 參見余宗發：《雲夢秦簡中思想與制度鉤摭》，132～133、209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轉引自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冊，403頁，1999-06。

  [137] 班固撰、顏師古註：《漢書》，卷12《平帝紀》，352頁，北京，中華書局，1976。

  [138]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86～87頁。

  [139] 參見梁其姿：《宋元明時期地方醫療資源初探》，載《中國歷史評論》，第1卷，17～18頁；甄志亞主編：《中國醫學史》，191頁。

  [140] 清初滿族對天花病人的隔離是極少的例外。有關的情況參見杜家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對皇族人口的影響》，見李中清、郭松義編：《清代皇族的人口行為與社會環境》，155～157頁。

  [141] 既然已從理論上闡明瘟疫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染，那麼隔離的主張也就自然而然地為人所接受了。比如，陳道耕說：「兄發痧而預使弟服藥，盍若弟發痧而使兄他居為妙！」（陳道耕：《疫痧草》，卷上，見《吳中醫集·溫病類》，428頁）

  [142] 乾隆《吳江縣誌》，卷37《人物·別錄》，第4冊，1110～1111頁。

  [143] 光緒《丹徒縣誌》，卷36《人物·尚義》，第2冊，692頁。

  [144] 參見光緒《丹徒縣誌》，卷36《人物·尚義·義舉附》，第2冊，700～701頁。

  [145] 光緒《平湖縣誌》，卷4《建置下·義產》，第2冊，445頁。

  [146] 余治：《得一錄》，卷2，59a頁。

  [147] 光緒《月浦志》，卷2，《營建志·公所》，第4本，350頁。

  [148] 民國《寶山縣續志》，卷10《衛生》，第2冊，611～612頁。

  [149] 民國《上海縣續志》，卷2，第1本，239～240頁。

  [150] 這一比較承梁其姿先生來信指教，謹致謝忱。

  [151] 參見［美］麥克尼爾：《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198～199頁。

  [152] 參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9，轉引自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88頁。

  [153]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89頁。

  [154] 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47～48頁。

  [155]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89～90頁。

  [156] 除了人痘術外，中國在3世紀時就出現了類似狂犬病和叢林斑疹傷寒的接種的思想和實踐。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01～105頁；劉錫璡：《中國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發展》，載《微生物學報》，1978（1），3頁。不過這兩種所謂的接種法可能因為實際效果不彰，在此後似乎並未取得什麼發展，對當時和後世的社會影響也微乎其微。

  [157]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13～116頁。不過在醫史學界仍有不少著作相信種痘11世紀就已出現，比如馬伯英說：「看來11世紀前後四川及河南一帶已有種人痘法實行，比較可信。」不過其所根據的只是范已經注意到的兩則清代的文獻，殊難有說服力。參見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810～811頁。

  [158] 吳謙等：《醫宗金鑒》，卷60，第3分冊，總第1543～1544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3。

  [159] 參見朱奕梁：《種痘心法·審時熟苗》，轉引自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21頁。

  [160] 轉引自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29頁。

  [161] 參見［美］麥克尼爾：《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289～291、293～297頁。

  [162] 以上內容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06～153頁；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見《國史釋論》，240～246、249～252頁；廖育群：《岐黃醫道》，225～233頁；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809～827頁；杜家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對皇族人口的影響》，見李中清、郭松義編：《清代皇族的人口行為與社會環境》，155～157頁；楊家茂：《牛痘初傳我國史略及其意義》；劉錫璡：《中國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發展》，載《微生物學報》，1978（1）。

  [163]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13～114頁。

  [164] 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見《國史釋論》，241頁。

  [165] 同治《湖州府志》，卷80《人物傳·藝術》，第5冊，1547頁。

  [166] 范認為胡璞明亡時應為三十歲左右，到雍正初已是一百四五十歲的人了。（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14頁）人活到如此高齡，縱是有些可疑。不過，范似乎有些誤會了，若1644年胡三十歲左右，雍正初，最多也不過一百一十餘歲。而且，胡是明的諸生，諸生的年齡一二十歲者大有人在，若其入學較早，那雍正初就是百餘歲，就不奇怪了。

  [167] 梁其姿在《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一文中提到了桐鄉李樂在萬曆年間完成的《見聞雜記》中兩則有關嘉興和松江「中痘」的故事，她認為當時患天花一般稱「出痘」、「患痘」或「痘」，從不用「中痘」，故所謂「中痘」，可能是指「種痘」。（參見《國史釋論》，244頁）然從文義亡看，李樂所說的「中痘」似更像是出痘而非種痘。大概正是如此，梁比較謹慎地說是「可能」。因此，要證明明末江南就已出現種痘術，還有待進一步的證據。

