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霍亂、傷寒和痢疾

  霍亂、傷寒和痢疾都是古老的病名，不過這裡所說的霍亂和傷寒都是指現代醫學中的概念，與傳統醫學所指不是一回事。關於傷寒這一概念，緒論中已做辨析，於此不贅，僅對霍亂一詞略作考辨。

  （一）霍亂

  在中國的文獻中，霍亂是一個古老的名詞。早在《黃帝素問》中就有記載：「土郁之發，民病霍亂。」[33]「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吐下」。對此，明代的張景岳注釋說：「揮霍撩亂，上吐下瀉。」[34]又有乾霍亂之名：「更有吐瀉無物，亦有上下關閉，竟不吐瀉者，為乾霍亂。惟心腹絞痛，令人立斃」[35]，所以又稱絞腸痧。[36]雖然，現代一般認為，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之前，中國所謂的霍亂是指多發於夏秋二季的急性腸胃炎或細菌性食物中毒；現代醫學所指的由霍亂弧菌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即Cholera，系嘉慶二十五年時從印度由海路傳入。[37]然而，在學術界，這一論斷並非定論，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這場大疫的霍亂究竟是一種新的疾病，還是原本就有的霍亂的一種變型；二是這次是不是真性霍亂的首度傳入中國。

  關於前者，實際上，從疫病發生後不久就存在爭議。比如當時的霍亂名家王士雄，在其所著的《霍亂論》中將嘉慶季年出現的新疾病稱為「霍亂轉筋」，認為吊腳痧[38]不過是轉筋霍亂而已。[39]而稍後的徐子默則明確指出吊腳痧非霍亂。[40]而且，根據程愷禮的研究，認為是傳統疾病的，除王士雄等人外，洛克哈特（Lock—hart）、德貞（Dudgeon）和湯姆森（Thomson）等西方的醫生也持同樣的看法，他們在仔細閱讀資料後，認為「霍亂」確實是霍亂，而且它自「古早」即存在於中國。「對他們來說，在醫學古籍中關於這個疾病的臨床描述是莫大的確證，即使沒有提到這種疾病的傳染本質。他們堅持說，霍亂真正的性質可以進一步由中醫明顯的關心得到證明，他們自古代就對這個疾病開出許多處方並治療的方法。這些治療法如果不很有用（通常和他們自己的療法相似），至少值得更深入的考察。」[41]其實，在清代的醫生中，認為吊腳痧為霍亂或寒霍亂者，遠非王士雄一人，比如光緒年間，錢塘的連文沖將霍亂分為自生霍亂和傳染之症，主張治霍亂應先辨陰陽，「庶按症施治，得其指歸也，然無非師法古人」[42]。而湖州的莫枚士則公然反對「矜言創新，以新一時之耳目」，認為「今癟螺痧即暑月之中寒耳，其吐瀉者即霍亂耳」[43]。

  

  那麼，它和傳統所謂的霍亂究竟是不是同一種疾病呢？雖然那些持肯定論者的意見並非不值一顧，最終的確認也還有待醫學界進一步深入探究，但就筆者已有的認識來看，它們應該不是同一種疾病。西方學者所指出的兩條理由：古代醫籍對霍亂症狀的重視和記載以及治法類似，其實並不足以說明問題，古代醫籍雖然對霍亂多有記載，但有兩點明顯與真霍亂不符，一是它的傳染性不明顯；二是伴有腹痛。[44]至於說治法類似，這並不奇怪，當時一些明確指出吊腳痧為一種新疾病的醫生所提出的治法也與傳統治法類似。[45]就是現代醫學，對這兩種疾病的治療所用的藥物也基本一致。[46]至於中國醫生的認識，根據陳方之對王士雄《霍亂論》所列醫案的研究，王所經驗的48例，其中有38例陳認為是真霍亂，其他10例見腹痛者，王自己也斷為非霍亂。[47]這就是說，雖然王對吊腳痧與霍亂在名稱上不加分別，但在實際臨床治療中所指的霍亂其實就是真霍亂。王以後一些醫生認為它並不是一種新疾病，大概與中國傳統的遵經法古傳統有關，特別像莫枚士是著名的泥古遵經人士，他們的意見並不完全足以為據。何況，從大歷史觀來看，確認一種疾病是否過去存在，不應僅僅拘泥於個別症狀的比較和確認，特別是像霍亂這種危害重大的傳染病，更需要將其置於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從某一地區自然社會環境狀況和社會反應等多方面加以綜合考察。從過去文獻中並無有關霍亂大流行的記載而此後卻記載不斷這一點來看，兩者應該不是一種疫病。

