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我們所感興趣的問題是北京地方商業史及其行業知識傳承，這是我們基本的研究對象。但目前我們所搜集的北京工商行業資料還是有限的，對成文厚個案的調查分析還主要依靠政府檔案，口頭訪談還限於少數當事人。現任成文厚公司領導給我們提供了很有價值的企業文獻，但我們也同時被要求配合該企業的老字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我們的資料庫建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符合研究目標、也符合企業利益的一種工作。

  不管怎樣，僅通過對以上資料的初步分析，已可以看出，劉國樑建立了一種城市商人管理模式。他把不同行業與學校和教師都視為城市社會的新資源，納入了行業的社會網絡，推動了行業的發展，這種策略也使他的自主管理權日益增強，並在這種條件下，把新行業知識開發、生產和市場銷售整合在一起。這個改革過程把他推到一個舞台上，迫使他把行業合作現實與家族同鄉關係區分開來，按照適應行業發展的原則發展企業。但這種改革與他恪守道德倫理原則並不矛盾。他作為資本家的利益則來自於他作為企業管理者的實際利益，這正是一種業主與企業相區別的理性商業組織管理模式。

  回到我們在論文引言中提出的具體問題，成文厚個案也提供了一些具體答案。在北京城市社會的大變動中，會計知識是通過傳統文具行業的渠道引進商業界和傳承下來的，並成為構建城市新社會分層的積極因素。除了本行業會計知識，商人劉國樑的經營方式還要依靠不同的行業知識，如法律和新文化GG，不斷發展企業的綜合組織，善於同時發揮家族私營商企股份制與城市政府公共組織的各自合法權益，吸收房地產在城市擴大企業商業空間。劉國樑所創立的成文厚對民國時期的北京社會現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本個案似乎符合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精神遺產」的現代潮流，尤其符合在中國已展開討論的中國商業管理的現代化問題。如果我們考慮蒂姆·賴特（Tim Wright）提出的五要素：即市場意識、發展技術、選用能人、社會義務責任和管理學說，劉國樑正是符合這些要素的現代管理者[44]。

  然而，劉國樑有本事把成文厚帶出低谷，卻做不到自始至終的自主管理。1952年以後，由於社會政治原因，他遭到了歷史性的失敗。雖然他的家族成員曾投身於民族解放運動和愛國主義運動，他本人也曾在50年代初就把成文厚的全部帳簿表單樣冊上交給國家，還用工整的毛筆字題寫了「絕對為大眾服務」的捐獻贈言，使用了共產黨的口號，表示了與新政府合作的願望，以及他對企業以往成就和信譽的自信，表達了他對在新社會條件下發展企業還抱有希望[45]，但他終於被內控，至1952年年底，他徹底失去了成文厚的領導權。劉國樑對帳簿業的投資，對現代與傳統商業模式的用心結合和精心維護，雖然曾使成文厚贏得過企業自主管理權，但他以小企業集體化為核心的經營策略，與新政府的大計劃經濟戰略目標，終成對立物，他只能在全社會的政治經濟環境壓力下退出歷史舞台。與其說，1952年以後，劉國樑遭到了歷史性的失敗；不如說，在市場經濟消失之後，他就已沒有空間讓自己的能力繼續發揮作用。

  我們還要指出的是，本個案也有另外的意義，成文厚在1979年後再度復興和對劉國樑的紀念都證明了這種意義：成文厚的個案揭示了北京城市社會的商業現代化進程與傳統行業文化的深刻聯繫。西方經濟學界從前視家族行業傳統為負面因素，這在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傳統中是不可同一而論的。劉國樑對成文厚的改革經營之道，不在於他把現代商業知識與傳統行業文化對立，而在於他將兩者有機結合。他的家族商業傳統和他在北京現代城市社會的新關係，使他能夠創造出一個新的商業空間。該空間的出現又使現代帳簿表單商品與傳統書鋪業恢復了關係。在這個空間中，開發和推銷新產品，既能適應現代社會的商機需求，也能保持在淡旺季都能可持續生產，這時家族傳統商業就成為帳簿業淡季的補充。這種整體互補策略還能使他在不依賴於政府的狀態下，防止企業的大起大落，這樣在行業與城市社會之間就建立了穩定的聯繫。

  [1] 本文選自[法]Christian Lamouroux（藍克利）主編：《中國近現代行業文化研究——技藝和專業知識的傳承與功能》，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2] 本總項目中的「北京師範大學項目組」，由藍克利教授（Christian Lamouroux）、董曉萍教授及其指導的博士研究生周錦章、呂紅峰和碩士研究生連莉組成，這些研究生助手參加了本文所使用的大部分資料的搜集、口頭訪談錄音整理和資料庫製作工作。謹此向他們致謝。

  [3] 我們已知南京檔案館保存了較多的民國檔案，但限於館修期間不對外開放尚未前往查閱。

  

