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20世紀中國史學幾個重要問題的認識

  問：瞿先生，我們發現這樣兩種研究現象。一是把20世紀中國史學以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為界分為兩個部分，有的學者側重於20世紀前半期的研究，有的學者則側重於20世紀後半期的研究。二有的學者注重對20世紀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有的學者則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更感興趣。這使20世紀中國史學研究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績的同時，也給人一種彼此割裂的、甚至是對立的印象。您是怎樣看待這種現象的？

  答：對20世紀中國史學的研究，當然有不同的視角，每個研究者也有不同的興趣。他可以自主地選擇他有興趣的研究階段、研究領域，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我要說明的是：不論研究者的興趣何在，都要有全局意識。20世紀中國史學是一個整體。在這樣一個整體當中，人們可以有所選擇地進行研究。正是因為它是一個整體，所以在研究中就應該從全局出發，或者如同我們通常講的那樣，要「左盼右顧」「瞻前顧後」。這樣才能有一個全局意識，把自己的研究領域放在全局當中進行考察，因為事物總是相互聯繫的。

  

  關於20世紀中國史學以1949年劃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研究的問題，是不是可以這樣看：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是很重要的。從意識形態來看，馬克思主義在新中國大地上廣泛傳播，成為國家的指導思想。在這種情況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指導，中國史學的面貌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和1949年以前的史學有很大的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講，把20世紀中國史學分成兩段來研究是可以的。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1949年前後的史學並不是截然分開的。如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范文瀾、侯外廬、翦伯贊、呂振羽等，主要都是從30或40年代開展自己的研究的，新中國以後他們仍在繼續研究。另外，還有一批史學家比如像顧頡剛、陳垣、陳寅恪等，這一批史學家在新中國以後也仍然繼續從事研究。他們都取得豐碩的成果。這就要求我們既看到1949年前後歷史環境不同，史學有很大的不同，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1949年前後的史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繫。

  問：您認為造成上述研究中出現某種割裂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

  答：談到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我想這是一個關於全局和局部的關係問題。研究某一個局部、方面，從學術研究來講，是一種興趣，一種視角，一種選擇。那麼，在全局意識這樣一個理念的指導下，要考慮到相互之間的關係，這樣的研究就會健康地發展。如果說不是從全局出發，那麼只看到某一方面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而忽視或否定另一方面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就會走向偏頗，就不可能對20世紀中國史學有正確的看法。當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我們考察它的原因，從學理上講，能否全面地看問題是一個基本原因。再一個原因就是研究者的價值取向和方法論。從歷史經驗來看，史學界過去出現過片面性的問題。今天，應該儘可能地避免片面性，努力做到全面地看問題。比如說，過去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史學是合理的，其他史學都是不值得一提的，這種看法顯然是不全面的。那麼今天不能因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走過彎路，存在一些缺點，就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不合理的，這也是一種片面性。劉知幾講「才」「學」「識」，能不能從全局的角度看問題，這就是史識問題。學術研究貴在專精，研究者應有一個研究得比較深入的領域，但是如果脫離了整體，這種深入也就受到了限制。脫離了整體，就很難做到對局部有恰當的定位，這個道理是很明白的。

  問：現在，史學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評價出現了不同的看法，您是怎樣看待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教訓？

  答：我記得，唐代史家杜佑曾提出不能「將後事以酌前旨」的論點，即不能用後來的事情去指責前人。我在《中國史學史綱》中講到過這個問題。9世紀的人都認識到這個道理，我們今天應該超過古人。在看待歷史時，我們要有一點理性精神。如果沒有理性精神，看待20世紀中國史學，總是會帶有這樣那樣的偏見。這種偏見在五六十年代有過，否定一切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成就；那麼今天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成就，是不是也是一種偏見呢？當然也是。我們不應該走歷史的回頭路，應該真正從歷史教訓中得到啟發，從而張揚理性精神。應當看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給我們留下的成果是豐厚的。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關於中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關於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和撰述、關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以及其他專史的研究和撰述，都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他們在治史的理論和方法論方面，也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對於這些，我們研究得很不夠。我過去寫過《論郭沫若的史學理論遺產》《侯外廬的史學理論遺產的歷史價值》等文章，但是我寫得還很膚淺。對於另外的老一輩史學家，我們同樣也應該進行研究。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雖然有光輝的成就，但教訓還是很嚴重的。這主要是由教條主義、簡單化、片面性造成的。過去有人講「穿靴戴帽」，不是把理論作為指導思想，而是把它作為研究的結論，用各種各樣的事實來證明這個結論。這樣，歷史就被僵化了，甚至被曲解了，歷史成了理論的註腳，歷史學的發展必然受到了限制。同時，再加上史學與政治的混淆，也使人們對許多問題的研究成為禁區，或者有一些認識不能夠得到充分的發表。這些都給歷史學帶來了嚴重的損害。今天對這些問題，有相當一部分史學工作者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認識到過去的簡單化、片面性、教條主義對學術研究所帶來的危害。經過20多年的撥亂反正，有了很大的改觀。一些堅持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同行，正在逐步地走向更加健康、更加成熟的學術道路。這裡，說來說去，就是一個實事求是的精神，一個理性的精神，對誰來講這都是應該遵循的。

