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近代史學的特點

  現在再來看中國近代史學的特點。這裡說的「近代」，是指1840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109年的歷史。

  第一，從關注朝代興衰到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存亡。

  第二，從樸素的進化觀念到引進西方的進化論。

  中國古代史學中包含著豐富的樸素進化思想，但未形成理論體系。梁啓超於1901年發表《中國史敘論》、1902年發表《新史學》，對中國古代史學進行全面的批判。這兩篇文章可以視為中國學人希望創建「新史學」的宣言書，這在20世紀的前30年中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功績在於引進西方進化論用以觀察歷史的理論和方法，其缺陷是完全否定中國古代史學遺產。這兩點所產生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史學上都是不可忽視的。

  第三，從重視史家修養到重視學科建設。

  中國古代史學在史家修養方面很受重視，清代史家章學誠在總結唐代史家劉知幾「史才三長」的基礎上，提出應重視「史德」的見解，這可以看作對古代史家修養論的總結。1924年，梁啓超出版了《中國歷史研究法》，李守常（大釗）出版了《史學要論》，這是兩部帶有近代史學理念和關於歷史學學科建設的理論著作。《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續作《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主要討論對歷史材料的處理及各種專史的做法，在歷史觀上比較混亂。《史學要論》一書以唯物史觀為宗旨，闡述歷史與史學的區別，討論了史學自身的體系及其在科學中的地位，研究歷史對人生和社會的意義。在此前後，類似著作或評介之書甚多，在學科建設上各有一定的作用。劉澤華教授主編的《近九十年史學理論要籍提要》一書[2]，對此有較詳細的評介。

  

  第四，從歷史考證的繁榮到科學方法的提倡。

  中國古代史學自兩宋以下，考據之風不斷發展，至清朝乾嘉時期走向極盛。錢大昕、王鳴盛、趙翼、崔述等成為著名的考史學家。中國近代史學承此風尚且有新的發展，這就是對「科學方法」的倡導。胡適在近代史學上的貢獻，主要之點在於他是首先倡導「科學方法」的學者。胡適認為：

  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在歷史上，西洋這三百年的自然科學都是這種方法的成績；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也都是這種方法的結果。[3]

  在過去，史學界對「大膽的假設，小心地求證」曾有嚴厲的批評，但通觀上文，所謂「假設」，是否也有包含「問題意識」的因素，正是在這一點上，近代的科學方法和古代的歷史考據有所不同，從而形成了新歷史考證學派並取得了重大成就。

  第五，近代學校教育和近代學術研究機構的發展，以及近代報刊的創辦，極大地推動歷史研究的深入和史學的社會化進程。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漸多了起來，並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學的重要領域。

  第六，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外史學交流進入更加活躍的階段，中國史學加快了吸收外國史學成果的步伐，一些接觸過西方史學的史學家在介紹西方史學的同時，也嘗試著把中西史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和撰述。在這方面，有一些個案研究，但從大的歷史背景做整體上的把握，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