  [4] 謹此向北京成文厚的領導和老職工與劉國樑的親屬致謝。

  [5] 本文所使用的寺廟鋪保檔案，由呂敏[Marianne Bujard（EFEO）]主持的另一個中法合作項目「北京寺廟碑刻與社會史」資料庫提供，董曉萍率北京師範大學項目組同時參加了該項目，承擔了該資料庫的設計製作。關於北京寺廟鋪保的討論，參見董曉萍：《流動代理人：北京舊城的寺廟與鋪保（1917—1956）》，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6（6），35～44頁。

  [6] 《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營企業設立登記申請書》（成文厚），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22-6-868-5，1951—1952。《北平市警察局戶口檔案》（大醬坊胡同），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181-6-887，1948。《榮華裝訂印刷所》，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068，1952。《榮華裝訂印刷所支所》，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078，1953。《北京市警察局關於劉國樑等人請領旅行證仰詳查填覆的訓令》，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183-2-25297，1940。

  [7] 成文厚檔案中的合夥契約，附1952年合夥契約2份，1954年合夥契約1份。其中，1954年的一份合夥契約應放在最後，而放在成文厚1952年檔案中的一份合夥契約應為1952年的附件，參見《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營企業設立登記申請書》（成文厚），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22-6-868-5，1951—1952。1952年的另一份合夥契約是原經理劉國樑與北京前門一帶的榮華印刷所合夥的訂約文書，參見《榮華裝訂印刷所》，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068，1952。

  [8] 1949年9月的這份檔案對北京仍寫作「北平」。

  [9] 1955年2月實行貨幣改革，舊幣1萬元面值變為1元，根據新幣值，3億元相當於後來的3萬元。

  [10] 榮華印刷廠，在檔案中註冊為「榮華裝訂印刷支所」，茲據公司檔案和企業當事人的口述回憶稱「榮華印刷廠」。關於1952年劉國樑對榮華印刷廠的投資註冊，參見《榮華裝訂印刷所》，73～75頁，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068，1952。關於賈華山的名字分別在榮華印刷廠和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出現，參見《榮華裝訂印刷所》，75頁，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068，1952，《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營企業設立登記申請書》（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67頁，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J22-6-1112-8，1949。

  [11] 以下所使用的趙吉亮口述資料，引自董曉萍、周錦章、呂紅峰《成文厚末科徒弟趙吉亮與業主劉國樑老家的調查報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07，列印稿。

  [12] 張忠民：《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10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13] 劉國樑所制《大烈氏帳簿表單》已由北京師範大學項目組徵得現任成文厚經理的同意，於2007年7月製成電子書。此項目屬北京師範大學項目組與成文厚帳簿文具店共同保護老字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合作項目。

  [14] 山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山東省民俗志》，5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引自董曉萍、周錦章、呂紅峰：《成文厚末科徒弟趙吉亮與業主劉國樑老家的調查報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07，列印稿。

  [15] 在劉氏家譜中，「顯」字通「先」字，為劉氏字輩譜第二代取名的統一用字，第三代字輩譜用「秉」字，如劉顯卿之子名劉秉攬。

  [16] （山東）招遠文化局編：《招遠縣文化志》，載《書店》，第10章，1頁，2001。引自董曉萍、周錦章、呂紅峰：《成文厚末科徒弟趙吉亮與業主劉國樑老家的調查報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07，列印稿。

  [17] 關於改革派和改良派的爭論，參見郭道揚：《中國會計史稿》下冊，513～521頁，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

  [18] 該信息為劉國樑後代在北京師範大學大接受訪談時提供的，訪談時間：2009-1-20。

  [19] 老舍：《北京缸瓦市倫敦教會改建中華教會經過記略》，見《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31（11），69～74頁。

  [20] W.F.Rowlands，「Impressions of Huapei Synod Meeting」（May 24th-27th 1948）（從華北宗教會議得出來的體會、1948年5月24-27日），MS，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1941—1950，SOAS，London，Microform LDC，Leiden，1998，LMS H-2140 n°1369.劉氏提名在1、4頁。

  [21] 被訪談人：SW，牧師，男，1916年生，曾任北京基督教會副會長、珠市口教堂牧師等職。

  [22] 董曉萍、周錦章、呂紅峰：《成文厚末科徒弟趙吉亮與業主劉國樑老家的調查報告》，19、25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07，列印稿。

  [23] 1946年時這位大學生21歲。

  [24] 我們不知道當時的出納和會計現在是否在世，故對其姓名都已稍作變動。

  [25] 請看Madeleine Yue Dong（董玥），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民國北京：城市和不同城市史），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2003，pp.172-207；也可以參考她的文章，「Juggling Bits：Tianqiao as Republican Beijing's Recycling Center」（雜耍說唱：以天橋為民國北京循環利用資源的中心），Modern China，25/3（1999），pp.303-342。

