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中國史學史

  ——瞿林東教授訪談錄[1]

  劉開軍 王姝

  一、治學經歷與學術傳承

  劉開軍（以下稱劉）、王姝（以下稱王）：瞿先生，您好！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拜訪！我們讀過您的不少著作，也十分關注您近年發表的一些文章，受到許多啟發，但仍然有一些問題想請教您，以便進一步提高我們對本專業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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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林東（以下稱瞿）：我很高興同你們交流，就有關專業問題進行討論，但我要說明的是，你們對這次訪談不要有過高的期望值，一來我曾接受過幾次類似的採訪，有些問題都講過了，這次可能談不出多少新意；二來當今史學發展頭緒繁多，史學史研究也面臨一些新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也在思考當中，需要和同行們共同討論，這樣才能推進我們的認識。我們從哪兒談起呢？

  劉：我們對您的治學道路十分關注，很想從中得到一些啟發。您從1964年跟隨白壽彝先生讀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從那時算起，至今已整整50年了。這對您來說，一定有著不尋常的意義。從您的一系列學術著作中可以看出，您的研究領域貫通古今，而成果之間的聯繫又很緊密，好像它們之間是相通的，這是否同您規劃自己的治學道路有關呢？

  瞿：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有關學習的經歷，另一個方面是有關治學的規劃。我先說說自己的學習經歷。你們講到我1964年跟隨白壽彝先生讀研究生至今已有50年了，聽起來頗有一點歷史滄桑之感，真是如同前賢說的那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在歷史面前，人的一生顯得多麼短暫。正是因為這樣，人的一生要過得有意義才是。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又總是時時感到歷史的腳步是那樣的從容和不知疲倦，堅持不懈地走向遠方，這給人們帶來激情、希望和勇氣，這就是人生的道路。從我自己來說，新中國成立前因家境困難，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我13歲時才有機會到南京上了小學。2013年夏天，我的中學同學相聚於南京一中，紀念我們初中入學60周年。聚會的主題是：「入學滿甲子，相聚敘晚情。」同學們個個都掩飾不住內心對歲月流逝的感慨和在自己的崗位上勤奮、拼搏幾十年而天然生成的那種自豪與激情。

  由於你提到了50年，使我聯想到這個60年，可能把話題扯遠了，還是講講50年前開始讀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的一些想法吧。在五年的大學本科學習中，我喜歡中國古代史和世界近代史兩門課程。對中國古代史有興趣，有兩個原因，一是我的古漢語基礎還算可以，平時也喜歡讀點古文；二是在我讀本科的那些年，學術界關於中國古代史上的許多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對同學們很有吸引力，我也深受這些討論的影響而產生了興趣。

  我之所以對世界近代史有興趣，一個重要原因，是老師們在講述世界近代史時，很自然地聯繫到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學生們在學習歷史的同時，也或多或少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展的背景及相關的經典著作。其實，這裡面也包含著對理論的興趣。回想起來，這對我們後來的教學、科研都有很大的影響，至今我還很懷念那一段學習生活。

  你問的「規劃自己」和「治學道路」關係的問題，從認識的自覺性來說，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之所以報考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坦率地說，主要是受到了白壽彝先生學術魅力的影響。1962年，白壽彝先生出版了《學步集》。我讀他的文章，總感到思路開闊，其中蘊含著發人深思的思想內涵，有一種吸引人的理論魅力。1963年，白先生又為我們這個年級（1959級）開設了中國史學史課程。白先生講課不是很生動，但有思想上的啟發性。我報考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就是1961年全國文科教材會議把史學史定為高校歷史專業的必修課。從這個意義上看，它是一個新興的專業。記得1964年考研時，六門考試科目中有「語文」一科，其中包括寫一篇作文。作文有兩道題目，可以任選一道：一是「科學工作者為什麼必須重視語言修養」，一是「展望我國的科學（可結合報考專業來寫）」。我選擇了後者，並大膽地加上一個副標題「談中國史學史的興起」，大意是論述中國史學素來發達，故應加強史學史的研究。考試後，我忐忑不安，總覺得不應該這樣「冒失」地加上副標題。後來從白先生那裡得知，這篇作文是北京師大考區中得分最高的兩篇作文之一。這反映了我對中國史學史專業的最初認識。至於怎樣「規劃自己」，怎樣思考和安排自己的「治學道路」，那是十幾年以後才有機會考慮和摸索的。

  王：讀您的書和文章，總是感受到其中既有冷靜的思考，又有激情的流露，使人信服而且愛讀。您說「規劃自己」和「治學道路」的關係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可以談談您是怎樣摸索著前進的嗎？在這幾十年的學術經歷中，您又是怎樣做到始終保持旺盛的學術熱情的？

