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疫病醫療背景

2024-08-15 18:24:18 作者: 余新忠

  以上所述表明,江南擁有其他地區難以比擬的優良的自然條件和社會基礎,不過,這些優勢在構成江南繁榮富庶的促進因素或具體表徵的同時,也為致病微生物的滋生、肆虐提供了便利。顯而易見,溫暖濕潤的自然環境勢必會成為各種微生物滋生繁殖的溫床,而密集的人口、便利的交通、頻繁的人口流動則又為那些致病微生物尋找宿主和擴散流傳準備了便利條件,同時,不時出現的天災人禍則又進一步為其肆虐提供了必要的易感人群。實際上,繁榮富庶的江南同時也是瘟疫的多發地區。

  對於歷史上瘟疫發生總的確切狀況,由於歷史記載的缺失恐怕已很難知曉,而且由於目前尚未能對現存的史料進行全面而深入的挖掘,就是比較全面的了解,一時也還難以做到。不過,現有的一些粗略的統計,還是讓人可以對各個歷史時期瘟疫發生數量和江南在全國的地位產生一個大概的印象。根據張志斌的研究,明清時期是歷史上瘟疫較為嚴重的時期,儘管可能存在各個歷史時期有關記載詳略程度不盡相同的偏差。就明清兩代而言,江浙兩省疫情的嚴重程度要高於其他省份。[1]這一點與張劍光對《清史稿·災異志》中的疫情的統計是基本一致的。《清史稿·災異志》記載了清初到同治末年共230年間的疫情,其中有疫年份為101年,各省的情況分別是:浙江23年,直隸、山東各19年,湖北16年,江蘇15年,山西8年,廣東7年,安徽6年,甘肅5年,陝西4年,雲南、廣西、江西各2年,河南1年。[2]在江浙兩省中,江南地區的有疫年份則為23年。由於《清史稿》的記載極不全面,且有所偏重,所以,這一統計與實際情況肯定頗有些距離,不過還是大致可以看出,江浙至少是全國瘟疫的重災區之一。而表2-2根據記載相對全面的陳高傭《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所做的統計,似乎更能反映出江南多疫的特點。從表2-2中可以看出,與其他地區相比,江南的水災和疫災較為嚴重,尤其是疫災,占所有災荒總數的9%,遠遠超過全國4%的平均水平。而江南的疫災占全國疫災總數的25%,是江南災荒總數在全國所占比率(10%)的2.5倍。江南疫災的相對較多,由此可見一斑。這些表明,江南乃全國瘟疫最為頻發的地區。由於江南的文獻資料相對詳備,這一點未必一定完全符合歷史實情,但至少可以認為江南是一個疫病多發的地區。

  表2-2 清代全國和江南災情分類對照表

  一方面,江南疫病多發;另一方面,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又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江南的社會醫療水平的相對發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現有的一份研究指出,歷史上的醫學中心,宋以前在北方的陝西、河南和河北一帶,從元代開始轉至南方,明清時期,醫學中心與經濟文化中心相吻合,偏重於江南地區。據統計,在甄志亞主編的《中國醫學史》「公元1368—1840年(明—清鴉片戰爭前)」這一章節中共提到醫家姓名128人次,除去籍貫不明16人次,重複23人次(其中北方人只有王清任一人被重複一次),共提及醫家89人,只有5位北方人,再除去朱元璋的第五子朱,及受命於朝廷編輯醫書的吳謙、蔣廷錫,剩下的81人全是南方人,其中江蘇24人,浙江23人。俞慎初《中國醫學簡史》「明代著名醫藥學家」與「清初(1840年之前)著名醫藥學家」兩節中共提到醫家69人,除去3人籍貫不詳,南、北方人氏之比例為60∶6,其中江蘇18人,浙江22人。[3]而根據對《清史稿·藝術傳》中所載醫生的統計,差異更是顯著,在所有著錄或提及的48名醫生中,竟有30位為江南人氏。[4]由此可見,明清醫學中心在以蘇—杭為軸心的江南地區毋庸置疑。當時在江南各地醫生已為數甚多,以蘇州為例,僅俞志高在《吳中名醫錄》中收錄的清代名醫就有將近800人。[5]當然,社會醫療水平的高低,不僅限於醫生人數一個方面,還包括醫療知識的普及程度、醫療點的分布密度以及醫療機構的建設狀況等諸多內容,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將在本書的第六章第三節中再做詳細討論,於此暫存而不論。

  中國傳統醫學在明清時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而溫病學的興起與發展和種痘術的發明與推廣,乃是清代中國醫學發展史上最耀眼的兩個亮點。可能正是因此,范行准說:「傳染病在各歷史時期,向占重要地位,因它占各病中十之九……清代三百年來醫家的聰明才智,幾乎都盡於此。所以清代醫學上最重視傳染病,也是中國醫學歷史上最突出的一個現象。」[6]而且,溫病學和種痘術都是在江南或其周邊地區發展起來的。溫病學的中心在江南。如果不算傳說中的峨眉山人的種痘,雖然人痘術最早出現在明後期江南周邊的安徽寧國、安慶和江西弋陽、新建等地,但進入清代後,在人痘術的發展、改進過程中,江南明顯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因為,根據朱奕梁《種痘心法》的記載,至少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人痘種法已發展成所謂的「湖州派」和「松江派」[7],表明種痘術的中心已移至江南。

  [1] 參見張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諸種初探》,載《中華醫史雜誌》,1990(1)。

  [2] 參見張劍光:《三千年疫情》,424頁,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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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參見李經緯等編著:《中國古代文化與醫學》,63~68頁。

  [4] 參見《清史稿》,卷502《列傳·藝術一》,13865~13883頁。

  [5] 參見俞志高編著:《吳中名醫錄》,121~265頁,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

  [6] 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217頁。

  [7] 參見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115~122頁;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242頁;杜家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對皇族人口的影響》,見李中清、郭松義編:《清代皇族的人口行為與社會環境》,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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