  關於後者。范行准根據塗紳《百代醫宗》中有關嘉靖甲子年的記載，指出真性霍亂「在十六世紀中，已由海舶或從印度、安南等處傳入」[48]。西蒙則認為真霍亂第一次造訪中國是在1669年，由馬六甲經海傳來，第二次則在1769年，由南亞傳入。[49]不過，程愷禮認為西蒙的證據並不充足，然而對西蒙所說的第二次傳入，倒由一則醫籍中的資料可以作證，一位稱為上浣覺因的道人在咸豐元年仲秋指出：

  乾隆年間，黔中人多感異症。病發則立死。方書不載治法。有人于丹平山得神授奇方，分四十九痧，全活甚眾。後此方傳至關中，以治諸怪異急症，無不奇驗。道光壬午（二）年，粵東奇症，多有相似者，偶得此方試之立效。當經刊布。今歲夏秋之間，浙中時疫俗名吊腳痧，亦頗類此。爰急重梓，以廣流傳。[50]

  在這段話中，道光二年（1822年）的奇症和咸豐元年（1851年）名之曰吊腳痧的顯系真霍亂，因此乾隆年間貴州的異症也應該有真霍亂的可能，貴州離南亞和東南亞較近真霍亂完全有可能從這些地區由陸路傳入。由此可見，儘管這次大疫的霍亂並非傳統的霍亂，但真霍亂的傳入中國卻可能在此之前，也就是說，就整個中國而言，真霍亂在嘉慶末出現時應該不算是什麼新的疾病。不過，雖然它或許已傳入，但由於缺乏適宜的條件，並沒有造成大範圍的流行。甚至自生自滅了。

  這樣的話，霍亂就包括兩層含義：急性腸胃炎和食物中毒之類的假霍亂即類霍亂；從印度等地傳入的真霍亂。

  霍亂等腸道傳染病大都爆發、流行於夏秋濕熱季節，主要通過食物、水和接觸傳染，江南溫暖濕潤的氣候，密布的水網，以及當地人長期以來養成的某些生活和用水習慣，非常有利於其滋生流行，實際上，這類疾病也是清代江南最主要的急性傳染病。真性霍亂在清代江南存在的時間雖還不到一百年，但卻可以說是對當地社會危害最大的瘟疫，真霍亂的症狀，除了前文所言外，還有就是它是眾多急性傳染病中唯一不發熱的疾病，而且在吐瀉的同時也基本沒有腹痛。該疾病首先於嘉道之際傳入我國，並迅速蔓延，幾乎傳遍大半個中國。在江南地區，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首先通過海路在寧波和上海地區登陸，繼而沿主要交通線、特別是水路迅速擴散，成為清代江南持續時間較長、影響最為廣泛的一次瘟疫，對江南社會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51]此後，霍亂在江南不斷肆虐。

  真性霍亂自1817年在印度大流行後，曾在世界各地肆虐長達一個多世紀。世界醫史學界一般認為有6～7次世界性的霍亂大流行，其中伍連德認為是7次：1817—1823，1826—1837，1846—1862，1864—1875，1883—1887，1892—1895，1910—1925。[52]上官悟塵則列舉了6次，前4次與伍相同，後兩次為：1883—1896，1902。[53]很明顯，上官實際上是把伍的第5和第6次合併為第5次，真正的區別只在於最後一次，伍沒有注意到1902年的情況，而上官對清末以後的情況沒有顧及。根據我們搜集的資料，霍亂的流行與上述流行時間雖有相合之處，也存在不小的出入，伍對1902年的忽視顯然不符合江南的情況。除卻第1次流行，清代江南可以確定的真霍亂流行情況如下：

