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瘧疾

  瘧疾是由瘧原蟲引起的蟲媒寄生蟲病，以周期性的寒戰、高熱、大汗、脾腫大、貧血為特徵。主要通過蠅蚊傳播。感染人體的瘧原蟲主要有四種：間日瘧原蟲、三日瘧原蟲、惡性瘧原蟲和卵性瘧原蟲。在現代，江南地區較為多見的為間日瘧，其他瘧較少見。[111]瘧疾的名稱很古老，起自《素問》。不過如上文已經指出的，瘧疾在較長時期內並不僅僅指現代醫學中的malaria，還包括一切寒熱交作之類的疾病。自元明以後認識逐漸清晰。在清代的江南，瘧疾無疑是一種常見病，這從清人文集中不時可見的所謂「驅瘧文」不難看出一二，比如，清初的金德嘉在一篇文章中是這樣開頭的：「丁巳之歲冬十月壬申病痞，十有一月甲戌、丙子劇，余乃焚香危坐，捉筆為文，童子汲宋井水灑以桃茢而驅之。」[112]蘇州的諸人獲則在《祛瘧鬼咒》中云：「一日瘧堙迦醯迦，二日瘧墜帝藥迦，三日瘧怛墜藥迦，四日瘧者特托迦。不計數，不住口，持一晝夜，瘧鬼遠避疫一由旬。」[113]不少文人還常作詩生動敘述患瘧的痛苦，比如，錢塘金張曾作《盛暑蔗勞病瘧感記二首》，其中一首為：

  

  人生苦樂無不試，

  只有死時未得知；

  今日得君爭必死，

  想來不異在生時。

  （每一熱必力爭必死——原注。）[114]

  正是因為瘧疾的多見，所以有些民俗也常常與瘧有關，比如，也在常熟：

  風俗四五歲下之孩童，第一次患瘧疾，謂之胎瘧，須由外祖母家遣人來，向家灶上祭祀一番，病始得痊。其祭祀之法，由外家備灶馬二個、香燭阡阮、素盤水果、糕餅等物，遣人持至病家灶間，須一徑走入，不能和人接談，將兩灶馬背與背相接，置諸大鑊蓋上，各種祭品，陳列於前。祀畢，將灶馬與阡阮焚化，攜餅一個，直向外走，亦不得與人接談。 口中但云：我以後不再來了。既出門，將所攜之餅，擲飼犬。其意若曰：將病傳之於犬也。祀灶所余之物，亦須立時食盡。蓋謂吃得快，好得快也。[115]

  雖然除非惡性瘧，瘧疾一般不致對人造成特別嚴重的後果，但在缺乏現代特效藥的情況下，瘧疾往往遷延不已，令人疲憊痛苦難堪。對此，上海的姚廷遴有較為具體的描述：

  （康熙二十年辛酉，餘五十四歲）七月初，余瘧疾，起初寒熱，忽涼，隔兩日復寒熱，因而方知是三瘧，久不能愈。至八月初又瀉痢，一晝夜無次數，初五日方好，然瘧疾如故，形銷骨立，面有黑色，而氣血虛極矣……九月十九日，在邑歸家，承三林塘煙鋪喬右梁薦，有一走方者醫瘧，據云已立效數人，何不要他一看，因而買其藥而歸，歸即飲，其夜大吐大瀉，至二十一夜瘧來更甚，然自後竟不來矣，忽變為夜夜發熱，知乃虛極之故。至十月初三，因飲酒一日，又到夜深覺倦懶，瘧又來，直至明年六月方好。[116]

  除了夏秋經常散發外，在遇到災荒或其他自然和社會變動的情況下，還可能造成流行乃至大流行。陳邦賢在前引《幾種急性傳染病的史料特輯》中認為：「歷代關於流行的記載很少……因此只能在症狀上做研究資料，而不能獲得瘧疾在歷代流行的記載。」[117]實際上，何斌在《我國瘧疾流行簡史》中就搜集了不少包括清以前瘧疾流行的例子，只是他所述的大多是發生在南方煙瘴之地的惡性瘧疾[118]，與陳所指可能有些差別，不過即使在清代江南這樣社會經濟文化都相當發達的地區，瘧疾流行也並不罕見，僅疫情年表中就有：

  康熙十一年，吳縣瘧疾流行。

  同治二年，富陽大疫。其時進攻富陽之清軍僅萬餘人，皆病疫，宗棠亦患瘧困憊。

  同治十三年，鄞縣城廂內外，病症極廣，幾於挨戶皆然，均患濕熱頭痛等症，或病傷寒，或發瘧疾，每一沾身，輒為粘纏不解，以至醫士無片刻暇。

  光緒十年七月，上海疫作，瘧疾流行。

  光緒十二年，奉化忠義鄉牛瘟，六七月旱，蟲食禾，人病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