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結語：作為他者的書寫
2024-08-16 10:13:21
作者： 黃興濤
對自身價值進行客觀判斷，他者的認識是必不可少的，他者認識與價值判斷的客觀性密切相關。因而通過《北京風俗問答》等著作中日本人對於北京的書寫，藉由外國人的視角，使北京呈現出自身的無數視點和方面，有助於我們對20世紀20年代北京的城市發展進程做出客觀判斷。這既不同於中國史書的記載，也與中國人撰寫北京民俗的書籍，如《帝京歲時紀勝》《宸垣識略》《日下舊聞考》《藤陰雜記》等迥異，涉及了許多中國人習以為常而不易察覺或不屑記錄的內容，表現了作者因來自異質文化而特有的敏感與獨特的視角。
同時，作為經歷了明治維新的日本人，作者的他者書寫還包括了第三種視角，即西方現代文明的視角。因而又與近年來備受學界關注的乾隆時期朝鮮使者所作手記《湛軒燕記》《燕薊紀程》《燕行錄》等有很大不同，後者往往以觀光客的身份對北京做浮光掠影式的獵奇。近代日本及日本人在確立其民族認同的同時，實施所謂「脫亞入歐」的國策，諸事均以歐美國家為範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長達半個世紀的「文明國」創建基本步入正軌。自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殖產興業」以來，發展速度驚人。從1866年至1873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達到32.2%。到1885年，日本只用了15年就初步實現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從封建的農業國初步變成一個資本主義農業工業國。到19世紀90年代，日本又實現了以軍事工業為發動機、以發展輕工業為主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日本完全轉變成了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國。因而，日本人以西方現代城市的標準作為衡量尺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如果僅以他者的視角來理解作者對北京城市現狀及市政管理的嚴厲批評，是不夠的。作者一反日本早期對中華文明的尊敬與崇尚之風，以冷峻的筆觸揭示市民與社會的弊端，常常以一個文明之邦的國民跳出來，批評北京市民懶惰且沒有秩序的平民生活，渲染其不文明、不清潔的生活習慣和卑劣的國民性，指責政府公務人員及普通市民表現出的對國家和公共觀念的漠然態度，充滿墮落和享樂的社會氣氛。「不論什麼事情，只要叫中國人一辦，立時立刻，就會百弊叢生。」[32]一種相對於中國的自身優越感洋溢於字裡行間。這與本書作為官話讀本的體裁和用途無關，而是時代風氣使然。事實上，這樣一種中國觀和日本人自身的優越感，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中具有普遍性。經歷了明治維新的富國強兵，特別是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標誌性勝利，日本人的自信心極度膨脹，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中國和朝鮮等鄰國，在現代國民和國家的各種價值尺度的衡量下，遭到徹底否定，它們作為文明尚未覺醒的「野蠻之國」成為日本的參照，使日本的「文明之邦」的地位得以凸顯。以《太陽》雜誌為首的日本各大媒體，發表了《支那國民性之由來》《論支那人之秉性及對支那之方策》《支那兵與日本兵》《征討清國之結局》《日清教育之比較》等文，無不充斥著這樣一種論調。[33]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北京風俗問答》等著作只是對中國社會進行斷章取義的片段式的書寫，然而其中所表達的片面的中國觀不僅盛行於日本社會，而且反射到中國的知識分子身上，對他們產生了極大的震動。甲午戰敗後，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反躬自省。日本人關於中國國民性的種種言論，雖然富有刺激性卻尤其不能忽略。梁啓超及長期經歷明治話語「洗禮」的魯迅等人，在進行改造國民性的討論時，都以不同形式對這些來自日本的「中國表象」表達過某種認同。[34]
應該看到，《北京風俗問答》一書對北京城市生活的描述並不全面。但是，不得不承認，其對北京的書寫又具有相當的真實性，反映了北京在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以及與同時期的上海等城市相比顯得滯後的發展狀況。它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作者所錄皆得之於日常見聞，保存了大量原生態的市民生活資料，不加修飾，幾乎可以視為社會調查報告。剛剛經歷了「五四」的北京，儒家傳統在心靈積習上受到削弱，正處於向現代城市轉變的過程中，社會問題確實非常突出。傳統既壞，現代的法律制度和城市管理機制又缺失，社會充斥著混亂與黑幕，作者對北京的描述以負面居多也反映了某種程度的真實狀況。當時對中國社會進行調查是日本人學習中國語過程中的一種普遍的做法。東亞同文書院，就要求學生利用最後一學年的暑假，到中國各地進行實地調查，以政治、經濟為中心，包括交通、地理、風俗、文化等。日本外務省還專門為此撥出經費。這種調查固然有其政治、軍事意圖，但據調查整理、彙編成的地理、物資、物產等書籍，也為我們了解當時的城市風貌提供了重要參考。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風俗問答》對我們從某些細節上考察北京的城市現代化進程不無裨益。
[1] 本文採用六角恆廣的說法，「近代」指的是從明治九年（1876）到昭和二十年（1945）。本文選自《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全科學報）》，2007，36（5）。
[2] 相關研究成果有：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9；邱國盛：《從人力車看近代上海城市公共運輸的演變》，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04（2）；田兵權：《簡議中國城市的近代轉型》，載《華夏文化》，2004（1）；習五一：《民國時期北京的城市功能與城市空間》，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2（5）；魏開肇：《戊戌變法和北京城市近代化》，載《北京社會科學》，1993（4）；皮明庥：《洋務運動與中國城市近代化》，載《文史哲》，1992（5）等。
[3] 本文所引《北京風俗問答》原文，都是根據[日]波多野太郎編：《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北京風俗問容》，東京，不二出版社，1984—1987。
[4] 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Vol.1）.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p.11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5] 史明正：《從御花園到公園——20世紀初北京城市空間的變遷》，劉海岩：《城市史研究》186頁，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6]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八章。
[7]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五十二章。
[8]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四十六章。
[9]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十七章。
[10]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七章。
[11] [美]查里斯·馬斯格羅夫：《構築夢想——1927～1937年南京建都經過》，見劉海岩：《城市史研究》第23輯，129頁，天津，天津科學院出版社，2005。
[12] [美]休·D.R.貝克：《傳統城市裡的大家族》，見[美]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594～597頁，北京，中華書局，2000。
[13]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十三章。
[14] 邱國盛：《北京人力車夫研究》，載《歷史檔案》，2003（1）。
[15]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五十九章。
[16]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五章。
[17]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七十六章。
[18]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八十一章。
[19]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六十五章。
[20]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三十四章。
[21]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四十七章。
[22]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五十三章、九十三章。
[23]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六十九章。
[24]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十一章。
[25]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五十六章、八十章。
[26] 史明正：《從御花園到公園——20世紀初北京城市空間的變遷》，劉海岩：《城市史研究》，173頁，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27]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八十九章。
[28]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五十七章。
[29] 史明正：《從御花園到公園——20世紀初北京城市空間的變遷》，劉海岩：《城市史研究》，160頁，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30]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十章、三十七章、三十九章。
[31]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五十章。
[32] [日]波多野太郎：《北京風俗問答》，見《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第一卷，第五十三章。
[33] 劉建輝：《產生自日本的中國「自畫像」》，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83～104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34] 劉建輝：《產生自日本的中國「自畫像」》，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99～104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