  道光十七年八九月間，杭州盛行霍亂轉筋之症。

  道光二十一年，寧波霍亂流行。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杭州霍亂流行。

  咸豐元年秋，象山疫。寧波再現霍亂。

  咸豐六年夏秋之交，杭州人患吊腳痧，吐瀉腹痛，足筋拘急，不即救，一二時即死。

  咸豐十一年秋，嘉興濮院盛行霍亂轉筋之症。

  同治元年夏，石門大疫。嘉善正月大寒，人多凍死，夏大疫，秋米騰貴，斗米千錢。四月間，嘉興有吐瀉等病，不及一晝夜即死。婁縣、上海、川沙、南匯夏五月大疫。金山夏秋之間，大疫。金山張堰夏五月大疫。青浦蒸里兵亂，田多不治，夏大疫。上海有數百人死於霍亂。秋八月既望，昆新道饉相望，癧疫大行，有全家病歿者，瑣尾流離，至斯為極。夏秋之交，吳縣大瘟疫。夏秋以來，常熟時疫流行，名子午痧，朝發夕死。無家不病，病必數人，數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吳江時疫流行，日死數十人，名吊腳痧，無方可治，不過周時。

  同治二年，富陽大疫。海寧自四月下旬，旱災嚴重，七八月，復遭潮災，米價騰貴。又遭時疫（原註：吊腳痧），亦傷無計。六月常熟疫氣大作，病者只半日不治。八月，吳江各處時疫流行，死者甚多。新陽信義，大亂初平，繼以大疫，鄉間無槥可售，屍骸枕藉。五月，嘉興疫。時天熱亢旱，酷熱，盛川死疫者經掩埋局收管，三日間計死二百餘，余鎮亦每日各有數人，皆半日病而已。

  同治三年，上海霍亂流行。

  光緒三年，上海霍亂再度流行，有22位外國人死於霍亂。寧波被霍亂波及。

  光緒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上海溫如仲春，是歲疫且飢。有251位中國人及25位外國人死於霍亂。青浦疫且飢。

  光緒八年，蘇州被霍亂波及。

  光緒十一年，夏秋間，嘉定屢次大風雨，潮溢，秋疫症流行。寶山夏四月淫雨，六月二十日颶風，秋疫。寶山羅店七八月疫，患者上吐下瀉，手足攣急，子發午死，名曰子午痧，一家有斃三四人者。夏秋，湖州癟螺痧盛行，死者日數十人。

  光緒十二年，定海霍亂盛行。無錫金匱霍亂流行。

  光緒十三年，吳門霍亂流行。夏秋之交，紹興霍亂盛行。鄞縣秋大疫，死者無算。慈谿秋七月大疫。奉化剡源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眾，沙隉、公塘、康嶺更甚。三村約死四百人，闔鄉不下一千人。親戚不通音問，此症名霍亂（俗名肚痛腳筋吊，又名絞腸痧）。不吐不瀉者名乾霍亂。奉化忠義鄉六月大疫，死者相枕，至九月止。象山秋大疫。

  光緒十四年春起，上海爛喉疫痧盛行，牽連沾染，夭亡不可勝計。同時有375人死於霍亂。寧波被霍亂波及。武進陽湖霍亂流行。

  光緒十六年夏，上海時疫流行，霍亂症多，猝不及救。嘉定霍亂流行。寶山夏大疫，流行霍亂症，俗稱癟螺痧，染者多猝不及救，槥市為空。溧陽夏秋疫癘。夏秋之交，金壇盛行癟螺痧，死無算。

  光緒十七年夏秋之交，吳江黎里復大疫，初起或吐或瀉，驟如霍亂，或足麻筋吊屈不能申，名腳麻痧，又名癟螺痧，患此者甚至頃刻殞命，里人死者日數人，四鄉尤甚，病者過七日，乃得無恙。長洲相城秋疫症盛行，嘔瀉螺瘡起，即不治。溧陽夏秋復有疫。

  光緒二十一年，常熟昭文夏疫（癟螺痧），蘇州霍亂流行。青浦秋大疫。夏，上海霍亂流行，在租界，有20名外國人和930名中國人死亡。奉化夏秋大水，有大疫。其症與十三年無異。

  光緒二十五年，錢塘和仁和霍亂盛行。

  光緒二十八年秋，崑山新陽大疫，市槥為空，始喉症，繼時痧。常熟昭文夏疫（子午痧亦名癟螺痧）。翁同龢在京「聞城外痧症盛行，乞藥者踵相接」。長洲相城大疫。吳江震澤自春徂夏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為腳麻痧又名吊腳痧，患此者或吐或瀉，驟如霍亂，甚至頃刻殞命者。六七月間，諸暨縣發生癟螺痧，患者多不治。楓涇大疫。平湖天降瘟災，一家或傳染數口。海鹽澉浦癘疫大行，傳染遍四鄉，觸之立斃。自五月至九月始消除。八月青浦大疫，棺槥為空。川沙大瘟疫。金山張堰夏秋大疫，鄉村白晝閉門，午後路人絕跡。

