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學有什麼用：一個西方歷史學家的回答

  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這是我們認識治史與做人的基礎。

  

  20世紀40年代，法國年鑑學派的大師之一馬克·布洛赫有一部沒有最終完成的著作——《歷史學家的技藝》，也稱為《為歷史學辯護》。今年是他遇難55周年，我們對他表示深切的紀念！

  這書《導言》的第一句話是：

  「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麼用？」——這是作者的小兒子向他提出的問題。作者寫道：「童言無忌，他的發問恰恰是針對史學存在的理由而言的。」又說：「『歷史學有什麼用？』這個問題已遠遠超越了職業道德之類的枝節問題，事實上，我們整個西方文明都與之有關。」

  布洛赫主要從三個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

  第一，史學的魅力、美感和詩意，激發人們對於歷史的興趣。布洛赫指出：

  歷史（學）的魅力首先觸發人們對歷史的興趣，繼而激勵人們有所作為，它的作用始終是至高無上的。單純的愛好往往先於對知識的渴求。人們往往是在一種本能的引導下從事自己的工作，事先並不完全意識到它的結果，這在思想史上不乏其例。

  ……

  系統嚴謹的研究一旦展開，歷史的魅力也不會因此而大為遜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史學家都能證明，無論在研究的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這種魅力。其他任何腦力勞動同樣如此，而歷史自有其獨特的美感。歷史學以人類的活動為特定的對象，它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千姿百態，令人銷魂，因此它比其他學科更能激發人們的想像力……我們要警惕，不要讓歷史學失去詩意，我們也要注意一種傾向，或者說要察覺到，某些人一聽到歷史要具有詩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為歷史訴諸於感情會有損於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然而，如果說，普遍永恆的魅力幾乎是歷史唯一的存在理由，如果說，歷史像橋牌和釣魚一樣，僅僅是一種有趣的消遣，那麼，我們費盡心血來撰寫歷史是否值得呢？我這裡的意思是，秉筆作史絕非易事，要講究史德，實事求是，盡最大的可能探究歷史潛在的因素……歷史包羅萬象，任何一個繁瑣的枝節問題都可能虛耗人一生的光陰，如果其目的僅僅是為了給一種娛樂罩上令人難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麼，理所當然要被斥為濫用精力，濫用精力則近於犯罪。否則，要麼只有勸說有能力從事更好職業的人不要去搞歷史學，要麼就必須證實歷史（學）作為一種知識的存在理由。[2]

  第二，作為知識，歷史學具有求知的合理性。布洛赫這樣寫道：

  究竟是什麼構成了求知的合理性？

  正統的實證主義認為：一種研究的價值必須以它是否能促進行動來衡量。我想，今天是不會有人以這種口吻來說教了吧。經驗告訴我們，不可能在事先確定一項極抽象的研究最終是否會帶來驚人的實際效益。否認人們追求超物質利益的求知慾望，無疑會使人性發生不可思議的扭曲。既使歷史學對手藝人和政治家永遠不相關，它對提高人類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僅這一點也足以證明歷史學存在的合理性……

  激發人類思維的，不僅是力求「知其然」的欲望，而且是想「知其所以然」的欲望。因此，唯有成功地解釋想像王國相互關係的科學，才被認為是真科學……現在，人們把賣弄學問當作一種娛樂或癖好，不過……這根本不是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東西。既使歷史學不具備任何促使行動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躋身於值得我們為之努力的科學之列。它不是一個支離破碎、難以闡釋的學科，而是一門分類適度、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學。[3]

  第三，史學的主題是人類本身及其所為，因而必然具有社會實踐的意義。布洛赫認為：

  當然，不容否認，如果一門科學最終不能以某種方式改善我們的生活，就會在人們眼中顯得不那麼完美。而且，就歷史學而言，不正是這種情緒使我們感到更特殊的壓力嗎？因為，史學的主題就是人類本身及其行為，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顯然在於增進人類的利益。事實上，一種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們幾乎本能地要求歷史指導我們的行動，因此，一旦歷史在這方面顯得無能為力之時，我們就會感到憤慨……歷史的用途（指嚴格的實用意義上的「用途」一詞），這個問題不應與歷史的嚴格意義上的理智合法性混為一談。而且，按理說，我們應當首先了解它，其次才談得上「用」。常識表明，我們不再迴避這個問題了。[4]

  從本質上看，歷史學的對象是人。還是讓我們把它稱為「人類」吧。複數比單數更便於抽象，相對而言，複數的語法形態更適用於一門研究變化的科學……歷史學所要掌握的正是人類，做不到這一點，充其量只是博學的把戲而已。優秀的史學家猶如神話中的巨人，他善於捕捉人類的蹤跡，人，才是他追尋的目標。[5]

  總之，這位年鑑學派的元老所說的這些話，對於我們認識歷史學存在的必要及其價值，是很有啟發的。下面，我們來看中國史家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