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總相的認識

  問：我們也注意到您發表了很多關於20世紀中國史學的研究成果，比如，您收在《中國史學史綱》一書中，作為附錄的兩篇文章《中國史學：20世紀的遺產與21世紀的前景（論綱）》及《百年史學斷想》，還有1999年發表在《安徽大學學報》上的《新中國史學五十年的理論建設》、2000年發表在《歷史教學》上的《20世紀中國歷史學》（上、下），2002年發表在《南開大學學報》上的《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發展》等。我們還注意到陳其泰先生等撰寫的《二十世紀歷史考證學》一書，就是您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研究系列」中的一種。這部書已經引起了史學界的積極反映，這個研究系列也開始受到史學界的關注。尤其是您作為編纂工作委員會主任，負責編纂的「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叢書，在史學界有廣泛的影響和好評。請問從整個中國史學發展的角度，您是怎樣看待20世紀的中國史學的整體面貌的？

  答：這裡有一個基本的出發點，是要著眼於史學與歷史的關係。這就是說，20世紀的史學與20世紀的歷史究竟是什麼關係。我寫過一篇小文叫《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條件》，談到了這個問題。我始終認為，離開了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無法來判斷20世紀中國史學。這是一個常識問題，我們在討論問題時不應忘記了這個普通的常識。當然，史學也有它自身發展的脈絡，可是這個脈絡歸根到底還是受到歷史條件的影響。那麼20世紀中國歷史有什麼特點呢？這是一個經歷了許多重大轉折的百年歷史。我們從具體事件上講，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到全民族的抗日戰爭、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這時期的史學，大多直接或間接受到這些重大事件的影響，帶有深刻的時代烙印。新中國成立後，迎來了一段朝氣蓬勃的歷史局面，但是後來出現了曲折，有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國歷史走了很大的彎路，史學也走了很大的彎路。直到改革開放，中國歷史走上了正確的軌道。在這一時期，由於改革開放推動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外史學的交流也活躍起來，史學出現了新的面貌。同時，由於改變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所以歷史學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克服了過去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局面下的史學的某些缺陷。總之，不能離開20世紀中國歷史的具體狀況，去談20世紀中國史學的面貌。也就是說，我們要把20世紀中國史學放到20世紀中國歷史的環境中去考察，去認識它的整體面貌及其細部。我想，這是我們認識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基本原則：史學和社會的密切關係。這也應該是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因此，我是不贊成脫離歷史環境去討論史學問題的。

  問：瞿先生，根據您的研究和認識，您認為應該如何評價20世紀中國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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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在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不論成就也好，彎路也好，以至於缺點、錯誤也好，都要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中去考察。根據這樣一個原則，我們是否可以認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主要成就，是近代以來進化論的觀點引進中國史學界，被用來指導研究歷史；接著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唯物史觀也被用來指導研究歷史。這兩種新的歷史觀在思想界、史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使人們對歷史的認識有了一種新的觀念。在這兩種歷史觀當中，唯物史觀是科學的歷史觀，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使20世紀中國史學走向了科學的道路。這是我對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一個基本的認識。

  當然，在這一時期，有一些學者並沒有運用唯物史觀來研究歷史，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因為從中國的史學傳統來說，乾嘉時期歷史考證學的延續和西方的歷史實證研究相結合，產生了新歷史考證學，取得了很大成績。還有一些用進化論研究歷史的學者，我們稱之為新史學學派，同樣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曾對20世紀中國史學有過簡捷的概括：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歷史觀的進步，最主要的成就是中國通史編纂的成就，最重要的經驗是史學和社會的結合，最嚴重的教訓是史學不能失去自己的獨立品格。我現在仍然認為這四句話的概括是可以成立的。

  問：在剛才您所講的注重全局、從整體把握20世紀中國史學的基礎上，您認為應該如何梳理20世紀中國史學的脈絡、概括其趨勢？

  答：我們今天來回顧中國史學在20世紀這一百年中的歷程，怎麼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首先，是不是再考察一下我們前面所講的史學和社會的關係這個前提，在把握全局的前提下，考察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基本趨勢。這個基本趨勢，我想從它和社會密切關係當中去探討，也就是說社會怎麼樣影響到史學的變化、變革、進步，這是可以深入研究的。其次，是要從中國史學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來檢討它在20世紀當中的趨勢。歷史學自身發展的趨勢和規律，我們可以參考白壽彝先生對史學史研究概括的四個要點：歷史理論、歷史文獻學、歷史編纂學和歷史文學。這應該反映出史學自身的要求。在20世紀中，隨著社會的變化，在前一個重要因素的影響下，史學有些什麼重要變化，這是我們考察趨勢的又一個方面。再次，還要同20世紀中國史學不斷地跟外國史學發生聯繫，這比之於19世紀聯繫要多得多。因此這種趨勢還要從中外史學的交流當中去考察。對外來的東西與我們自己的優秀遺產，我們應持什麼態度？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有什麼經驗、有些什麼教訓，它也反映出史學發展的趨勢。最後，還要認識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主要思潮相互之間的關係，它們之間地位的變化。從這些重要因素的綜合中來揭示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脈絡和趨勢。在我看來，目前對於這個問題可能還沒有一個廣泛的共識。一個原因是研究得不夠，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許多同行對這方面的研究重視不夠，或者說興趣不大，這就影響到我們對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趨勢的深刻認識。我們現在應當重視這個問題。只有認清了史學發展的趨勢，我們才能給自己定位，才能夠明確努力的目標，才能談到今後發展的道路。大家都知道，巴勒克拉夫寫過《當前史學主要趨勢》，重視趨勢，這是一個很要緊的問題。我們現在恰恰對此研究得很少，我認為在這方面是要加強的。

  問：瞿先生，從1924年李大釗出版《史學要論》至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已有80多年的歷史了。您怎樣看待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答：我們說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有80多年的歷史，一個界標就是李大釗1924年出版的《史學要論》。馬克思主義史學在20世紀對中國史學究竟產生了什麼影響？我想這實際上是在問：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20世紀中國史學中究竟有什麼價值，或者說，唯物史觀對中國20世紀史學產生了什麼作用？

  關於這個問題，過去我也發表過文章，講到唯物史觀作為科學的歷史觀，給中國學者提供了正確認識歷史的理論武器，這就形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講人類社會怎樣從野蠻進入文明，而在文明時期，它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有什麼樣的階段性，每個階段有什麼特點，有什麼規律性。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發展中不同的社會形態從低級走向高級的過程，這種歷史觀使我們對中國歷史有了全新的認識。從史學上看，對歷史的認識，古代史家也提出過一些真知灼見，也探討過國家是怎樣形成的，但是有些問題他們是無法解釋的。比如，人們在一個社會中處於不同的生產關係中，這種不同的生產關係從根本上導致了人們的差別。這是過去人們不能夠揭示的，更無法去解釋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如何代替舊的生產關係。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給20世紀中國史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幫助人們認識了歷史到底是怎麼開始的，怎麼發展的。這個發展過程有些什麼階段，每個階段有些什麼特點，其間有何規律可循。這樣，我們對社會歷史就有了一個合理的認識，或者說有了一個科學的認識。更詳細的說明，你們可以參考我在《唯物史觀和中國史學發展》這篇文章中所講到的幾個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