  光緒三十三年，上海霍亂流行，有655人死亡。春夏多雨，江寧時癘盛行，有稱為癟螺痧者，朝感夕殂。寧波被霍亂波及。

  從上可見，自道光十七年（1837年）至宣統三年（1911年）的75年中，整個地區有23年有霍亂流行：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44年）在浙東和浙西有零星流行；咸豐元年（1851年）至六年（1856年）也在浙江局部地區流行；咸豐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伴隨著戰亂，出現了全區域性的大流行；光緒三年（1877年）至八年（1882年）在上海、蘇州和寧波等地有小範圍的流行；光緒十一年（1885年）至十四年（1888年）又一次出現全區域性的大流行，特別是浙東，為害尤烈；光緒十六年（1890年）至十七年（1891年）在蘇南出現較大範圍的流行；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在蘇州、松江和寧波府出現疫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杭州城有霍亂流行；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蘇州、松江、嘉興、紹興等地有較為嚴重的霍亂流行，而且與疫喉痧相伴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在上海、南京和寧波等地流行霍亂。總的說來，有三次流行高峰，一是咸同之際（1861—1864），二是光緒中期（1885—1895），三是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其中後兩次，與上官所列基本一致。

  假霍亂即急性腸胃炎，起病較急。發病時先感覺腹部不適，繼之出現發熱，但熱度高低不一；同時有噁心、嘔吐、腹部陣發性絞痛、腹瀉等症狀。大便每日數次至十數次不等，糞便一般呈水樣，偶爾也帶膿血。[54]雖然具有一定傳染性。但極少形成大流行。[55]因此雖然霍亂或乾霍亂的病名常出現在醫籍中，但筆者迄今未發現嘉慶季年以前霍亂在江南流行的例子，不過有關痧的記載仍值得注意。前面已經談到，清代的醫籍中常把乾霍亂稱為絞腸痧，現代的一些溫病學著作也將急性腸胃炎視為俗稱的「發痧」。[56]痧是一個江南民間現今仍在沿用的疾病概念。那麼，什麼是痧？范行准曾說：「『痧』原作沙，本出《葛氏方》，《巢源》作『灑』，頗有撒篩音義，以狀此病的散發性，故有『沙』字之義。」有觀點認為「當時（指清代）凡是傳染病多以『痧』字名之」[57]。這一說法雖有些道理，但認為當時凡是傳染病均名之以痧，顯然與事實有些出入，一方面，從後面的論述中，痧所指的範圍要超出傳染病；另一方面，傳染病似乎也不完全都以痧名之，像痢疾、瘧疾幾乎沒有稱痧的，就是天花也極少稱痧，痘痧合稱中的痧一般是指麻疹。對此，馬伯英曾給予批評，他指出，痧症「多指中暑。用刮痧等物理刺激法治。即使在宋之前，亦非范氏所云指烈性傳染病。張杲《醫說》引《葉氏錄驗方》『辨沙病』云：『沙病，江南舊無，今東西皆有之。原其證醫家不載，大凡才覺寒慄，似傷寒而狀似瘧，但覺頭痛，渾身壯熱，手足厥冷……』似膿毒血症」[58]。批評雖有道理，但其所指卻又過窄。縱觀清人文獻，痧這一概念的應用極為廣泛，既沒有一個明確的外延，且在不同人的筆下有不同的內涵，不僅乾霍亂稱痧，真霍亂稱痧，麻症稱痧（痧疹或麻痧），白喉和猩紅熱亦稱痧（喉痧、疫喉痧、丹痧、爛喉痧），而在較早的痧症專著《痧脹玉衡》中則幾乎無病不痧。晚清紹興的張魯峰（景燾）指出：「乃近二十年來治痧之術盛行，無論老幼男婦，冬寒夏暑，遇有心痛腹痛，肝胃氣痛，以及感冒發熱吐瀉等病，率皆名之曰痧。」[59]而王士雄等人則謂：「方書從無痧證之名，唯乾霍亂有俗呼絞腸痧者。是世俗之有痧，殆不知起於何時也……然亦可見前痧證不多，故古人皆略而不詳也。迨國初時，其病漸盛，自北而南，所以又有滿洲病與番痧之名。」[60]如是，則痧症又為一類專門之症。