  瞿：剛才這個問題還沒有說完，你又提出了學術研究中思考與激情的關係。在我看來，如果說規劃和道路是有關「做什麼」的問題，那麼思考和激情就是有關「如何做」的問題，或者說是以什麼態度去做的問題。這兩個方面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你剛才使用「摸索」這個詞，我認為用得很好。白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的《敘篇》中有「我的摸索和設想」一章，或許你是受此影響而使用「摸索」一詞的吧。我之所以贊同你用「摸索」一詞，因為它反映了人們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一般都會有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從不系統到有系統的過程，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其中始終貫穿著「摸索」和追求。對於一個學人來說，一旦停止了摸索和追求，他的學術生命也就終止了。從這個意義上看，「摸索」一詞，平實，深刻，永遠是動態的，永遠是「進行時」。

  我很理解你們關注「規劃自己」和「治學道路」的關係。其實，這並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往往是因人而異。當然，在許許多多的「異」中，也還可以找到某種相同或相通的因素。我想，要有明確的研究領域，要有矢志不渝的堅守精神，要有提出新問題的勇氣，要有學術上的全局意識，要有「學，然後知不足」的心態。在這五個方面中，首先碰到的是要有明確的研究領域，對這個問題我想多說幾句。大多學有所成的人，都會有自己感興趣的、明確的研究領域。這個研究領域不是空想的而是實實在在的，是可以通過深入研究而有所收穫的，是可以作較長時間「開採」而總有所得的，是有可能發掘新問題而存在創新研究的預期的。這裡，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為有了一個明確的研究領域並能堅持不懈地耕耘，就不思開拓，不求進取，不考慮這個領域所處的全局，這顯然會限制自己學術研究的發展。換句話說，堅守一個研究領域，不斷做出成績，但絕不要故步自封，要有開拓進取的精神，尤其要關注相關學術發展的全局性問題，並根據自己的專長和能力，發表有關全局利弊得失的見解。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培養我們對學術發展趨勢的觀察和判斷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史學史專業研究不脫離當代史學發展的品格和要求。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但我們不能沒有這方面的意識和追求。

  至於說如何保持旺盛的學術熱情，根據我個人的感受，它首先源於對史學的熱愛，把研究史學視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甚至是自己生命價值的重要部分，這是一種內在的動力，也是一種恆力。同時，它也源於對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的認識，即一個民族不能沒有史學，一個國家不能沒有史學。唐人劉知幾對此有深刻的見解，認為史學「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了這樣的認識，就會產生一種責任感，也可以說是一種天然的義務，這就是過去常用的一個詞，叫作「天職」。這兩個方面的結合，會迸發出一種旺盛的學術熱情，而當你漸漸認識到、感悟到史學工作確為社會所需要時，那麼這種旺盛的學術熱情是不會「冷卻」的，也是不會衰竭的。

  劉、王：您關於學術上的「摸索」、研究領域與學術全局的關係，以及學術熱情的根源這些問題的理解和闡說，對我們的啟發很大，我們將以此來鞭策自己。

  劉：從您剛才的談話中我們了解到，白壽彝先生對您的治學道路與學術旨趣有很大的影響。您一直非常重視研讀白先生的著作，並發表許多相關的文章。2001年，您出版了《白壽彝史學的理論風格》，這是第一本研究白壽彝先生史學思想的論集。2012年，您又出版了《白壽彝與20世紀中國史學》，較之前書，這本書內容更為豐富，把白壽彝先生的史學研究與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進程聯繫起來，揭示了白先生學術的精髓。您說這是您「學術上的使命」。按照我的理解，您實際上提出了一個繼承「家學」傳統，建立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白壽彝學派的問題。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課題。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黃宗羲作《明儒學案》，強調「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這是道出了家學、學派對於學術傳承與發展的重要性。不知道我這樣理解是否正確，想請您談一談關於史學傳承與發展過程中的「家學」問題。

