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意識與學術創新[1]

  我結合目前的學術界的情況和高等學校、我們這個學科面臨的一些問題，以及同學們在學習、研究過程中會碰到的一些問題，這樣一些現實狀況，來講這麼一個題目：問題意識與學術創新，和老師們、同學們做學術交流。

  

  這個問題我考慮得不是很多。我不講嘛，吳春梅主任跟我說，同學們還希望我講一講，我也就遵命，給大家講一講，就思考了這樣一個問題，但是思考得還不是很深。有些問題提出來跟大家一起討論，共同探討。

  按說，「問題意識」最近幾年提得比較多。我注意到中國兩院院士，他們前幾年比較多地談到這個問題，就是說作為研究者要有問題意識。這個問題我早有察覺，但是作為問題意識還是這幾年才把它提出來的。我曾經是某一高校的兼職教授，前些年我幾乎每年都要去一次，去了之後和他們青年教師座談，希望他們有些問題。第一年，沒有問題，我說希望我下一次來，大家能夠有些問題。我第二年去，仍然沒有問題。我又等了一年，第三年呢，還是沒有問題，我感到不解和困惑，記得我講了這樣的話：「怎麼可以想像，我們教師是在一個沒有問題的時間和空間裡面生活！」沒有問題，說明什麼呢？說明在科研上沒有什麼追求，在教學上也沒有追求。要是有追求，一定會提出問題。後來我看到兩院院士們談問題意識的問題，說明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了。我就想到應該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探討。我想就是這樣一個過程，所以我今天能夠講這個主題還是有一些思想基礎的。

  學術創新更是一個老問題。我們現在有個說法，叫作創新型社會，創新的理念應該很強，很突出。那麼怎麼創新？我們的博士論文有重點、難點和創新點，三個點都很清楚，現在有的博士論文登記表，上面要填創新點之一、創新點之二、創新點之三。其實，有一個創新點就不容易了。

  第一個問題，我講講什麼叫作問題意識，我沒有去查文獻，也沒有去網上搜索這個概念，我覺得現在還沒有一個很規範的定義。按我的理解，問題意識就是具有自覺地發現和提出問題的思想準備和實際能力。這裡面有好幾個關鍵詞，每一個都不能省略：自覺、發現、提出、問題、思想準備、實際能力。這是不是可以理解什麼叫問題意識。這個概念是不是很準確、很全面、很恰當呢，大家還可以討論。

  那麼什麼是問題呢？簡單地說，問題就是事物之間的某種聯繫。這個話很簡單，但是我們要發現事物之間的聯繫，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們可以這樣講，不能發現事物之間的某種聯繫，就不能發現問題。那麼這個聯繫，它有多種表現形式：互相矛盾的，或者說互相牴觸的，這是一種聯繫；互相補充的，互補的，也是一種聯繫；近似的，這兩件事物相近似，也是一種聯繫，等等。總之，我們要發現事物之間的聯繫，在某種意義上就可以說，我們發現了問題。如果不能發現事物之間有某種聯繫，我們就很難發現問題，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首先我講了「問題意識」這個概念，其次我講了「問題」這個概念。

  第二個問題，我們從哪裡獲得問題？從哪裡獲得問題，我想結合我自己的感受來談談。

  首先，應當是從閱讀中獲得。讀書，昨天我在新校區就講怎麼讀書這個問題。讀書，這是一個最直接的獲得問題的途徑。而這個問題的獲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前人的啟發。在讀書的過程中，讀到前人對我們的啟發就容易產生問題。有的同學是不是讀過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廿二史札記》中有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沒有充分展開。我現在舉個例子，比如，「漢初布衣將相」。說漢初的一些大將也好，相國也好，出身都是很平凡的，是布衣出身，他發現了這個問題，當時他沒有充分展開。近些年我們研究秦漢史的學者，有的人讀了之後就專門寫了很長的文章《論漢初布衣將相》，說漢初的布衣將相何以開創漢朝。類似這種從讀書中獲得問題的例子很多。

  其次，從資料積累中獲得問題。我們現在不大積累資料，因為我們現在更多時間是在上網。資料積累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對資料作長編，按照年代順序、時代發展順序排列之後，看彼此之間有何種聯繫。在做長編的過程中發現了這種聯繫就發現了問題。還有一種情況是要進行分類的，要進行橫向的分類，如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各大領域的分類。還有在更小的範圍內分類。在這種分類的過程中，也會發現一些問題。在資料積累的過程中獲得問題，要注意，它是經過思考和比較才能獲得的。

