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學有什麼用：中國史家的理論

  中國史家歷來重視治史與做人的關係，在這方面的認識和理論很豐富，這裡舉出幾點，供大家參考。

  （一）歷史著作的「誡世」與「示後」作用

  這裡，我想結合自己的專業特點，講一點有關傳統史學對於人生修養之重要的膚淺認識。

  史學對於人生修養的重要，這是毫無疑義的。70年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者之一李大釗在其所著《史學要論》一書中，專門寫了「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一節，以充滿激情的筆觸對這個問題做了發人深思的理性的說明。他這樣寫道：

  

  過去一段的歷史，恰如「時」在人生世界上建築起來的一座高樓，裡邊一層一層的陳列著我們人類累代相傳下來的家珍國寶。這一座高樓，只有生長成熟踏踐實地的健足，才能拾級而升，把凡所經過的層級、所陳的珍寶，一覽無遺；然後上臨絕頂，登樓四望，無限的將來的遠景，不盡的人生的大觀，才能比較的眺望清楚。在這種光景中，可以認識出來人生前進的大路。我們登這過去的崇樓登的愈高，愈能把未來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認識的愈清。無限的未來世界，只有在過去的崇樓頂上，才能看得清楚；無限的過去的崇樓，只有老成練達踏實奮進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一切過去，都是供我們利用的材料。我們的將來，是我們憑藉過去的材料、現在的勞作創造出來的。這是現代史學給我們的科學的態度。這種科學的態度，造成我們腳踏實地的人生觀[6]。

  這是以形象的比喻說明了史學對於人生之意義的深刻道理。

  李大釗說的「現代史學的研究」，是指人們用現代的科學觀點來看待歷史，進而認識到史學與人生的關係。但是，關於史學對於人生有重要意義的思想，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有古老的傳統，在中國古代史學上也有豐富的表述。《易·大畜》說：「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前言往行」，是指前人的嘉言懿行，這裡當然包含著對前人言論、行為的價值評判和道德評判；所謂「德」，不只是德行，也包含知識和識見，可以看作廣義的人生修養。「前言往行」是通過歷史文獻的記載，後人才得知道，進而得以效法，其中包含了關於史學與人生修養之關係的認識。史學批評家劉知幾著重從道德評價的角度指出，歷史上的人物，有兩種是史家要特別關注的，他說：「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7]他說的「惡可以誡世」「善可以示後」，也是從一個方面指出了史家所做的工作對於後世的人們的人生修養具有重要的意義。像這樣的認識，中國古代史家從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許多見解，顯示出中國古代史學在關乎人生修養方面有豐厚的積累。

  （二）史家對歷史人物的透視和評價及其啟示

  社會歷史進程是通過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來實現的；離開了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也就談不到任何社會的進步、歷史的發展。因此，廣義地說，「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8]。從根本上看，史學家撰寫歷史著作不能不寫人：寫人的品質、思想，寫人的行為、活動，寫人的價值，因而也就要寫到對人的評價。而人，又都是具體的人，是同他人、同社會相聯繫的具體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在史學家的筆下，總是涌動著芸芸眾生，總是有談不盡的千古風流人物。在這方面，中國古代史學有非常明顯的特點而在世界史學史上獨放異彩。這是因為，以寫大量歷史人物為特色的紀傳體史書，在幾種主要體裁的史書中居於核心的位置；而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就是最早具有這種自覺意識的史家，即把寫人作為撰寫歷史著作的重要內容來看待。司馬談臨終前囑咐司馬遷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他說的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主要是從政治上著眼的，但無疑也都以人生修養為前提，其中當然也有道德評判的含義。司馬遷繼承了父親的遺志，他在《史記》中，以本紀記歷代帝王事跡，以世家記君主們的「輔拂股肱之臣」，以列傳記「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9]的社會各階層人物，描繪出了一幅幅人物薈萃的歷史長卷。中國古代史學中的人本主義傳統，至此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撰述上奠定了基礎。先秦儒學中以人學為核心的精神，在司馬遷的史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也可以看作司馬遷倡言「成一家之言」的一個重要表現。

  中國古代史家寫出歷史上的芸芸眾生、萬千人物，並不是無序的堆砌，而是有序的組合，反映了史學家對人的透視和評價。以「二十四史」為例，它們的列傳，大致可以劃分為雜傳和類傳：雜傳是以一人為傳，或以事跡相關聯者合傳；類傳是以同類之人合傳的，有的也以民族、藩鎮、外國列於類傳。從中大致可以理出三個序列的頭緒來：一是角色序列，二是事功序列，三是道德序列。雜傳主要反映歷史人物的事功；類傳中的大部分是反映歷史人物各具特色的社會角色，如《史記》中的儒林、遊俠、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傳；另外一部分則可歸於道德序列，如循吏、酷吏、俊幸等傳。《漢書》以下，類傳名目多有損益，但基本格局不變。當然，這三個序列並不是在實質上可以截然分開的，它們之間有內在的聯繫：以事功入史的歷史人物，無疑也扮演著一定的社會角色，也都應受到道德尺度的衡量；以角色入史的歷史人物，也會受到社會和歷史對他們的功過與道德的評判；而一定的道德的體現者，歸根到底，也在扮演著某種社會角色。只有我們既注意到這種外在的劃分，又注意到它們的內在聯繫，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史學家筆下的萬千人物原是一個有序的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史學家在寫歷史人物的時候，既按照一定的序列讓他們各自「歸隊」，並對他們採取嚴肅的批判態度，即使是帝王也不例外；同時，史學家也往往對他所寫的歷史人物傾注著自己的感情，哪怕是雞鳴狗盜之徒也是如此。大凡出色的史學家，都是在充分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把歷史人物寫得栩栩如生，「再現」在讀史者的面前，可聽其言，可觀其行，以致產生「誡世」和「示後」的社會作用。這就是史學對於人生修養有極重要的啟示的緣故。

