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鬼神司疫

  瘟疫來無蹤，去無影，有嚴重的傳染性和巨大的殺傷力，對古代社會的人來說，無疑既神秘又可怕。因此，將瘟疫與鬼神相聯繫，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早在漢代，我國就有了疫鬼的說法，並在歲末舉行「儺禮」，以驅逐疫鬼。到了明代，許多瘟鬼開始轉化為瘟神。[2]這些信仰和認識在清代江南也是廣為存在的，在普通民眾的心目中，瘟疫的出現乃是鬼神作祟的結果，而且，就是士人乃至醫家，往往也不能擺脫這一觀念的影響。視鬼神為瘟疫病原這一觀念，最集中地體現在「大疫流行，必有鬼神司之」這樣一種說法中。在清代的文獻中，常能見到鬼神司掌行疫冊的記載，其中有一則有關關帝的故事在清代流傳甚廣：

  江北有五人南渡，其舟子素奉關帝甚虔，夢帝諭云：明晚有五人過江，莫渡之，我今書三字於汝手心，若必欲渡，等彼下船時，付之一覽。舟子如其言，將手中三字捻緊。向晚果有五人趁船，舟子隨將手放開一照，五人忽不見，遺竹箱一，啟視，盡往江南行疫冊籍，舟子至吳下，傳寫其手中三字：、、，識者知是符讖。凡黏三字於門者，皆不染瘟疫。[3]

  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出，在當時大眾的信念中，瘟疫全然是由鬼神控制的，瘟疫流行的範圍、禍及人員均早已由鬼神事先圈定。這些鬼神一般被稱為瘟鬼或瘟神，在民間傳說中，很早就認為瘟神或瘟鬼有五個，所以一般都稱五瘟神、五方瘟神、五瘟使者等。明清時，通行於南方的五通神也具備了瘟神的功能，比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嘉興、秀水兩縣，疫症盛行，哄傳五聖作祟，日日做戲宴待，酌獻者每日數十家」[4]。當時，江蘇巡撫湯斌剛剛奏毀蘇州上方山五聖神像，當時傳聞中說，「上方山五聖趕在嘉興府南鰻魚堰地方，在一石橋下堍」[5]。眾所周知，上方山的五聖神又稱五通神，在當時，「五聖、五顯、五通，名雖異而實則同」[6]。在瘟神信仰中，五瘟、五通、五聖等，屬於五帝系列，可能是天庭之瘟部正神，司掌時疫。[7]不過，在當時的信仰中，瘟神也不是統一的為五瘟或五聖，在有些記載中，瘟神似乎又像是神仙世界的一個王。比如，常州徐昆國記錄了他在康熙年間的一則「親身經歷」：

  康熙某年夏，余從父赴宜興某村催佃人租，未至，聞某地多疫，乃問兆於張王廟，吉，遂往……至則其村數家悉臥病，會薄暮，宿其家，不敢近病人，即撤其大門，臥門首，心怯不成寐。夜三鼓，忽見輿從執燭遠自田間來者，心疑甚，及至場停輿，乃綠衣紗帽人也，出坐於右手。知其神，甚驚懼。頃又有如前者，坐左手，則絳衣紗帽焉。頃之遠聞呵殿聲，輿從益盛，未至場，見前兩神下座趨迓，至則冕旒龍袞，南面坐曰：「某等當起解？」綠衣者起立對曰：「無，解役。」冕旒者曰：「有徐某在，從父。」聞之毛髮倒豎。絳衣者起立請曰：「看祠山老人分上。」遂寂然。蓋以曾問卜於張王，故得免也。雞鳴即行而訪之，闔村皆死。[8]

  不管怎樣，在這些故事中，瘟神扮演瘟疫病原的角色都十分明顯。這些瘟神除了司掌時疫外，似乎自己也行疫，比如，在前面談到的有關關帝的故事中，那五人，應可以視作五瘟神。又如：「趙逵好笛為戲，是年瘟疫盛行。一日吹笛至茶肆，有老嫗與逵言，近有五人來店吃茶，見吹笛者過，各迴避。自後瘟疫遂止，人疑即五瘟使者。」[9]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行疫的大概還是瘟神手下的眾疫鬼，在道光元年（1821年）的那場大疫中，當疫情在西安爆發後，時任陝西按察使的陳廷，一日對當事言：「我昨夢岳方伯來告曰：『□現為瘟神，當驅疫鬼赴四川，此處已免，可曉諭大眾，勿懼也！』」[10]所以，在當時的眾多記載中，與瘟疫直接相關的不是瘟神，而是疫鬼。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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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居人皆事屠罟，獨沈文寶舉家好善，且買物放生。遇瘟疫時行，有人見眾瘟鬼執旗一束，相語曰：除沈家放生行善外，余俱插旗。未幾，一村盡瘟死，獨沈闔家獲免。[11]