  [168] 方象瑛：《健松齋集》，卷16，見《四庫存目集部》，第241冊，259頁。

  [169] 黃百家：《學箕初稿》，卷2，見《四庫存目集部》，第257冊，784頁。

  [170] 洪若皋：《南沙文集》，卷7，見《四庫存目集部》，第225冊，350～351頁。

  [171] 黃百家：《學箕初稿》，卷2，見《四庫存目集部》，第257冊，784頁。

  [172] 張璐：《張氏醫通》，卷12，697頁。

  [173] 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30頁後附圖。

  [174] 參見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823頁。

  [175] 詹元相：《畏齋日記》，見《清史資料》，第4冊，22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176] 余治：《得一錄》，卷2，67a頁。

  [177] 余治：《得一錄》，卷2，55b頁。

  [178] 當時的部分人士反對牛痘的情況，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43～145頁；廖育群：《岐黃醫道》，241頁。

  [179]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28～129頁。

  [180]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37頁。這應該與同光之際的大疫中包括天花有關。詳情參見余新忠：《咸同之際江南瘟疫探略——兼論戰爭與瘟疫之關係》，載《近代史研究》，2002（5）。

  [181] 參見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見《國史釋論》，250頁。

  [182] 參見廖育群：《岐黃醫道》，229頁。

  [183] 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1，7b～8a頁，

  [184] 參見民國《上海縣續志》，卷18《人物》，第3冊，992頁。

  [185] 參見《靖匯衛生志》，25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186] 參見民國《太倉州志》附錄，《自治》，第2冊，641頁。

  [187] 參見光緒《婁縣續志》，卷2《建置·義局》，第1冊，84頁。

  [188] 參見光緒《續纂江寧府志》，卷14之9，《人物·義舉附》，第1冊，301頁。

  [189] 參見光緒《江浦埤乘》，卷6《建置下》，第5本，82頁。

  [190] 參見民國《光宣宜荊續志》，卷6《善舉·善堂》，第1冊，209～210頁。

  [191] 參見民國《海寧州志稿》，卷6《恤政》，第1冊，758頁。

  [192] 參見光緒《上虞縣誌校續》，卷35《建置志·義產》，第8冊，2536頁。

  [193] 參見民國《餘姚六倉志》，卷16《義舉》，第25本，297頁；光緒《餘姚縣誌》，卷13《義舉》，第1冊，255頁。

  [194] 參見民國《鎮海縣誌》，卷27《人物傳》，第6冊，1874頁。

  [195] 參見民國《烏青鎮志》，卷23《任恤》，第23本，614頁。

  [196] 參見光緒《溧陽縣誌》，卷4《食貨志·養育》，全1冊，54頁。

  [197] 參見光緒《奉化縣誌》，卷3《建置志·善舉》，第1冊，202頁。

  [198] 參見民國《青浦縣續志》，卷18《人物·藝術》，第3冊，619頁。

  [199] 參見民國《上海縣續志》，卷2，第1本，236頁。

  [200] 光緒《餘姚縣誌》，卷13《義舉》，第1冊，255頁。

  [201]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七》，5a～5b頁，北京，中國書店，1990。

  [202] 葛元煦：《滬游雜記》，卷1，見葛元煦等：《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11頁。

  [203]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3頁，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8。

  [204] 關於比較成熟的人痘種法，鄭望頤在《臨證指南醫案》的附論中有甚為詳細的描述，可參看見葉桂：《臨證指南醫案》，卷12，見劉更生主編：《醫案醫論醫話名著集成》，285～286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205] 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卷4，264～265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206]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43～145頁。

  [207] 參見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見《國史釋論》，249～252頁。

  [208] 王德森：《市隱廬醫學雜著·產前以攻病為安胎說》，見《中國醫學大成》，第9冊，714頁。

  [209] 馬伯英：《以史為鏡，可明興替——19世紀末20世紀初抗天花預防接種的回顧調查》，載《上海中醫藥雜誌》，1991（1），轉引自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826頁。