  正如剛才我講的，因為在20世紀中國歷史走了一些彎路，馬克思主義史學在這樣一個歷史環境中也走了一些彎路，這也是不難理解的。我們一方面要看到20世紀中國史學面貌由於新的歷史觀，特別是唯物史觀的引入，在性質上和成就上與過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要看到它走過一些彎路，從不太成熟的階段逐漸走向比較成熟的階段。我們這樣來看問題，就會看得全面一些。的確不錯，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過程中有過嚴重的教訓。比如說，當政治上出現了偏差的時候，尤其是「左」的思潮出現的時候，這種思潮也影響到歷史學，其直接的表現就是政治和學術的混淆，如階級鬥爭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誇大，這是無可諱言的。但是這個教訓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人們接受一個新的事物的時候，要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當中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認識、理解需要一個發展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達到完全合理的程度的。我想這是任何一個人在接受任何一個新事物時，都會有這樣一個發展過程的。

  問：有人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某些失誤或教訓歸結為與現實社會結合的過於緊密，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答：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我剛才已經講到了它走過一些彎路，有曲折、有教訓，對於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做理性的認識。所謂理性的認識，就是要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是和中國的革命、中國的建設事業緊密相連的，也就是說是和中國的歷史實際、中國的歷史前途緊密相連的，就像中國古代的史學、近代的史學是同中國古代的歷史實際、近代的歷史實際相聯繫一樣。馬克思主義史學與社會實踐的結合併不是它本身固有的特點，歷史學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是和社會結合在一起的。大家都讀過《史記》，《史記》從傳說中的黃帝一直寫到漢武帝，《史記》130篇是脫離社會的嗎？它是和社會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近代以來史學家研究邊疆史地、研究外國史地，都是和當時中國處於民族危機的形勢聯繫在一起的，和救亡圖強的現實聯繫在一起的。梁啓超不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梁啓超大聲疾呼：「悠悠萬事，惟此為大。」他認為：在當時，只有史學才能喚起民眾，使中華民族振興起來。這說明他也認為史學是和社會聯繫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與中國革命有著必然的聯繫，這並不奇怪。任何時候的史學都具有它的社會屬性和實踐的目的，只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或者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把這個觀點更明確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之上罷了。

  有些朋友對此表示懷疑，甚至予以指責，我認為這主要是對於歷史學的學科屬性不太了解的緣故。當然，也不排除有的朋友是不願意承認這一點的。不論何種原因，從科學的、求實的態度來說，都應當理性地看待這個問題，看待歷史學的屬性的問題，即一是求真，二是致用。人們過去不能夠理性地看待馬克思主義史學以外的史學，說它們都是落後的、甚至是反動的，今天人們已經認識到這個看法是不對的，應該理性地看待它們。現在有許多同行事實上已經這樣做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用理性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史學，同樣是片面的，是不對的。其實，不只是對待馬克思主義史學如此，研究任何問題都應該有實事求是的態度，都應該有理性的精神。

  問：現在有人提出「文革史學」的說法，您認為這種說法的依據是什麼？這種提法是否可以成立？

  答：從原則上講，不存在所謂「文革史學」。因為「文化大革命」本身是政治，這個政治與一般的政治不一樣，它是從意識形態到社會實踐包括全國的社會生活，都搞亂了。從學科整體上看，「文化大革命」當中沒有史學；從理論上看，馬克思主義被踐踏了、曲解了，馬克思主義被一些人按照教條主義的軌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那個時候，學術界包括歷史學界，都沒有存身的餘地了。當時，歷史學家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社會裡會存在沒有歷史學家的歷史學，這是不可思議的。也許人們會說，當時有「儒法鬥爭史」，這不是「史學」嗎？對於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久，也修正了我過去的一些說法。我認為，準確地說，「儒法鬥爭史」不是史學，是「四人幫」政治的一種代名詞，它是借用了歷史學的語言，打著歷史學的旗號，而包裝在裡面的實質是政治。所謂「從古到今貫穿著一條儒法鬥爭的線索」，販賣的是一種反動的政治。從這兩個意義上講，我不認為有所謂「文革史學」。因此，「文革史學」的提法，是不妥當的，是沒有根據的。

  這裡，我想指出兩點：第一，不能把根本不存在的所謂「文革史學」作為「文化大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名詞，以此來「證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錯誤，這顯然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不應當把「儒法鬥爭史」的泛濫看作史學成為「顯學」的標誌或時代，並以此「證明」史學不必關注社會。這顯然也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儒法鬥爭史」不是史學，這一點應當明確。其次，歷史學的屬性一是求真，二是致用。我過去寫過文章，論證求真與致用的辯證統一關係，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這家雜誌上，這裡就不多講了。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當中，還有一些歷史學家在「不合法」的情況下（至少是在不正常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對馬克思主義堅信不疑，對歷史學堅定執著，仍然在堅持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話，這種情況是存在的。顯然，也不應把這種情況稱之為「文革史學」。但這種情況表明，即使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還有一些真誠的史學工作者，在艱難的情況下進行研究工作。這種現象，證明了歷史學家本有一種精神力量，也證明了歷史學的生命力是扼殺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