  如果細心體會清人所謂的痧，可以發現，它基本有兩方面含義：一是泛指甚於一般邪氣之「毒」；二是對邪氣鬱遏，阻塞正氣流行一類疾症的稱呼。關於第一方面，比如郭志邃指出：「痧者，暑熱時疫惡毒之氣。」[61]王士雄稱：「張路玉復分臭毒、番痧為二者，蓋謂惡氣更毒於穢氣也。」[62]蕭霆則說得更為明確：「疫痧之毒，郁於胃腑，才經發覺，胃已受傷。譬猶巨寇在家，即急為駕馭而破屋壞垣，已遭荼毒，若縱而不除，鮮有不為灰燼者矣。故於瘟疫則稱『邪』，而痧毒則稱『毒』。」[63]所以關於痧又有痧脹和發痧之稱，如吳蔚光指出：「比年，南方痧症日甚：一為痧脹，一為發痧。按之古醫家言，但言霍亂，今則有絞腸痧諸名；但言斑疹，今則有爛喉痧諸名。余謂是二病之所由，實皆由於氣之不和耳。」[64]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痧毒內閉，則為痧脹，發而現斑疹則謂發痧。可能因為發而現斑疹諸疾，一般都有專名，比如麻疹有痧疹之名，猩紅熱有喉痧之名，所以無特定含義的痧症一般就指痧脹。而關於痧脹的含義，到清中後期也逐漸明確。道光年間，章楠認為：「若痧證之因，實與瘟疫一類，以其邪氣鬱遏，故變證尤多卒暴……推瘟疫由膜原傳變，痧證之邪，淺深不一，皆由鬱閉使然。」[65]晚清的許起、丁甘仁則表述得更為清楚：

  王晉三又辨痧即外邪驟入，阻塞其正氣流行之道之謂，而痧之病義益明。至情志多郁之人，稍犯涼熱，即能成痧，且不時舉發，亦由氣血失其宣暢也。若干霍亂亦有不因痰濕飲食之滯；但為暑蠍之氣擾亂於中者，當以新汲水、地漿等治之耳。[66]

  凡痧子初發時，必有寒熱、咳嗽、胸悶、泛惡、骨痛等症，揆度病因，蓋外邪郁於腠理，遏於陽明，肺氣不得宣通，胃氣不得泄越也。必用疏散之劑疏表解郁，得汗則痧麻透，諸症俱解，此治正痧、風痧、紅痧之大略也。[67]

  從上述可知，痧是清代運用比較靈活、含義也較為廣泛的一個疾病概念，痧症，也不是指某一種疾病，而是一類具有一定共性卻並不十分確定的疾病的名稱。痧症包括範圍顯然要比類霍亂寬泛得多，不過它與類霍亂存在著密切關係則是毋庸置疑的。我們業已指出，嘉道以後的真霍亂往往稱作吊腳痧、腳麻痧、癟螺痧等。實際上，對照以上所說的痧症內涵，真霍亂吐瀉均呈噴射狀，根本與閉遏之象無關，它之所以被稱作痧，可能是因為它的一些症狀與被叫做絞腸痧的乾霍亂較為相似，而它對時人來說又是一種新的疾病。痧症與霍亂的關係，由此可見一斑。霍亂之所以被稱為痧，主要在於時人認為：「霍亂一症，皆由寒邪鬱結，氣閉不通，因而吐瀉交作。」[68]所以治類霍亂之藥也往往被稱為「痧藥」，比如徐子默說：

  霍亂之症，吐瀉者為輕，不吐瀉者為重，或取嚏，或引吐，或攻下，或外治挑刮，或內服痧藥。因其病，由於熱閉，嚏則開其肺氣，吐則開其胃氣，下則開其脾氣，挑刮開其皮毛經絡之氣，痧藥開其臟腑之氣，總取其通，通則氣行熱亦瀉矣。[69]

  上引張魯峰那段話中所說的腹痛、發熱吐瀉，應該屬於類霍亂的症狀。痧症無疑具有傳染性，如章楠言：「要皆不出六氣與穢惡釀成，故夏秋常多，冬春較少。而一方中病狀相類，亦如瘟疫之傳染。」[70]通常多發於夏秋的類霍亂雖然現代極少形成大流行，但由於其存在一定的傳染性，在衛生條件不良的情況下，出現一定範圍的流行亦屬可能。類霍亂廣泛存在於清代江南當屬無疑，而在疫情年表中記載的康熙十二、十三年（1683年、1684年）嘉興的痧症流行中，完全有可能存在類霍亂。另外，咸同之際大疫中就包括類霍亂。[71]

