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關於疫情年表

  江南雖然總體上是全國最為繁榮富庶的地區，但內部各府縣之間發展水平上的差距亦相當大，蘇南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寧紹平原等平原地區比較發達，而邊緣的山地丘陵地區相對落後。[1]這種差距在文獻資料方面也表現得十分顯著，蘇州、上海、杭州、江寧等中心地區，醫書、筆記和文集等各類資料非常豐富，有關記載也相對全面。而諸如於潛、昌化、武康、六合、新昌等一些邊緣小縣，則幾無醫書、文集等資料可供利用，因此，疫情記載的全面程度自然就受到影響。不過，江南地區各縣清代的縣誌則基本完備，除了杭州的錢塘、仁和兩縣缺乏可資利用的縣誌[2]和湖州武康縣僅修至道光九年（1829年）外，其他各縣都有光宣時期或民國初年所修的縣誌，錢塘、仁和兩縣之缺憾，因有著名的民國《杭州府志》而可大致彌補。在中心地區，除了縣誌，還有為數不少的鄉鎮志可作補充。這些為本書以下的統計分析奠定了基礎。不過，不同的方志修纂者，對瘟疫的重視程度多有差異，使得不同府縣之方志對疫情記載詳略不同，具體而言，松江、太倉、蘇州、嘉興和寧波等府州的記載較為詳盡，而鎮江、杭州和紹興等府之方志較少記載，其中，以上海、嘉定、青浦、寶山和常（熟）昭（文）、溧水、靖江、嘉（興）秀（水）、歸（安）烏（程）、慈谿和象山等縣縣誌和鄉鎮志的記載最為完備，而六合、海寧、於潛、海鹽、安吉、武康和新昌七縣之縣誌則對疫情完全沒有反映。錢（塘）仁（和）、長（洲）元（和）吳（縣）、丹徒、丹陽、德清、山（陰）會（稽）等縣地方志中的有關記載也比較簡略。另外，一些方志對不同時段疫情的記載也詳略有殊，比如杭州府，整個雍（正）乾（隆）時期，全府沒有一次相關記載。太倉州鎮洋縣的方志，雍乾和嘉道時期分別載有6次和4次瘟疫，而順康時期沒有一次，咸豐以後亦僅1次。上虞和奉化縣在咸豐以前沒有疫情記載，而咸豐以後卻分別有2次和7次，鎮海和諸暨嘉慶以前也全無記載。

  當然，方志及其他文獻的作者對瘟疫關注程度的高低，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該地區、該時段疫情的嚴重與否，但它並不構成絕對相信方志等文獻記載的理由，可以肯定，方志等文獻記載的缺失決不等於該地沒有疫情。以錢塘和仁和為例，該地在其縣誌、鄉鎮志和《杭州府志》的「祥異志」中，沒有一次瘟疫記載，但在方志的其他部分如「人物傳」等和醫書等文獻中卻搜集到了該縣的10次疫情。不過，在筆者所搜集的資料中，雍乾時期仍沒有肯定的證據表明該地有疫情發生，但袁枚的小說《子不語》中的一則故事講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杭州蝦蟆瘟大作」[3]。劉鳳誥也在一首詩中寫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杭城「居民疫癘氣弗蘇」[4]。而像奉化縣，咸豐以後，該縣方志（包括鄉鎮志）記載，曾發生7次瘟疫，而此前未見一次，亦甚乖情理。可見，該表所反映情況的全面性和準確度都是相對而言的，因此，在以下的統計分析中，也往往會根據資料實際情況和一定的邏輯關係做適當的調整。

  [1] 筆者曾對江南地區差異比較明顯的杭、湖兩府各縣的發展差異做過劃分，參見余新忠：《清前期浙西杭州、湖州府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三個層次》，載《蘇州鐵道師範學院學報》，2001（1）。

  [2] 錢塘縣康熙以後有吳允嘉所纂的嘉慶《錢塘縣誌》，為個人所修，內容甚簡；仁和縣則有蕭治輝、孫峻纂的光緒《仁和縣誌稿》，但目前僅存「封畛」、「縣令」兩門。

  [3] 袁枚：《子不語》，卷4，96～97頁，長沙，嶽麓書社，1985。

  [4] 張應昌：《清詩鐸》，卷24，890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