  而且疫鬼還可分成不同的種類，比如，在嘉道之際的大疫中，嘉善就出現了專管「吊腳差使」之鬼：

  邑孫姓者於水濱濯足，倏有鬼物曳之落河，半身已沉溺矣，正危急間，耳際聞呵斥聲，若云：此吊腳差使應我得者，爾何妄爭耶？瞥覺鬼手放鬆，騰出水面，遂緣案獲生。而是日有鄰女淹斃者，因念吊腳云云，恐別遭水厄，時切臨深之懼。未幾疫作，俗有所謂吊腳痧者，孫竟以是疾亡。[12]

  以上這些記載多出自文人乃至醫家之手，可見這樣的觀念在他們當中也是很有影響的。至於一般民眾，雖然缺乏自己的文字記錄，不過從當時有病首先請神拜佛的民俗中[13]，不難看出這種認識在他們當中的普遍性。另外一則有關嘉道時期常熟的記載也充分地反映了這一點。當時常熟有個姓王的人，「多鬼話，故共呼之為老鬼。其言殊動聽，士庶咸樂聞之。一日，邑侯集紳士蒞鄉約所講論古今事理，以訓鄉人，適老鬼在近設攤生理，抵掌而談」，其中雲，「疫鬼奉天使行瘟疫」，「鄉人赴之者眾，鄉約所反寥寥焉」[14]。

  瘟神疫鬼的信仰儘管由來已久，影響廣泛，但畢竟虛無縹緲，難以證實。所以，人們又往往將瘟疫與一些難以理解的自然現象結合起來，將今天看來與瘟疫並無直接關係的某些自然現象視作瘟疫的病原。比如空中出現的黑虹、黑氣，在乾旱年代出現的月光折射現象等。在地方志的「祥異志」中，常常可以見到這樣的記載：「有黑氣一條如虹，其長如匹布，從東南至西北，良久方散，是年疫。」[15]通過這樣記載，方志編纂者隱含地表明了瘟疫與黑氣之間存在著某種密切聯繫。其實，這種聯繫，在其他文獻中還有更明確的揭示。比如，一則筆記言，嘉興的吳文溥嘗館於相家湖王氏，五月間，聽聞「風偕黑氣旋轉而至，氣中有物如狗直入豬圈，以印印豬，即瘟死，故曰豬瘟」[16]。這裡黑氣與瘟疫的關係已十分直接，只不過不是人瘟而是豬瘟而已。而蕭山的王端履則借其兄之口，將黑氣與瘟疫間的關係闡述得更為明白，他說：

  道光辛丑（二十一年）三月，邑東鄉瘟疫甚盛，曾記族朴存兄淳言：凡鬼皆依附牆壁而行，不能破空，疫鬼亦然，每遇牆壁必如蚓卻行而後能入。常鬼如一團黑氣，不辨面目，其有面目而能破空者，則是厲鬼，須急避之。[17]

  根據以上說法，疫鬼往往是以黑氣這樣的形式來行疫的。當然，黑氣不可能是每次瘟疫都有的現象，故也不是瘟疫疫鬼行疫的唯一形式。在另外一些記載中，又可以看到所謂的「陰兵」和「神燈」同瘟疫密切相關。比如：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南湖等處，夜有盜船屯集，高懸號燈，閃爍水面，蕩漾而來。諸凡殷實之家，糾集勇壯，擊柝鳴金，火槍弓弩，各為守御，驚惶累月，至有遷匿城中者。但至日間，毫無蹤跡。迨二十一年，自春迄夏，天行大作，民死者相枕藉。棺木無辦，以鹽包、蘆席裹屍甚眾。[18]

  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這一現象應是在乾旱晴朗的夜晚由光的折射造成的。由於在濕潤的江南，它只可能發生在大旱之年，而大旱之年，常常出現瘟疫，所以人們就自然地將這種當時無法理解的自然現象與瘟疫聯繫在一起。乾隆二十年（1755年），吳縣出現了這種現象，父老俱雲，這是「瘟部神放水燈」，「陰燈主疫」，明代萬曆年間曾有之。[19]光緒十六年（1890年），當吳江黎里發生這事後，父老又云：「乾隆間曾有之，乃陰祟也，後必有大疫。」「是年夏，疫癘大作，死者枕藉。」[20]故在有些文獻中，就把這種燈火稱作「疫火」。[21]由於同黑氣一樣，這種聯繫並非必然，所以，時人又對此做出更為嚴密的解釋。乾隆五十年（1785年），當青浦的金澤出現「神燈」後，當地的父老就說：「神火也。色赤而無光若祛邪，則一方之福；為行疫而見，則一方之災。」[22]

  儘管黑氣和「陰兵」或「神燈」可能與瘟疫存在著某種間接的關聯，但時人在病原意義上將二者同瘟疫聯繫在一起，主要還是因為，無論是黑氣、「陰兵」或「神燈」還是瘟疫，都是令時人感到神秘和恐懼的現象。這種聯繫究其根本，不過是瘟神疫鬼為瘟疫病原的一種具體、可以觀察的解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