  再次，從理論和實踐的聯繫中獲得問題。這很重要啊，我們歷史學也不是說發思古之幽情，只會敘述過去。歷史學絕對不是這樣的。歷史學是一門非常古老而又現實的學問。我是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外國史學史我不敢說得很斬釘截鐵，但是也大同小異吧。從中國史學來看，沒有離開現實的歷史學。人們研究歷史，都是為了關注現實，都是為了觀察未來。史學上存在著直書和曲筆的矛盾與鬥爭。一個界限即是否尊重歷史事實，是否有意在曲解歷史，這是一個試金石。在理論和實踐的聯繫當中獲得問題，對於研究主體來說應該注意什麼呢？是要使主體具有關注現實的素養，史學工作者要養成關注現實的習慣，進而形成一種素養。沒有這種素養，就很難把理論或者把歷史知識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那麼就很難發現這裡面有什麼問題。我們不說更大更寬的事情，我們就說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如果不關注現實，歷史學究竟有什麼社會功能，也說不清楚，也很難使研究著作具有現實意義。剛才政治學院的張崇旺老師送我一本書，書名是《明清時期江淮地區的自然災害及其社會經濟》，這個選題有現實意義，特別對我們安徽地區，雖然說的是明清時期，但是對我們有現實意義。看起來是講歷史，但是對人們的啟發是現實的。這個問題意識很不錯，很有現實意義。這是歷史學的價值體現之一。

  最後，從史學和社會的關係中去獲得問題。我們學歷史學，有兩組概念非常重要，一個就是歷史和現實，就是過去和現在，另外一組概念就是史學和社會。不要把它說成歷史和社會、史學和現實。從這個關係去思考，去獲得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對史學的社會功能有明確認識。史學的社會功能是給人以啟發，給人以經驗教訓。對於這樣的問題我們怎麼去思考呢？

  20世紀70年代末，我讀《隋書》的時候，想到《隋書》是唐初人寫的，唐人以為隋的滅亡「大較與秦相類」，這就使我注意到把隋和秦進行比較，由此寫了兩篇文章，一是《司馬遷怎樣總結秦漢之際的歷史經驗》，一是《論〈隋書〉的史論》。在不同的歷史情形下，統治集團應該採取不同的政策。我們可以從史學與社會的關係中、從歷史與現實的關係中來獲得有益的啟示，獲得問題。

  那麼我剛才講了史學和社會的關係，史學和社會發展當中有什麼聯繫。剛才我講到歷史環境變了，最高集團應當改變自己的策略。《周易》裡面講：「通其變使民不倦。」一定要根據形勢的變化採取相應的措施，才能使民眾不感到疲倦，而感到安居樂業。

  歷史和現實是有聯繫的。今天的現實也會成為歷史，昨天的歷史在那個時候也是現實。所以，歷史和現實是有聯繫的。那麼，我們從歷史和現實的聯繫中怎麼去發現問題呢？這要求我們關注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現象。我們現在有些史學工作者不承認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要關注事物之間的規律，但不能簡單比附。

  這裡我想講一個我最近想得比較多的問題。「211」二期工程中，我主持一個項目「歷史文化認同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我認為這是我們中國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規律。我們講到歷史上民族關係的時候有兩種現象，一種是總在打仗，還有一種現象，我們以往接觸得不夠，就是在2000多年的歷史中，民族關係還有一個趨勢，就是歷史認同與文化認同。我可以舉一兩個突出的例子。比如說，金與南宋打仗打得很厲害，但是金朝在和南宋打仗的同時，大量引進中原文化，翻譯漢文經典，學習隋唐的科舉考試制度，考試的題目從五經出題。金世宗本人說：我採取這些措施，是要讓女真人都懂得仁義道德。但是我們從表面上看是在打仗，深層次是歷史文化認同。再如滿族統治者建立了清王朝，我們現在看看康熙、乾隆，他們的漢文化修養超過歷史上許許多多中原的漢族統治者。清朝非常注重民族政策，所以重要的文書用幾種文字書寫。什麼意思呢？認同。我們再看康熙、乾隆祭炎帝陵、祭黃帝陵的祭文，講政統。實際上就是歷史認同。也講道統，道統就是思想傳統，是文化認同。我們過去注意到民族之間的矛盾，沒有注意到民族之間的認同。正是這種歷史文化認同使我們中華民族五十六個民族凝聚起來。我們研究這個問題，既是在說明歷史和現實的關係，同時也是在認識歷史發展規律。正是因為不斷有歷史文化認同，所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才不斷發展。

