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怎樣看待歷史學的社會功能？這個問題在中國史學上討論了很多年了，在唐朝，一個著名的史學批評家劉知幾，其著作《史通》裡面就講到過這個問題了，史學有什麼用呢？劉知幾做了一個簡單的推理，他說，歷史過去了，有的人已經去世了，甚至墳土未乾，我們不知道這個地方埋的是誰，他究竟是做了好的事情還是做了不好的事情，這些我們都難以知道了。墳土未乾我們就不能判斷了，何況是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以前的事情呢？劉知幾說，幸好我們有歷代史學家的著作告訴我們，哪些人做了什麼事情，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哪些人做了什麼事情，是阻礙歷史前進的，劉知幾原話說，因為「史官不絕，竹帛長存」，歷代的史官一代代傳下來的史書，有的書寫在竹簡上，有的書寫在帛書上，所以今天在書房裡面讀歷史書，歷史上有哪些人做了些什麼事情，我們能夠說清楚，我們可以從史書當中讀到許許多多的人，進而「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這樣我們就增強了自省精神。劉知幾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史之為用，其利實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生人，就是生民，廣大的民眾，生人之急務，不是不緊急的事情，而是緊急的事情，也就是說重要的事情；國家之要道，在國家層面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劉知幾為什麼說這個話呢，可見當時就有人不重視史學，所以劉知幾才會發這樣的感慨。中國更早的先賢，在《易經》裡面就有這樣一種說法，「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子，就是有修養的人，有修養的人應該多識前言往行。前言往行，我們可以理解成先賢的言論和行為，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歷史，多了解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即積累自己的德。這個德，不僅僅是道德的德，還應該包含見識、見解，我們可以理解為修養。一個人要有修養，要多識前言往行，現在我們講優秀的傳統文化，優秀的遺產，還離不開優秀的前言往行。這樣說來，我們的傳統就很早了，可以從西周講起，到清朝中後期，有一位思想家、詩人、史論家、文章家龔自珍，他有句名言，或許大家都聽到過：「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這個「道」在中國有很多古代解釋，我們可以理解成道理、準則、法則。欲知大道，我們可以理解成要懂得治理國家、管理社會這樣的道理，就必先為史，就必須先學習和研究歷史。《龔自珍全集》里談到歷史和史學的地方非常之多，我還經常引用龔自珍講過的這樣一句話，他說，「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當以良史之憂憂天下」。要用歷史上好的優秀的史官、優秀的史學家的憂患意識，學習他們的憂患意識，來憂我們當今的天下，關注我們當今的天下。為什麼要憂呢，因為有了憂患意識，才能夠去設想我們要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改進我們的工作，來推動社會的發展。憂患意識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優良傳統，順利的時候，不要忘記憂患，艱難的時候，更要有憂患意識，所以我們說，從易經到龔自珍，這兩三千年中，人們對於歷史學的重視，從來沒有中斷過。

  我們今天就不細講中國的優秀傳統了，在國外，近代以來的歷史情況也是如此。法國年鑑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馬克·布洛赫寫過一本書，《歷史學家的技藝》，此書開篇就談到，他的孩子問他，你研究歷史，歷史有什麼用啊？馬克·布洛赫回答了這個問題。我翻閱這本書後，毫不誇張地說，真是拍案叫絕。為什麼拍案叫絕呢，他所做的一些分析和我們古代史學家所講的話頗多相似。可見，中西方對歷史的認識有一種共通之處，這是由歷史學本身所決定的。在美國，我推薦大家看幾本書，同樣是對待這個問題，美國每一位新任的歷史協會主席的就職演說，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歷史學同我們的生活的關係的，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回答這個關係的。這套書有一本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當時還標為「內部讀物」。20世紀80年代我們研究美國史的朋友又翻譯了一本書，大概就收錄到了80年代末。我們看到西方歷史學家討論整個歷史同現實社會的關係，史學和我們人生的關係，我看這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這個工作他們現在沒有往下做。總的來說，古往今來，史學有什麼功用，這是大家都關注的一個問題，而且從不同的角度都做出了回答，這是我們不應該迴避的一個問題，而且應該自覺地尋求這方面的答案，提升我們的思想境界，明確我們自身同歷史學到底有什麼重要關係。剛才我講到，根據我的膚淺認識，歷史學的功用是多方面的，但歸根結底就是幫助人們認識了歷史，認識了歷史，才談到以下各種各樣的工作，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