  [26] 我們應該想起，正是這時熊彼得撰寫了他的最後一篇評論，談到「社會主義的步伐」，原載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0/2，pp.446-456，1950）他指出：「資本主義秩序正朝著自我毀滅的方向發展，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隨後出現。」他還分析了他對此深信不疑的理由。

  [27] Theodore Hsi-En Chen，「The Liquidation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ommunist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立企業的消滅），Far Eastern Survey，Vol.24，No.6（Jun.，1955），pp.81-89；關於史學家最近利用新的視角，請看Bennis Wai-Yip So，「The Policy-Mak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the Early 1950s：Findings from New Material」（20世紀50年代初私人資產廢除的政策和政治經濟學觀念：從新資料看問題），The China Quarterly，Volume 171，September 2002，pp.682-703；也可以參考Marie-Claire Bergère，Capitalismes & capitalistes en Chin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中國資本主義和資本家歷史本末），Paris，Perrin，2007，pp.203-210。

  [28] 最早提出反貪污和打擊不法奸商的說法，參見Theodore Hsi-En Chen and Wen-Hui C.Chen，「The『Three-Anti』and『Five-Anti』Movements in Communist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反」「五反」運動），Pacific Affairs，Vol.26，No.1（Mar.，1953），pp.3-23；另見近期發表的兩篇文章，楊奎松：《毛澤東與三反運動》與《上海「五反」運動之經過》，兩文皆有電子本，原載，2008-8-29查詢。

  [29] 《榮華印刷支店》，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078，1953-3-23，2頁。

  [30] 20世紀50年代的財會政策史，參見北京《財政志》，特別是第四章第二部分《商業企業財務管理》，參見，2008-8-23查閱。

  [31] 關於當時的這些會計概念，參見潘序倫：《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383頁，上海，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1947。

  [32] 「財產增值準備」（281842225元）是「轉入資本」（270199587.81元）加「轉入公債」（11642637.81元）的總數。但是3億元的新資本是「轉入資本」加1952年前的資本（29880412.64元）的總數。

  [33] 關於劉國樑通過政府「1950年重估」財產的機會將印刷機等以個人名義化為財產，參見《榮華裝訂印刷所》，78頁，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068，1952，詳見其中《合夥種類詳單》，2頁。

  [34] 《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64頁，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112-8，1952。

  [35] 《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74頁，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112-8，1952。

  [36] 劉國樑將印刷機等「財產價」，另加部分現金，以個人財產入股，合辦榮華印刷廠，參見《榮華裝訂印刷所》，78頁，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068，1952，詳見其中《合夥種類詳單》，2頁。

  [37] 《榮華裝訂印刷所》，77頁，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068，1952。

  [38] 《榮華裝訂印刷所》，76頁，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068，1952。

  [39] 《榮華裝訂印刷所》，83～89頁，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068，1952。關於成文厚商業往來系統中的家族私營企業股份制分配構成的大體相似特徵，參見成文厚鋪保久大體育用品公司檔案中的《合夥契約》，《久大體育用品製造廠》，82～86頁，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檔號：22-6-1112-8，1952。

  [40] 《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營企業設立登記申請書》（成文厚），72、73頁，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22-6-868-5，1951—1952。在1952年12月12日劉氏家族股權的兩種變更文件中，一是聲明父親劉顯卿的股權移交兒子劉秉攬，原文為「本號原有舊股東劉顯卿病故由其四子劉秉攬繼承其股權」，一是聲明父親劉國樑接受其子劉基厚的股權移交，原文為「原有舊股東劉基厚自願將所有股權轉讓其父劉國樑」。另有當日對榮華印刷機資產的回頭補報聲明1種，原文為：「本號原有印刷鑄字機附件家具貨物共計五千五百六十萬元在重估財產時漏估現已全部入帳作為資本僅此說明」。

  [41] 「絕對為大眾服務」是劉國樑在1949年年底上交成文厚公司的帳簿表單樣品冊扉頁上親手書寫的題簽。

  [42] 其他中共革命文獻也提到北京育英中學，視之為1949年前北京許多政治活動的中學策源地之一，參見其中的一種上網資料《天津抗戰紀事》，原載，2008-10-9查閱。

  [43] 周恩來總理於1952年1月的講話，引自Chen，「The『Three-Anti』and『Five-Anti』Movements」，p.12。

  [44] 參見Tim Wright（蒂姆·懷特），「『The Spiritual Heritage of Chinese Capitalism』：Recent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Enterprise Management」（中國資本主義的精神遺產：中國企業管理史的最近研究方向），The Australian Joureal of Chinese Affairs，19/20（1988），pp.185-214。有關本討論參見pp.198-210。

  [45] 劉國樑努力發展企業的行為發生於1950至1953年，給人印象深刻。他雖然捲入「三反」「五反」運動，但仍選擇了對合辦印刷廠的風險投資；他還於1952年春合破產時，買下了這個老鋪保的不動產。趙吉亮熱情地描述說，當時成文厚是西單一帶最大的企業，進入了鼎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