  （三）史學對於人生修養的重要：治身與治世

  從古代史家反覆闡述的思想來看，史學對於人生修養的重要雖表現在許多方面，但可以概括為治身治世這兩個方面。王夫之解釋《資治通鑑》這部歷史名著的名稱時說：「鑒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10]從治身治世的要求來看，史學可以提供用之不盡的資源。這個認識，可以上溯到司馬遷對《春秋》的解釋，而在其後的史學家中不斷得到發展。司馬遷根據儒家的思想傳統，闡說了《春秋》之旨在於「治人」。他認為：「《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又說：「《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11]從今天來看，這些論點多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原則出發，實不可取；但其合理的內核，是闡述了史學跟人生修養的關係，任何人概莫能外。換句話說，《春秋》中所蘊含的「道義」「禮義」原則，是對所有的人都有教育意義的。司馬遷的這個認識，對其後的史學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元代史家胡三省在論到《資治通鑑》對於人君、人臣、人子的關係時，指出了它對於人們的「自治」「防亂」「事君」「治民」「謀身」「作事」的重要性。這幾個方面，實可用治身、治世來加以概括。對於政治人物來說，「事君」「治民」本是一種政治修養，是人生修養的表現形式之一。同時，胡三省不贊成一種流行的說法，即「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他認為：「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軟？」[12]他認為，把歷史書僅僅看作記載過去的事情，是片面的看法，也是一種膚淺的看法。胡三省在批評這種看法的時候，正確地指出了「道」與「事」是不可彼此脫離的，即「道」寓於「事」中，人們可以從對於「事」的認識中總結出、提煉出「道」。因此，人們讀史，不只是要知道關於過去的事情，還應該通過了解過去的事情獲得理性的認識，即達到對於「道」的認識。因此，史學對於社會、對於人生是不可缺少的。在胡三省之後，清初史家王夫之進一步闡述了《資治通鑑》的社會作用及其對於人生的意義。它解釋《資治通鑑》之「通」的含義說：「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13]如果聯繫上文中他關於治身治世的論點，那麼，所謂「國是」「民情」「邊防」等主要屬於治世，「君道」「臣誼」「臣節」「行己」「守正」「自淑」「誨人」等主要屬於治身；當然，治身、治世，也不是截然劃分開的。

  從司馬遷論《春秋》到胡三省、王夫之論《資治通鑑》，都強調了史學中蘊含的「道」，即「春秋以道義」「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可以知道而樂」等，指出人們通過讀史而認識「道」的重要性。清人龔自珍更是明確地提出了「欲知大道，必先為史」[14]的論點，進一步肯定了「出乎史，入乎道」這一思想修養的法則。唯有從歷史中認識到「道」，才能對人生、社會、歷史前途有比較正確的認識，抱著積極的態度。王夫之說的「可以知道而樂」，正是反映了這種認識和人生態度。

  不論是從歷史人物可以「誡世」、可以「示後」的作用，還是從歷史事件、歷史進程中可以認識到蘊含於其中的「道」，都證明了史學對於人生修養的密切關係。概括說來，不論是蓄德，還是明道，都跟治身、治世分不開，都對人生修養有直接的啟示和教育的意義。劉知幾在闡述史學的功用時，實際是落腳在史學對於人生修養的價值這一基點之上的。他寫道：「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15]從今天的認識看，史學的社會功用，倘能真正落腳到提高人的修養與素質上，那就無愧是「生人之急務」「國家之要道」了。然而，從更大的範圍來說，我們在認識上和實踐上，都還沒有能夠做到這種程度，這對於全民族的精神素質、文化素質的提高是不利的。我們應當認識並且相信，史學在這方面是有很大潛力的。李大釗、毛澤東對此都有精闢的論述，結合史學遺產重溫他們的有關論點，對我們更加自覺地發揮史學的社會功用，是有教益的。

  時下，有各種各樣的新編著的歷史人物的傳記廣泛流行，如名君、名臣、名將、名師、太子、后妃、宦官、奸臣等。這些傳記彙編所反映的，是著眼於不同的社會角色，是普及歷史知識所需要的。我建議我們的出版社，可否選編、出版這樣一部書，即從傳統史學的豐富的人物傳記中，選出在不同方面有突出嘉言懿行之歷史人物的傳記一二百篇，每篇增以簡注、短評，彙編成冊，書名就用魯迅說的：《中國的脊樑》。這或許就是一本關於傳統史學與人生修養的生動的、形象的教材。

  [1] 1999年12月7日，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的演講。

  [2] \[法\]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張和聲、程郁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10～11頁。

  [3] \[法\]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11～12頁。

  [4] \[法\]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12頁。

  [5] \[法\]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23頁。

  [6]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全集》第四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7～408頁。

  [7] 劉知幾：《史通》卷八《人物》，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0～221頁。

  [8] 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頁。

  [9]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9頁。

  [10]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敘論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15頁。

  [11]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7～3298頁。

  [12] 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資治通鑑》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4頁。

  [13]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敘論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14頁。

  [14]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1輯《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頁。

  [15]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0～2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