  第三個問題，哪些問題具有創新的意義？我多次講到，這是一個很難講得清楚、講得透徹的問題。我姑且結合自己的感受講幾種情況，算是拋磚引玉吧。

  第一種情況是前人未曾提到過且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

  我想結合我自己來說。在20世紀70年代末，我又回來再做研究。當時我已經四十歲了。我的專業是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史從哪裡研究起呢？經過一年多的思考、調查，最後決定研究唐代史學。為什麼研究唐代史學？我在做學術調查的過程中就發現，唐代的史學以往研究得很少，關於劉知幾有幾篇文章，關於杜佑有幾篇文章，其他文章就很少了。可是唐代有近300年歷史，唐代是一個盛大的時代，那是一個地位非常高的時代，唐代的散文，唐代的詩歌，難道唐代的史學就只有劉知幾和杜佑嗎？當然不是。我心裡想，這基本上是一片「荒地」，我可以去拓荒啊。四十歲是一個什麼概念？「不惑之年」啊！我們現在來看，舉目望去，四十歲的博導為數較多，三十歲的博導也不少。人生是四十而不惑，我當時不僅有惑，學術上更是大惑不解。在這種情況下，確定研究唐代史學，下定決心，破釜沉舟。破釜沉舟是什麼意思？就是下定決心，不留退路。沒有時間改變，義無反顧。這是第一種情況，就是前人不曾提到過的且當時有一定的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我的《唐代史學論稿》的自序，我在自序里寫了這些心裡話。

  第二種情況是前人提到過但論說不夠全面、不夠深刻，進而我們可以提出新的研究，並提出新的見解。這種情況我們也可以看作創新。

  舉個例子，杜佑這個唐代大史學家寫的《通典》，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成書，是我國第一部制度史書。他在這裡面提到很多論點，其中一個論點提到，人們都說，夷狄很野蠻而中華很文明。他說這觀點不對，他說古時候中華和夷狄一樣落後，一樣野蠻，原話是「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那麼後來為什麼不同呢？因為中華是華夏族，他所處的地理環境比較好，因此不斷產生一些聖人，聖人出來後不斷改革遺風陋俗。而夷狄都處在邊遠地區，地理條件差，難得出聖人，所以他的陋習保存到今天。這個觀點聽起來不大對，但是它有對的地方，就是地理環境和民族地區發展有極大關係。在他那個時代，杜佑這樣來解釋民族之間的發展和差別，是很了不起的見解。這是杜佑的創見，但是他沒有展開來說。我讀到這段話很興奮，後來在他的論點的基礎上展開來說，就把杜佑的觀點發揮開了，一是稱讚杜佑的民族觀，一是以現在的地理環境與民族發展的理論來評價歷史上的民族狀況。從這個意義上講，是不是也有些創新的意義呢？

  第三個情況是前人雖然涉及過但結論是錯誤的，那麼我們起而為之糾正，這應該也是創見。

  這種情況相對地說要少一些。因為我們要完全推翻前人的論點是不容易的。再說在我們之前也有人推翻過了。我這裡舉兩個不是特別具有典型意義的例子。我剛才反覆講到了唐代史學家劉知幾，他的《史通》這部書很了不起，是第一部成體系的史學批評著作，產生在710年，8世紀初。劉知幾這個書是很高明的，但是也有不高明的地方，比如說，劉知幾批評司馬遷在《史記》中設立《陳涉世家》，因陳涉沒有後人，無世可傳，世家是寫諸侯的，陳涉也不是諸侯，不應該入世家，他就沒有司馬遷的見解高明。司馬遷是從什麼意義上來設《陳涉世家》的呢？他是從陳涉的歷史作用、歷史地位來評價的。孔子也不是諸侯，何以有《孔子世家》呢？他認為孔子建立了儒家學派，影響很大，陳涉的歷史地位也很高啊，高在什麼地方呢？秦朝末年，風起雲湧，陳涉所封的那些官員最後把秦滅掉了。所以陳涉的地位是很高的。而劉知幾制定了嚴格的體裁和體例，世家就得有世可傳，凡無世可傳就不當列入世家。所以我當時的文章是這樣寫的，我說劉知幾要「剪裁歷史以符合他的體裁和體例，而不是以體裁和體例更好地反映歷史」。而司馬遷是讓自己的書來恰當地反映歷史。當然我不是要否定《史通》，而是指出劉知幾有些觀點是錯誤的。我想這個是不是帶有創新的意義呢？

  第四種情況是發現新材料用來重新論證舊有的問題。我在研究唐代史學的過程中，碰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虞世南與《帝王略論》的關係。唐初的虞世南是「秦王十八學士之一」。唐太宗稱他有「五絕」。虞世南寫過一本書叫《帝王略論》，略述歷代帝王的事跡，然後有論。這個論，是用對話的形式，是問答體。這部書已經失傳了，但是敦煌卷子裡有殘卷兩卷半，在日本東洋文庫中有唐抄本一卷半，共四卷。王重民先生的《敦煌古籍敘錄》認為這書不是虞世南寫的，以為是村塾先生的作品，因為文字很通俗，他想：虞世南怎麼會寫出這麼通俗的東西來呢？

