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格式化的天橋：髒、貧、賤、惡的都市雜吧地

  天橋原本是一座橋的名稱，後來才逐漸演化為地名。在今天老北京人的交流與表述中，天橋還有著分類和認知意義，成為思維的符號與工具。[9]傳聞當年這座橫跨東西溝河沿的橋是如龍形的北京城的鼻子。朝廷在天壇或先農壇舉行祭祀時，天橋僅僅是專供天子通行的橋。一般老百姓能夠在上面通行的確切年代已不可考。

  金代中都的中心在現今北京西客站一帶，那時天橋一帶已有不少小市。元代皇帝的郊祭之所在大都南郊，即現在的天壇一帶。土木堡事變之後，明朝統治者在正陽門外修建外城及外城城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的再度發生。雖然外城的規劃及城牆的堅實度均遠遜色於內城，但客觀上仍然促進了外城的發展，尤其是促進了天橋所在的京城南北中軸線一帶的發展。由於溝壑縱橫，一派江南水鄉風光，一直到清朝中晚期，這裡仍然是尊貴、閒暇的內城人騎射、賽馬跑車、賞花、觀魚、踏青遊玩之地。[10]

  清初嚴格的等級制度和「分城別居」的政策加速了天橋所在的外城，尤其是天橋一帶的平民化與貧民化傾向。[11]這客觀上造成往北越靠近前三門居住的人，其身份地位就越高的傾向，並使得供人休閒娛樂的戲園子等娛樂場所也有著這樣的等級分化，越往南就越低等。隨著帝制的推翻，民國成立之後的主流意識形態對民主、平等的宣揚等，使天橋有了「平民」市場的別稱。但是，這實質上並未改變天橋在京城的空間屬性，此處仍然長期只准人們擺攤設點，不得修建固定房屋。近代，先後修建的火車站、電車站等都位於天橋左右，不少出入京城的人都得途經天橋，這也客觀上強化了天橋在京城的雜吧地角色。為了討生活，跪坐街邊給人「縫窮」的老嫗、站著給人剃頭的剃頭匠、賣身的妓女[12]、蓬頭垢面使盡諸如「手執布杆追逐行人」等種種手段討要的乞丐[13]、被千人瞧萬人看的戲子、變相貶斥自己從而討人歡心以要錢維持生計的撂地藝人、窮困藝人與流浪漢扎堆的「雞毛小店」、吞雲吐霧的「煙館」[14]、不時「倒臥」[15]街旁的死屍等紛紛呈現於此。在儒家傳統觀念的審視下，喧譁而凌亂的天橋也就更多了幾分邪惡、淫亂、骯髒，明顯具有京城「下體」的生理學特徵[16]。

  辛亥革命時期就來到了北京的著名學者黎錦熙就不常去天橋，原因是「嫌地方太髒，不衛生」[17]。滿族老人祁繼紅女士晚年關於近代天橋的回憶非常直白，說：「那會兒天橋讓我們住我們都不住，說那兒是下流之地，有唱戲的，還有窯子，姑娘不讓帶著上那邊去，一般的好人都不去。」[18]同在前門外，與天橋近在咫尺的「街北」大柵欄的京劇名角也都以到天橋為恥，如果倒倉了，寧願「走大穴」（闖關東）或改行，也不到天橋賣藝。[19]

  這樣，五方雜陳、「素質不高」的天橋也就成為20世紀30年代意在改造、教育愚、弱、病、貧之民眾的平民教育家的首選場所。1936年，在提交給政府的把廢棄的城南遊藝園改建為北平市民眾樂園的計劃草案中，醉心於平民教育但對平民有著片面想像的規劃者們進行了如下的理由陳述：

  

  天橋一帶，既為人煙稠密之地帶，又為特別需要改進場合，民眾樂園之成立，實為迫切需要之設施也。以天橋現狀言之，娛樂場所並立，市民於工作之餘，群集該處，多數作無益之消遣，以消磨光陰。各種娛樂組織，系利用人民心理之弱點，而表演有傷風化之戲曲雜劇，於有形無形之中，社會受其決大影響。雖經政府之積極取締，但積習既久，亦未能即收成效，其必由政治與教育雙管齊下，乃為至明之事實也。再者因娛樂場所之集中地域，人色因之複雜，小販遍地鋪陳，秩序因之凌亂。故自成區域，由來已久，為藏污納垢之所，而作奸犯科者流，則恆寓其間，其影響社會之安全，妨礙市容觀瞻，俱非淺鮮，此更極須事於民眾教育之設施，而加積極之改革者也。[20]

  事實上，這種「北貴南賤」「內尊外卑」，尤其是被「格式化」的雜吧地天橋的認知一直銘刻人們心中，並延續至今。1999年，李長榮老人還這樣說：

  過去，北城是比較高層次的人，南邊是底層次的人，等級不一樣。北城的人是不屑於到天橋來的。如果一去天橋，別人就會問「你怎麼到那個地方去呀？」你按現在來說的話，外國都知道有個天橋。可是，那時天橋是最低層次、下流的地方。一聽說你在這地方住，你換房子都不好換。我以前有個同事，一聽說在天橋住，別人就不跟他換房子了。一聽說你在天橋，人們就有這個感覺：「在天橋，就沒好人。」這是過去形成的，他不能指著你某某人說，但你說你在天橋住，就覺得你沒什麼水平。這就等於是低級似的。[21]

  由權力染指、歷史累積、都市發展和人為建構等多種因素合力促成的天橋下賤、邪惡、不潔的特徵一旦形成，反過來也就決定著來此謀生者的社會屬性和階級特徵，兩者互現並互相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