  （二）傷寒

  傷寒是傳統醫學運用最多的一個詞彙，不過與這裡所說由傷寒桿菌引起的急性腸道傳染病之傷寒[72]（typhoid fever）名同而實異，所以雖然傷寒是過去特別是江南極為重要的傳染病，但在歷史文獻中卻沒有直接對應的疫情記載。可能也正因如此，現代醫史學界也很少專門討論這一疾病。在現代溫病學著作中，一般把傷寒這類疾病歸於溫病中的濕溫。[73]這一點，只要對照一下現代的醫學著作對這兩種疾病的解釋，就不難理解。它們一般是這樣解釋這兩種疾病的：

  濕溫是由濕熱病邪引起的急性熱病，初起具有身熱不揚、身重肢倦、胸悶脘痞、苔白膩、脈緩等主要症狀，起病較緩，傳變較慢，臨床表現具有濕、熱兩方面的症候，表現出四個方面的特點：第一，季節性較強，雖四時皆有，但明顯多發於濕熱的夏秋季節；第二，病程較長，纏綿難解；第三，以脾胃為中心，瀰漫全身；第四，由於濕、熱二邪同時為患，故多見矛盾性症狀，如身熱不揚，發熱而脈不數，大便數日不下而不燥結。[74]

  傷寒是由傷寒桿菌引起的急性腸道傳染病。病變部位主要在小腸內的淋巴組織，典型的臨床表現有持續發熱、相對緩脈、玫瑰疹、脾臟大和白細胞減少等，嚴重的可有腸出血、腸穿孔等併發症。在發熱過程中，常出現便秘、腹脹等症狀。整個病程平均4周至5周。常年均可發生，但以夏秋季為多。患者以青壯年最為多見。病後可獲得強而持久的免疫力，一生中很少再次罹患。主要通過水、食物和接觸傳播，同時蒼蠅也是重要的傳播媒介。[75]

  可見，兩者雖不可能完全對應，但一致性是相當強的，可以說，傷寒（包括副傷寒）是濕溫中的主要疾病。江南濕熱的天氣、密集的河網以及夏秋猖獗的蒼蠅特別適合傷寒的爆發流行。實際上，在清代的醫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以下這樣的記載：「江南地卑多濕，濕溫病最多。」[76]「南方卑濕，民苦濕熱。每當春冬，必陰雨連綿，入夏則暑熱驟降，地氣上蒸，人感之，入秋不病濕溫，即患瘧痢。」[77]不難想見，傷寒在清代江南的夏秋季節，不過是一種極為平常的溫病而已[78]，普通的流行一般不會引起時人特別的關注，只有在大荒之後，特別是水災之年，在人們體質普遍下降、災民居住條件和衛生狀況惡化以及水源受到污染等情況下，穢濕熏蒸、疫癘大作時，才有可能作為瘟疫而受到注意。但災荒之年的大流行，其傳染性和毒性往往會增強，又可能使當時的文人學士並不把它看作通常的濕溫。因此，在傳統的文獻中，也就很難找到傷寒的直接例證了。不過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1874年10月9日）《申報》中有一則直接用傷寒病名的疫情記錄，據其描述的病情，也似為typhoid fever：

  寧友來書雲，該處東鄉一帶，淫雨兼旬，河水陡漲，淹沒田禾不計其數。其水之高者積有三五尺不等，甚至河內船隻，皆從橋面撐過，亦可想見其泛濫之災矣……又聞夏秋以來，病症極多，東鄉尤為各處之冠……鄞縣城廂內外，病症極廣，幾於挨戶皆然，均患濕熱頭痛等症，或病傷寒，或發瘧疾，每一沾身，輒為粘纏不解，以至醫士無片刻暇。