  [210] 光緒《上虞縣誌校續》，卷35《建置志·義產》，第8冊，2536頁；光緒《餘姚縣誌》，卷13《義舉》，第1冊，255頁。

  [211] 光緒《溧陽縣誌》，卷4《食貨志·養育》，全1冊，54頁。

  [212]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45～147頁。

  [213] 民國《光宣宜荊續志》，卷6《善舉·善堂》，第1冊，209～210頁。

  [214] 民國《烏青鎮志》，卷23《任恤》，第13本，614頁。

  [215] 光緒《婁縣續志》，卷2《建置·義局》，第1冊，84頁。

  [216] 光緒《溧陽縣誌》，卷4《食貨志·養育》，全1冊，54頁。

  [217] 民國《寶山縣續志》，卷11《救助》，第2冊，621頁。

  [218] 參見民國《海寧州專稿》，卷6《恤政》，第1冊，758頁。

  [219] 民國《餘姚六倉志》，卷16《義舉》，第25本，297頁。

  [220] 社會力量的慈善行為有著實現自身修齊治平抱負、維護地方社會治安和自身利益儘可能地少受侵害以及擴大自身在地方的影響等方面的因素。參見余新忠：《清中後期鄉紳的社會救濟》，載《南開學報》，1997（3），68頁。官員的行為自然有鄉賢不曾有的追求政績的目的，但鄉賢同樣可能有擴展自己在地方社會的影響的私心，另外在實現理想和抱負方面，兩者的區別大概只在於「康濟天下」和「為善一鄉」而已。

  [221] 民國《上海縣續志》，卷18《人物》，第3冊，937頁。

  [222] 轉引自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29頁。范著並未言及說此話者為汪鵬，此據王振忠說法（參見王振忠：《徽州文書所見種痘及相關習俗》，見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自然災害與社會結構》，434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王在該文稱該材料轉引自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實際上馬著很可能也是轉引自范著。

  [223] 據張仲禮的研究，19世紀初，包括生監在內所有紳士在全部人口的比例江浙兩省分別為1.3％和1.4％。參見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112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224] 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30頁後附圖。

  [225] 張琰：《種痘新書》，卷2，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012冊，11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26] 彭翊：《無近名齋文鈔二編》，卷下，28b頁，光緒十年重刊本。

  [227] 邱熹：《引痘略·序》，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012冊，403頁。

  [228] 金東：《條陳大府通行牛痘章程》，見盛康編：《清代經世文續編》，卷32《戶政四·養民》，31b頁。

  [229] 比如，蕭山的王端履指出：「端履見近日痘醫吝惜養苗之費，不復傳種，及至種痘之時，多輾轉購買，貽害無窮。又有黠者以水痘充數，亦能灌漿結靨，誆人酬謝。其父母方以兒痘已出，可保無虞，不知一遇天災，仍罹劫數，忍心害理，莫此為甚。」（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1，7b頁）

  [230] 葉桂：《臨證指南醫案》，卷10，見劉更生主編：《醫案醫論醫話名著集成》，285頁。

  [231] 參見王士雄：《王孟英醫案》，卷1，127～128頁。

  [232] 參見王士雄：《歸硯錄》，卷4，見劉更生主編：《醫案醫論醫話名著集成》，677頁。

  [233] 洪亮吉：《更生齋文甲集》，卷3，17a～17b頁，見《洪北江全集》，光緒三年重刊本。

  [234] 王土雄：《王孟英醫案》，卷1，128頁。

  [235] 參見馮爾康：《幕賓許思湄年譜——據〈秋水軒尺牘〉製作》，載《東洋學研究》（韓國），第4輯，310頁，1998-06。

  [236] 許思湄：《與陳笠山》，見房日晰校點：《白話注釋秋水軒尺牘》，402頁，西安，華岳文藝出版社，1988。

  [237] 王士雄：《王孟英醫案》，卷1，125頁。

  [238] 民國《定海縣誌·方俗志二·風俗》，第2冊，585頁。

  [239] 參見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816～817頁。

  [240] 參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3～4頁。

  [241] 比如馬伯英說：「中國人口何以在清代劇增，目前也沒有可靠的答案。個人意見是與人痘接種術推廣有較大關係。」（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566頁）雖然他沒有明說，但從其措辭上可以看出他實際上認為人痘接種術的推廣是清代人口劇增的主因之一。

  [242] 參見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及其原因》，載《清史研究》，1996（2）。

  [243] 據姜濤的研究，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在人口中比重大約為三分之—（參見姜濤：《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235～2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據此大致估算5歲以下小孩約為10％。

  [244] 葉桂：《臨證指南醫案》，卷10，見劉更生主編：《醫案醫論醫話名著集成》，285頁。

  [245] 邱熹：《引痘略·序》，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012冊，403頁。

  [246] 參見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見《國史釋論》，239頁。

  [247] 杜家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對皇族人口的影響》，見李中清、郭松義編：《清代皇族的人口行為與社會環境》，161～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