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1]

  我在講主題以前，先簡短地講一點歷史。從2011年上溯50年，就是1961年，教育部召開了全國文科教材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教育部確定編寫一套高校教材。我們現用的部分教材就是在那次會議上確定下來編寫、出版的，並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如翦伯贊的《中國史綱》、周予同的《中國歷史文選》等。在那次會議之後，全國開始招收史學史的研究生，包括中國史學史和西方史學史方面的，史學史的學科建設開始進入新階段。今天我講的題目當然和史學史專業有更直接的關係，但是我想這些內容和我們歷史學科裡面的其他專業也有關係。作為國家行為，史學史的學科建設已經歷50年了，這是新中國教育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時期，也是我們學科建設當中很重要的時期。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這門學科是很有名的，老一輩學者張舜徽先生在這方面有很多的貢獻。像這樣的一些學科，我想都是受1961年文科教材會議的鼓舞。那麼，歷史學發展到今天，史學史發展到今天，我們是不是應該有更大的進步呢？50年來我們當然有很大的進步，但我今天主要想談談中國古代史學所取得的理論成就，題目就叫「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

  25年前即1986年，我在華中師範大學參加過一個會議，叫「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研究會」，主題是繼承與創新。在這次會議上，一些青年朋友提出一個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史學雖然歷史悠久，但是沒有理論，只有記述的史學，像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等都是記述歷史，沒有理論。當時在中年學者和青年學者對話的時候，人們向我提出了這個問題。那一年，章開沅校長六十歲，他是被邀請的中年學者之一。他自己說：「我今年六十歲了，勉強算一個中年吧！」當時我與龐卓恆、馮天瑜、包遵信作為中年學者，很榮幸地被青年學者邀請為特邀代表，我們的費用都由他們來承擔。對話的時候，章開沅開玩笑說：「你們七八十個人和我們四五個人對話，這不是「圍攻」嗎？好像影響不太好啊！」有的朋友知道我是學史學史的，就向我提這個問題了。我說這個觀點不對，中國史學這麼豐富、歷史這麼悠久、著作這麼多，怎麼會沒有理論呢？但是理論在哪裡？我說我現在說不出來，因為我們作為史學史研究工作者，研究得不夠。但是我相信，經過我們的努力，是會把中國史學的理論梳理出來的。這是1986年我在那次會議上說的，25年過去了，今天我來作這個題目的演講，內心很激動，因為我這次來到華中師範大學，是來向華中師範大學、向我們的同行、向我們的同學匯報這25年來我所做的工作，但是我這個工作也僅僅是個開始。所以我的題目是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同學們可以把它理解為我在25年後交出的一份初步的「答卷」。這25年來我做了什麼工作呢？我現在能夠講的有這麼幾個方面。第一，是我寫了一本小書——《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這本書是中華書局1994年出版的，許多同學可能都讀過。第二，是我出了一本論文集《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第三，是參與了《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的編撰工作，我和龔書鐸教授共同主編的，這部書分為上中下三卷，六百萬字。資料都是從中國古代的有關典籍里梳理、編輯的，上卷是《歷史理論》，中卷是《史學理論》，下卷是《史學史》。對於有關《歷史理論》的內容，分了十二個類別；《史學理論》分了四個大的類別，近二十個小的類別；《史學史》共分了三十六個類別。我想強調的是，我們能夠對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作這樣的分類，是第一次。這個書雖然是個資料書，但是對我們深入研究中國史學有很重要的借鑑和參考作用。第四，是我主編的《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一書，今年可能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上四件事情，都和中國史學的理論研究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說，這是我經過25年交出的一份初步的答卷。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我總覺得自己的工作有的只是開了個頭，比如，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當我開始發表這一系列文章的時候，有的青年朋友興高采烈地告訴我，說我開拓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領域。現在看來，中國史學批評領域越來越被人們重視了。

  

  以上我簡要地回顧一下歷史，以及我今天講這個題目的學術背景。下面我們就進入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