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好鬼尚巫的民間信仰

  幾乎在所有江南地區的地方志中，都有「吳俗尚鬼信巫」；「越人好鬼」，「吾俗尚鬼神，好淫祀」等之類的記載，充分表明江南地區民眾好鬼尚巫的風尚。鄉民一旦遇到疾病或其他災患，大多會前往廟寺祈求神靈的助佑，或延請巫覡作法驅邪，往往糜費甚巨。比如嘉道時期，著名的溫病學家王士雄曾指出：

  吳俗好鬼，自吾鄉以及嘉、湖、蘇、松、常、鎮等處，凡家有病人，必先卜而後醫……蔓延不已，習俗相沿。[38]

  儘管這些活動每每被眾多的方志修纂者目為「一愚至此」，並且也屢屢遭官府的禁止，但卻總是屢禁不止，愈演愈烈。對這些現象，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迷信、愚昧概括了之，它之所以能長盛不衰，必然有著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這將在後文再予詳細討論。這裡我想指出，雖然這些行為背後可能存在著利益驅動、豐富生活等方面的因素，但至少信仰的因素是不容忽視的。

  [1] 見洪煥春、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該書所謂的長江三角洲與本書所謂的江南相較，多南通、少寧鎮，大致相當。

  [2] 參見洪煥春、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357～358頁。

  [3] 參見李伯重的一系列論文：《明清時期江南農民水稻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載《中國農史》，1984（1）；《「桑爭稻田」和明清時期江南農業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載《中國農史》，1985（1）；《明清江南農業資源的合理利用》，載《農業考古》，1985（2）；《明清種稻農戶生產能力初探》，載《中國農史》，1986（2）；《「人耕十畝」與明清江南農民的經營規模》，載《中國農史》，1996（1）。可能正是因此，黃宗智提出了著名的「過密化」理論（參見［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和鄉村發展：1350—1988》，北京，中華書局，1992），不過，根據李伯重的研究，從宋元至明清，勞動生產率是不斷提高的。參見《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民經營方式的變化》、《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變化的特點和歷史地位》，載《中國農史》，1998（3）。就此的評論參見［美］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18～24頁。

  [4] 參見許檀：《明清時期區域經濟的發展——江南、華北等若干區域的比較》，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2）。

  

  [5] 參見李伯重：《「人耕十畝」與明清江南農民的經營規模》，載《中國農史》，1996（1）；《從「夫婦並耕」到「男耕女織」》，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3）；《「男耕女織」與「婦女半邊天」角色的形成》，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3）。

  [6] 楊引傳：《野煙錄》，見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2冊，178頁。

  [7] 這一部分參考了朱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第20～21頁中的部分論述，謹此說明。

  [8] 《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二），83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9] 周作人：《烏篷船》，見《周作人散文》，第1卷，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2。

  [10] 筆者出生於江南山區小縣昌化，之後有較長時間寓居蘇州。家鄉隨處可見的由青石砌成、年代久遠卻非常精緻石拱橋，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在記憶中，差不多今人走行的道路上，都有這類橋樑，而且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它們大多仍在發揮作用。到了蘇州，遍布城鄉的各種明清時代留下的橋樑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比如，寶帶橋、越城橋、吳門橋、行春橋、楓橋等，不僅溝通了道路，而且成了一道道人文景觀。

  [11] 據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第141～149頁所列「明清兩代市鎮統計表」匯總。

  [12] 參見許檀：《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及其歷史意義》，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2）。

  [13] 參見趙岡：《明清市鎮發展綜論》，載《漢學研究》（台北），第7卷，第2期，1989，轉引自王衛平：《論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市場體系》，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4）。

  [14] 參見王衛平：《論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市場體系》，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4）。

  [15] 參見洪煥春、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332～333頁；陳學文：《明清杭嘉湖市鎮史研究》，36頁，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16] 費孝通：《小城鎮 大問題》，見江蘇省小城鎮課題編寫組：《小城鎮 大問題——江蘇省小城鎮研究論文選》，第1集，10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

  [17] 參見王業鍵、黃瑩珏：《清中葉東南沿海糧食作物分布、糧食供需及糧價分析》，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376～377頁，1999-06。

  [18] 參見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333～334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馬學強：《論人口流動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1368—1911年江南地區分析》，載《史林》，1995（1）。

  [19] 參見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56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20] 參見郭棻：《學源堂文集》，卷1，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以下簡稱《四庫存目集部》），第221冊，234頁，濟南，齊魯書社，1997。

  [21] 參見馮爾康：《清初廣東人遊歷江南》，見《清人社會生活漫步》，194～205頁，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

  [22] 參見潘遵祁：《勸輸助賑公啟》，見《西圃文集》，卷1，32a頁，光緒八年刊本；潘曾沂：《小浮山人年譜》，「道光十一年」、「道光二十八年」，吳門湯晉苑局刊本。

  [23] 參見［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和鄉村發展：1350—1988》，1頁。

  [24]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兩個基本概念的再思考》，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1）。

  [25] 參見［美］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19頁。

  [26] 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24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27] 參見方行：《清代江南農民的消費》，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3）。

  [28] 參見［美］何炳棣：《1368—1963中國人口研究》，210～21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李伯重在《「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一文中已徵引過該段文字，不過，不知何故，注文中的頁碼誤標為194頁。

  [29] 具體論述參見余新忠：《消閒與御災——清中前期江南民生的兩個側面》，見《文史論叢二集》，507～517頁，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30] 參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35頁，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8。

  [31] 關於明清慈善事業發展狀況，可參見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日］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97；J.F.Handlin Smith：「Benevolent Societies：The Reshaping of Charit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2（1987），pp.309～337。

  [32] 參見韓凝春：《清代江浙族學研究》，見《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美］艾爾曼：《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39～41頁。

  [33] 參見［美］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99～111頁；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129～188頁。

  [34] 光緒《嘉興縣誌》，卷16《風俗》，2a頁。

  [35] 民國《德清新志》，卷2《風俗》，138頁。

  [36] 趙鴻猷：《重修聖廟碑記》，見民國《昌化縣誌》，卷16《藝文》，1200頁。

  [37] 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p.22，140，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轉引自 ［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54頁。

  [38] 王士雄：《歸硯錄》，卷2，14b～15a頁，見《潛齋醫學叢書》，集古閣石印本，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