  瞿：剛才我已經講到，在報考研究生前，已經對白先生的著作比較關注。要說直接的學術影響，那應從1964年考取了研究生時算起。從那時起至今50年，其間，我的學術生涯有三次大轉折，都同白先生有直接的關聯。第一次，就是1964年考取白先生的研究生，我自己很高興，許多同學也對我表示祝賀。在此後的歲月里，人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直到1977年春節後，我去拜望白先生，並說：「十年沒有見到先生了！」白先生立刻糾正說：「不是十年，是十一年了！」我聽了這話，頓時內心一陣心酸，也一陣激動：這就是師生之情啊！當年我已經四十歲了，學無所成，我很膽怯地問先生今後應著重讀哪些書。白先生不假思索，說：「當然是讀史學史方面的書！」於是，這次見面，就成了我學術生涯中的第二次轉折。這是在我從1973年起一直講授中國古代史，並對地方史、地方民族關係史有了一點認識後，又回到十幾年前做研究生時的學習起點。從這時起，我開始著手做一些這方面研究的準備，決心把中國史學史作為今後治學的重點。回想起來，當年老師一句話的分量是多麼重啊！第三次轉折，是白先生通過北京師範大學把我從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今內蒙古民族大學）調回母校，從事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在十幾年中的這三次轉折，都同白先生有關，同中國史學史專業有關，這在我的思想上和治學道路上所產生的影響，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

  這裡，我只就白先生一些重要的學術觀點對我的影響，講一些認識。首先，白先生十分重視歷史遺產和史學遺產的總結和繼承。我讀研究生時的第一門課程，是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批判繼承歷史遺產的理論」。當時，我參與「中國史學史編寫組」的學術活動，大家學習、討論了五十多天，最後還寫出了書面總結。這在我的思想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們回過頭來看，白先生撰寫的《談史學遺產》和《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兩篇文章，就是他在理論指導下寫出的重要文獻。這種言教與身教相結合的做法，有很大的感召力。20世紀80年代初，白先生發表系列的談史學遺產的文章，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我從中再次受到教育和啟發，於是寫了一篇學習心得（姑且看作「評論」吧），題目是《史學遺產與史學研究》，講述了自己的一點新的感受。聽白先生講，楚圖南先生給他打電話，誇獎了這篇文章。這對我是一個鼓舞。

  其次，白先生關於中國歷史的一些論斷和闡述，也是我們關注並認真學習的。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擔任中國古代史課程教學時，讀到白先生發表的《中國歷史的年代：一百七十萬年和三千六百年》，文中對中國歷史的分期和闡述，給我很大啟發，也成為我後來看待和討論有關中國歷史問題的一種參照。我對中國歷史分期問題沒有專門研究，但這並不妨礙我選擇學術上的參照。這種參照，在一定程度上，既有檢驗自己學術觀點的作用，也是深化自己學術思想的一種推動力，甚至於可以促使自己的學術思想向著有體系的方向發展。

  最後，就是白先生的民族、民族史、民族關係史思想，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我們應當高度重視。具體說來，白先生關於中國歷史是統一多民族的歷史的論述，關於少數民族地區歷史發展在中國歷史中所處重要地位的論述，關於中國歷史上民族關係主流的論述，關於中國史學上有撰寫多民族歷史的傳統的論述，關於加強少數民族史學研究的論述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倡導並舉辦了全國少數民族史學研討會，我們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基地設立了中國少數民族史學研究的重大課題，這兩件事對推動少數民族史學研究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我們經過十年的努力，集體攻關，撰寫並出版了五卷本《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和好評。這表明，我們是自覺地遵循白先生的民族思想體系來從事研究工作的，我們今後還要繼續努力。

  白先生還有一個論點是關於史學價值方面的，他認為史學在教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史學工作者首先要從史學中受到教育，然後再用史學去教育社會公眾。他強調說：「史學工作者應當出其所學，為社會服務。」這是白先生關於史學的社會價值的核心認識。我近年出版的那本論集《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也可以看作對白先生史學思想在這個方面的繼承和發揮。

  至於你提到的我的那兩本關於白先生的書，它們在內容上有銜接，但在它們出版時我的心境是不同的。前一本書，是為了紀念先生逝世一周年而編輯、出版的。我從1981年回到母校，在先生身邊工作二十年，先生突然離去，這使我悲痛而茫然，故先生辭世周年之際，出此小書，以寄緬懷之情。而編輯、出版後一本書，我的確把它看作我的「學術上的使命」。我們這個時代，在歷史學領域需要鴻篇巨製，更需要思想創新。白先生是善於提出新的學術觀點的學者，在學術思想上有許多值得後人闡發並加以發揚之處。我自己的理論修養不夠，但我的確認識到白先生在這方面的貢獻。對於我的這本論集，我主觀上是把它視為「學術上的使命」，客觀上看卻是難以完成這一「使命」的，只是希望它能引起後學的關注，進而做深入的研究，這是學術傳承、創新和發展的需要。還有你說到的「學派」問題，我的看法是，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排除了門戶之見的學派對學術發展是有益的，應當提倡，但學派的形成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當然，相關學人的自覺意識也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