  我在研究這本書的時候，仍然把他看作虞世南的著作。但是王先生是著名學者，你沒有證據怎麼能說他不對呢？後來讀《史通》，發現劉知幾有一條自注——劉知幾有時自己作注釋——提及虞世南的《帝王論》，沒有「略」字，實際上是一本書。劉知幾距唐初不遠，他的話是可信的。當然，我還以虞世南與唐太宗在作秦王的時候討論歷史問題的一些文字作為旁證，進一步斷定這本書是秦王與虞世南討論問題的講稿或記錄。因此我不僅把這本書定為虞世南的著作，並且定位為「中國古代帝王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而給予較高的評價。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有很多君主，但是一直到現在，中國沒有人寫《帝王論》。我們知道，在西方，5世紀馬基雅維利就寫了《君主論》，這說明中國史學界在理論概括上、理論研究上有很多工作要做。按說中國人最有資格去寫《君主論》，中國歷史上那麼多帝王，他們在位有什麼作為、經驗、教訓、智慧，個案研究非常豐富，但是理論概括更能使人們從歷史發展上去看待「帝王現象」的全貌和本質。

  第五種情況是採用概念、範疇和問題相互配合，有系統地闡述某一研究領域的發展面貌，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新方法是很有意思但也很麻煩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有計量史學、心理史學、社會學的方法等。現在，有學者關注後現代思潮，也被視為解釋歷史的方法。從我們平常所接觸到的，常用的史學方法有歷史的方法、邏輯的方法，還有比較的方法。現在我們把很多方法歸結為解釋學的方法。我個人有個體會，用我們今天的理論和認識水平去解說前人的成就，不是把我們的看法強加給前人，這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解釋學。我有一本小書受到一些同行稱讚，這本書叫《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原來是在《文史知識》上連載，中華書局結集出版後，得到一些青年同行的歡迎，說是我的書「開闢了史學研究的新領域」。這本書是講史學批評的，在此以前沒人系統地講史學批評。同時，我在書中提到一些範疇、概念，所以能給人啟發。個案研究有方法論上的意義，理論著作因有思想指導的作用，做得好也能給人啟發，因此也有方法論的意義。

  第六種情況是有分量的商榷文章，雖然不能推翻舊說但卻提出一種新說，這種商榷文章應該也是有創見的。

  1964年白壽彝先生發表《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一文，引起很大反響。因為20世紀60年代初，當時要求在高校開設中國史學史和西方史學史課程，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和編寫在當時是很重要的問題。這年年初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其中提到這麼幾個問題：「精華與糟粕」「規律與成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篇文章在某種意義上是對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史學史研究提出新見，至今仍被看作很重要的文章。

  可見，商榷文章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是推動學術發展、百家爭鳴的形式。好的商榷文章同樣具有創新的價值。

  我們歸納以上六種情況，其中大多是結合我自己的感受和體會作為舉例說明的，我是真心和同學們作心靈的溝通，因此不避「自誇」之嫌才這麼做的。

  第四個問題，我想簡單地說說，怎樣看待創新。

  一般說來，創新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創新離不開繼承、離不開借鑑，而且我們的創新又會被新的創新代替，要建立這樣一個創新觀念，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為了突出自己的創新，而不願講繼承，不願承認前人對自己的啟發，這不是實事求是的學風。博士生也好，碩士生也好，要建立這個理念，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這是合乎規律的，不能突出自己而否認這個規律的存在。所以我們提倡：要謹慎地、有分寸地來對待自己的創新。越是這樣，別人越認同。在學術研究中，這個分寸感非常重要，分寸感也就是一個度，這個度要把握得好，不會有損失，反而贏得尊敬。

  第五個問題是，學術創新的主、客觀條件是什麼。

  問題意識和創新精神是推動學術發展的主觀動因。沒有問題意識談不上創新。所以我們把主觀動因定位在問題意識，尤其是定位在對於問題的獨立思考上。

  當然，創新既要有主觀條件，也要有客觀條件。學術創新需要社會提供寬鬆的環境。比如，當初我們的學生出國留學的機會少，現在出國機會多，可以出去看看，有什麼可以借鑑的。這就為中外交流創造了條件，眼界開闊了，創新的機會也就更多一些。正是因為這樣的時代這麼寬鬆，所以你們的創新應當多一些，應當豐富一些，同時也應當正確看待這個創新，這是對社會的報答。

  今天我講的幾個主要部分就到這裡。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

  [1] 2006年10月24日，在安徽大學逸夫圖書館第二報告廳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