  另外，從一些零星描述中看，有些大疫也不無是傷寒的可能，比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蘇松地區的大疫很可能就是傷寒。[79]又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蘇州水災之後，「又有大疫，一名鏈條瘟，一家有疾，家家纏染；一名癩團瘟，病者皆腹脹如鐵而死」[80]。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嘉興梅里「夏秋大疫，感受者壯年居多」[81]。特別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江寧大水之後，城中河水遭到污染[82]，「自三月起，疫氣流行，互相傳染，死亡甚眾。其症大略相同，發熱內燒，譫語發狂，發斑發黃……然貧蔞之家，有病至半月，不藥自愈者，有發狂大渴吃冷水數甌而得汗解者。有死去通身皆冷，心口獨熱，遲一二日復甦者，此理殊不可解……至立秋，患乃息」[83]。發生於夏秋水災之後，由水污染造成，是腸道傳染病的可能性較大，而一者未見腹瀉記載，二者有發熱、譫語和發斑發黃的描述，顯然不是霍亂和菌痢，與傷寒的症狀較為相符。另外，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夏，上海、嘉定和寶山等地紅痧症流行；宣統三年（1911年），嘉定紅痧症再次流行。[84]雖方志中沒有對症狀的任何描述，不過丁甘仁先生有對紅痧的論述：「夏秋時之紅痧、風痧，初起時寒熱、骨痛、胸悶、嘔惡、舌苔白膩，外熱極重而里熱不盛，咽喉不痛，或咳嗽或不咳嗽，此紅痧風痧之病情也。其病源良由夏受暑濕，秋感涼邪……」[85]從丁所說的發於夏秋、嘔惡、舌苔白膩、外熱極重而里熱不盛、由夏受暑濕而致等情狀看來，也應該有可能是傷寒。

  （三）痢疾

  與傷寒不同，對痢疾的稱呼，古今基本一致，不過在古代，除痢疾外，還有腸游、饗泄、重下和滯下等名稱，至少從明代起，傳統醫學已對痢疾的傳染性有非常清晰的認識。[86]現代一般將痢疾分為細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兩種，它們分別是由痢疾桿菌和阿米巴原蟲引起的急性腸道傳染病，前者簡稱菌痢，是細菌性傳染病，後者為原蟲性傳染病。從現代醫學的觀點看，它們其實屬於兩種不同類別的疾病，不過由於其都以腸為病灶，臨床表現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故傳統醫學和現代的普通人並不加以區分。比較起來，菌痢要遠遠多於阿米巴痢疾，所以我們在研究中也不予區分，而且一般也主要指菌痢。痢疾臨床以發熱、腹痛、里急後重、腹瀉濃血樣便為主要表現，與類霍亂不同，沒有嘔惡現象。散發性的病例常年可見，高峰則出現在夏秋兩季。傳染方式與傷寒同。[87]根據上面所說的一些特點，痢疾也是江南常見的疫病。傳統醫學對痢疾的治療相當重視，一般的醫書中大多有痢疾一目，民間也都有療痢的偏方，比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正二月間，江南邊緣的臨海等地，「雨豆谷，穀粒倍常；豆堅不可食，箭竹法實，磨粉作食，療痢症甚效」[88]。可見痢疾的常見。同時，對痢疾流行成疫，文獻中也有不少記載，在疫情年表中，有關痢疫的記載有7縣次，摘錄如下：

  康熙元年八九月，上海疾痢盛行，十家九病，獻神化紙，並送鬼者滿路。

  康熙二十六年六七月，上海疫痢盛行，遍地患病。

  康熙四十六年夏，青浦、嘉定之淞南大旱，大河俱涸，至七月十四日始雨，又挾大風，歲大祲，石米二兩，秋疫痢大作。

  嘉慶十三年戊辰秋八月，上海三涇廟桃花盛開，是時痢疾多不治。

  同治元年六七月，烏程、歸安難民均病瀉痢，穢氣逼人，死者日二十餘人。

  光緒七年，奉化忠義鄉六凡二十二日大水，颶風拔木壞民廬，秋痢，劇者十餘日死。

  光緒十四年九月中，金山張堰大起痢疾痧症，治鮮效。

  同前面所述一樣，年表對疫痢的記載肯定是不全面的，不過僅從這有限的記載就不難看出，就是痢疾這樣現代的常見小病，過去也可能造成相當大的危害，甚至置人於死地。在清代江南，因痢疾而死者當不在少數。故當時挽救痢疾病人的生命會被當作醫術神效的例子而收錄進地方志中，比如：「顧孫蘭……精岐黃術……兄子慰曾患痢，危在旦夕，亦與一劑而安，神效類如此。」[89]可見，我們切不可以今日之狀況來揣度古人的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